在1955年9月的開國將帥大授銜中，從四野走出的將帥數量無疑占據了“榜首”位置。

在1614名將帥中，僅四野就有521名，其中包括2位元帥、3位大將、19位上將、57位中將和440位少將。

當然，也有像程子華、李運昌等一批功勛卓著的將領，因授銜之前已不在軍中任職而未參與授銜工作。這之中，比較特殊的是曾在解放戰爭初期任東北民主聯軍7縱政委的陶鑄。

低調務實、不顯山露水的他雖未授軍銜，卻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奉調入京，成為政治局中排名第四的常委人員，一度超越了昔日東野的羅榮桓、劉亞樓和譚政等人。

陶鑄出生在湖南祁陽縣石洞源鄉的一個貧困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辛亥時期的“老革命”，后因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而慘遭北洋軍閥殺害。

為此，陶鑄不得不提前輟學，當起了木匠來養家糊口。隨著大革命時代的到來，心潮澎湃的陶鑄當即放下手中的工具，前往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報考了黃埔軍校。

1926年6月，陶鑄進入黃埔五期就讀，同年10月正式升入黃埔軍校軍官班步科學員，成了徐向前、陳賡等人的小學弟。

大革命失敗后，陶鑄先后參加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后輾轉回鄉秘密從事兵運工作。從1929年開始，他先后在福建漳州、廈門和福州的“白區”工作，動員工人和農民發起武裝暴動，鞏固革命根據地力量。

陶鑄組織能力突出，短短幾年間陸續建立了閩南工農紅軍游擊總隊和閩東武裝自衛隊，未來華東野戰軍的王牌部隊第20軍和23軍，都與陶鑄昔日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以至于陳毅本人曾不無感慨的對陶鑄說：

除了創建軍隊，陶鑄在隱蔽戰線上的工作能力也很出眾。

1930年5月25日，他一手指揮了震驚全國的廈門劫獄斗爭，親率“特務隊”11名隊員從敵人戒備森嚴的廈門監獄里成功營救出劉端生、陳柏生等40多位同志，整個行動只用了20分鐘，行云流水、一氣呵成。更重要的是，自身無一人傷亡。

不過，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1933年5月，剛被調往上海工作的陶鑄就因叛徒出賣而被關進了國軍憲兵司令部。而這一關，就是漫長的4年時光。

獄中的陶鑄不僅保持了忠貞氣節，還系統的學習了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藝和一系列馬恩著作，以至于后來的他多次戲稱自己是“監獄大學”畢業的。而有了這次的“沉淀”，陶鑄也有如脫胎換骨般得到了能力提升。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周恩來、葉劍英的交涉下，陶鑄被營救出獄。不久后按周恩來的指示前往鄂中開展敵后游擊戰斗爭。在湖北，他先是聯系到自己曾經的學生——地下黨員蔡松云，在對方父親的幫助下設法購買了8支槍。

憑借著這8支槍的“原始股”，陶鑄發展出了規模達3000多人的游擊隊并創建了鄂中抗日游擊根據地，樹起新四軍的抗日旗幟。

從1939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東、鄂中等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力量相繼統一起來，形成了豫鄂邊抗日根據地。

對于陶鑄領導創建鄂豫邊抗日根據地的歷史性貢獻，李先念曾在后來不無感慨的評價道：

自此之后，陶鑄領導的這支武裝力量并入了南下的新四軍5師中。解放戰爭爆發后，新四軍5師經中原突圍，一部分編入西北野戰軍，大部分則成為中原野戰軍的主力。

1940年3月，前往延安參加七大的陶鑄，因會議暫緩召開而被留在延安，等待正式分配工作，之后陸續擔任了軍委秘書長、總政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等職。

1945年6月，抗戰已接近尾聲之時，陶鑄再次被毛主席委以重任，前往湘豫桂邊區發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只是，尚未到達目的地，陶鑄便接到了“日夜兼程前往沈陽”的最新指示。

此時的東北在蘇軍出兵的配合下已順利收復，而雄厚的工農業基礎和緊靠蘇聯的地緣政治優勢，又注定它將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在“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的指引下，東北亟需大量軍政人才，尤其是陶鑄這種文武雙全的人才。

接到命令后的陶鑄沒有絲毫猶豫，火速率十幾人的工作隊日夜兼程。在錦州遇到了林楓率領的干部隊后，又一同乘火車長途跋涉1個月，最終在當年9月中旬到達了沈陽。

到達東北后，陶鑄僅用了一個月時間，便在遼寧建立起4個保安旅和1個工人訓練總隊、1個回民支隊和沈陽市公安大隊。不久后，以這些部隊為班底，東北民主聯軍遼西軍區和西滿軍區得以創建。

而陶鑄在搞好根據地創建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時，又兼任了東野7縱政委，配合司令員鄧華指揮部隊參加四平和彰武之戰。在四野的“政委”序列里，既領軍又治民，既管擴軍又管后勤的，恐怕也只有陶鑄一人了。

遼沈戰役后，陶鑄隨東野參加了解放平津的戰役。在北平城下，他被委任為和傅作義談判的解放軍前線司令部全權代表。

面對當時首鼠兩端、左右搖擺的傅作義和北平城內肆虐橫行的特務，陶鑄還是竭盡全力為和談下了汗馬功勞。以至于傅作義本人在事后給了他一個“能文能武”的高度評價。

平津戰役結束后不久，陶鑄又組織和率領南下工作團隨四野南下追殲國軍殘部，同時接管地方政權。先后擔任了武漢軍管會副主任、華中局委員、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要職。

新中國成立后，卸下軍裝的陶鑄在中南地區再次展現出“文武全才”的能力，尤其是在主政廣西期間，僅用了不足半年時間就取得了“清匪反霸”工作的全面勝利，堪稱是個不小的成就。

除此之外，一向艱苦樸素、嚴于律己的他，每逢見到奢靡不正之風，總要下決心進行一番整治行動。

1961年，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在湘南視察工作時就定下了“鐵的紀律”：無論到何地視察，一律不準招待，不吃雞、肉、魚，只吃素菜，發現超過規定的飯菜，立即撤走。

聯想到古人常說的“立功、立言、立德”之語，陶鑄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是近乎無可挑剔的。

在“立功”方面，陶鑄軍政一把抓，為全國革命的勝利下了卓越貢獻。解放后又長期耕耘在地方，為地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立下功勛。

在“立言”方面，陶鑄不僅拿得起槍，還拿得起筆，寫得一手好文章。他一生詩文無數，質量上佳，散文《松樹的風格》更是家喻戶曉、膾炙人口。

在“立德”方面，陶鑄公正無私、一心為民，不講排場，不講特殊、艱苦樸素、不忘初心，是不可多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無可挑剔的才能和品格，使得陶鑄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破格選入政治局。而毛主席在審定名單時，還專門用紅筆將陶鑄排在了前列，可見對他的肯定與器重。

能從名將如云的第四野戰軍中脫穎而出，陶鑄絕非偶然。不顯山不露水的他，在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卻是無可替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縱隊政委”不過是他眾多身份中的一個，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