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從天水到杭州，事情太多，導致我一直想寫的話題沒機會寫。今天，就來聊聊7月7日人民日報呼吁“同志”重回我們的生活一事。

原文當中有一段如此寫道：

“稱呼自有其潮流，隨時代而動。譬如‘同志’，在民風淳樸的年頭，人們不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里，都講究人人平等，因而‘同志’這種一視同仁的稱呼也被長久使用，且‘同志’也有志同道合之感。”

首先，作者對同志的稱呼定性是“民風淳樸的年頭”，這就已經是大大的褒義。

而且還有“人人平等”這樣一個定性，就更是將“同志”的寓意褒揚到無以復加。

不過，果真如此么？

在以“同志”稱呼為主流的年代，“民風淳樸”是真的，但有特定的條件和代價，“人人平等”就更是一個偽命題了。

那時候的民風淳樸，主要是因為在平均分配的體制下，大家無欲無求，也“無憂無慮”，一起勞動，在打麥場上勞動之余唱唱歌。對于城市的工人來說也類似，只需要安心工作，心無旁騖。

但那種民風淳樸，是有代價跟條件的。

我爺爺奶奶就完整經歷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同志時期”，父輩們也經歷了一半那樣的時光，他們告訴我的記憶就只有一個：窮。

還有一個記憶：餓。

“民風淳樸”當然是真，那時候甚至路不拾遺，但代價是大家一起窮。我們的歷史課本也早已講過，到了1970年代末期，國民經濟已經快到了崩潰的邊緣，難道呼吁重回“同志”時代的人，忘了這一切？還是說他們在那個年代根本就沒吃過苦？

那么又該怎么看待“人人平等”？

那時候是平等，但只是相對不同的階級而言。農民跟農民是平等的，工人跟工人是平等的，干部跟干部是平等的。

但農民無法變成工人，工人也很難變成干部。從受教育權、自由遷徙權到財富分配權，都是不平等的。

那時候的小說《陳奐生上城》，陳煥生這個農民進城買帽子，歷經曲折后差點成為“盲流”，幸虧曾經在村里插過隊的縣委書記吳楚發現了他，把他安頓在招待所（沒有介紹信農民是不可能住的）。

醒過來的陳奐生，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當他發現住一晚上的錢相當于兩頂帽子時，十分心疼。他重新回到房間，想到自己花了五塊錢，就大搖大擺地穿著臟鞋走進去，然后，毫不客氣地坐在太師椅上，倒了一杯開水吃自己帶來的餅。看到彈簧太師椅（沙發）竟然沒有癟下去，便故意使勁坐了三次。他把提花枕巾拿起來擦了臉，然后衣服也不脫，蒙上被頭就想睡。到底還是買帽子要緊，于是直奔百貨公司，把剩下的本錢買了一頂帽子。

回村之后，陳奐生把城里見到的稀奇事講給眾人聽。結果，他的地位明顯提高了，做事也比以前方便了。

那就是稱呼“同志”的時代，農民也把縣委書記稱作“同志”，問題是，真的“人人平等”么？

所以，只能說人民日報的這個呼吁，是一種烏托邦。是在一種局部的、有前提的烏托邦想象之中，提出了“同志”稱呼回流的建議。

咱們且試想一下，現在如果真的重新稱呼同志了，會發生什么？

送外賣的來了：“同志，您的外賣！”

在海底撈：“同志，需要加湯嗎？”

……網上還有個段子，在足浴中心：“同志，您本次消費698元，請問是刷卡還是現金？”

搞笑之余，為什么我們會覺得荒誕？

因為“同志”這個稱呼的特定時代色彩早已遠去了，它并非一個簡單的稱呼，而是代表了一整套的產權體制、分配體制、階級體制。當改革開放以后，這些體制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同志”這個稱呼就已經和時代不相符了。

其實人民日報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是呼吁時代變得更平等、人性變得更淳樸，動機沒問題，但試圖通過稱呼的改變來實現，實在是本末倒置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如果想要更平等，那就應該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養老金，應該貫徹勞動法，杜絕延長工作時間，提高法制環境，保證人人都可以受到法律的公平對待。

如果想要人性更淳樸，那就應該在兒童教育中以“愛身邊的人”為主題，以人人互相尊重為導向，從法律上鼓勵見義勇為、扶助他人和正當防衛。

就應當不再以GDP為發展目標，而是以建立每個人都有的尊嚴為發展的衡量標準。

而不是指望通過“同志”稱呼的回歸，解決這些問題。

畢竟，嘗試建立烏托邦的代價，我們早已承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