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魏國大將鄧艾，帶著一支奇兵，愣是從沒人走過的陰平小道翻山越嶺，直接空降到了成都城下。這一下，可把滿朝文武都給干懵了。

成都城里，空氣壓抑得能擰出水來。后主劉禪，穿著一身明黃色的龍袍，坐在那冰冷的皇位上，心里估計比誰都亂。想當年，他爹劉備、相父諸葛亮在這宮里運籌帷幄，何等意氣風發(fā)。可現(xiàn)在輪到他，只剩下四面楚歌。

城墻還堅固，糧草也還能再撐一陣子。可劉禪沒選死磕，他開了城門，降了。

這一下，后世的罵名就跟潮水一樣涌過來了。“扶不起的阿斗”、“樂不思蜀”，各種帽子一頂一頂?shù)赝^上扣。大家覺得，這哥們兒太沒骨氣，太慫。可換個角度想想，你要是劉禪，在那一刻，真能穩(wěn)得住嗎？

說實話，這位在白帝城接過千斤重擔的皇帝，大半輩子都活在“托孤”的影子里。諸葛亮在，大小事都有人扛著，他更像個“蓋章”的。等諸葛亮一走，他身邊再沒有一個能鎮(zhèn)得住場子的強臣，反倒讓黃皓這種宦官鉆了空子。你說他糊涂吧，他剛親政那幾年，史書上還留著他“開明納諫”的記載，對蔣琬、費祎這些棟梁也還算信任。可要說他精明吧，他又眼睜睜看著黃皓把朝堂搞得烏煙瘴氣。

局外人罵得痛快，可局內(nèi)人的苦，誰能體會？

鄧艾進了成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皇宮檔案庫，進行接收工作。就在那里，他翻出了一本“士民薄”，也就是當時蜀漢的戶口本和全國資產(chǎn)負債表。

鄧艾當時是什么反應？史書沒細寫，但我猜他看完，肯定得倒吸一口涼氣，后背發(fā)麻。因為那上面疏疏落落的幾個數(shù)字，把蜀漢的底褲都給扒干凈了。

這本薄冊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蜀漢全國，總共二十八萬戶，人口九十四萬。能上陣打仗的“帶甲將士”，只有十萬零二千人。

九十四萬是什么概念？同一時期，東吳有五十二萬戶，人口二百三十萬；而塊頭最大的魏國，更是有一百零三萬戶，人口四百四十三萬！

看到這組數(shù)據(jù)，你還覺得蜀漢的滅亡，僅僅是因為劉禪一個人的軟弱嗎？

鄧艾，作為一線總指揮，對戰(zhàn)爭的理解肯定比咱們深刻。他看著這本薄冊，心里瞬間就通透了：這仗，沒法打。不是諸葛亮不給力，是這蜀漢的家底，實在太薄了。

咱們總說諸葛丞相“六出祁山”，聽著特別悲壯。可這悲壯背后是什么？是每一次北伐，都像從蜀漢這塊本就貧瘠的土地上抽血。青壯年勞動力一批批地開赴前線，很多人再也沒能回來。后方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社會發(fā)展，幾乎陷入停滯。

史書《華陽國志》里有四個字，形容當時蜀漢的經(jīng)濟，叫“唯仰錦耳”。什么意思？就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基本上就指望賣蜀錦這點奢侈品了。一個國家，淪落到靠手工業(yè)品來維持軍費，這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得有多畸形，多脆弱？

諸葛亮是個千古奇才，這沒人否認。他搞內(nèi)政，發(fā)展生產(chǎn)，那是相當有一套。可他終究不是神，他變不出人，也變不出糧食。面對這種人口和國力的碾壓性劣勢，他能做的，也只是在有限的框架內(nèi)，拼盡全力去延緩這艘破船沉沒的速度。

很多人說，諸葛亮太執(zhí)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有人說，不北伐，以攻為守，蜀漢內(nèi)部的軍心士氣馬上就得散，死得更快。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無論哪種，都改變不了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蜀漢的國力，已經(jīng)經(jīng)不起任何折騰了。每一次北伐的糧草消耗，兵員損失，都讓這個國家的元氣傷得更重一分。

知道了這個家底，你再看劉禪的投降，是不是多了幾分理解？

當時成都城里，人心早就散了。姜維在外頭聽說魏軍來犯，急急忙忙上疏，讓劉禪趕緊派兵去守住險要關口。結(jié)果呢？劉禪聽了黃皓的話，壓根沒當回事，居然跑去問神婆。神婆說沒事，魏軍打不過來。他就真信了。這事兒聽著是挺荒唐，也確實是他執(zhí)政生涯的一大污點。

可等到大軍兵臨城下，夢醒了，該怎么辦？是選擇讓城里僅剩的老弱婦孺和那十萬疲憊之師，去跟鄧艾的精銳部隊做最后的困獸之斗，把成都變成一片焦土，血流成河？還是選擇放下皇帝的尊嚴，保全這一城百姓的性命？

這是一個電車難題，沒有完美的答案。后人站在道德高地上，當然可以輕松地說，應該戰(zhàn)斗到最后一個人，那叫氣節(jié)。可對于身處其中的劉禪和成都百姓來說，活下去，或許才是最樸素的愿望。

別忘了，蜀漢這片基業(yè)是怎么來的。是從荊州失守，關羽敗走麥城開始，第一塊骨牌就倒了。然后是張飛遇刺，劉備盛怒之下傾國東征，結(jié)果被陸遜一把火燒光了最后的精銳。夷陵之戰(zhàn)，不僅讓蜀漢元氣大傷，更重要的是，把劉備自己也給搭進去了。白帝城托孤，托付的，其實已經(jīng)是一個爛攤子。

蔣琬、費祎、董允這些賢臣相繼離世后，蜀漢的內(nèi)部更是亂成了一鍋粥。姜維繼承了諸葛亮的遺志，堅持北伐，但他沒有諸葛亮的威望和政治手腕，根本壓不住朝堂里的反對派。國內(nèi)的譙周等人，天天鼓吹“投降論”，搞得人心惶惶。

這種內(nèi)憂外患的局面，換誰來當這個皇帝，都頭疼。

所以，當鄧艾后來到了洛陽，跟權(quán)臣司馬昭聊起劉禪時，他們看到的

是一個在絕境中做出無奈選擇的亡國之君。劉禪那句著名的“此間樂，不思蜀”，在那種環(huán)境下，與其說是真心話，不如說是一種高明的自保之術。他表現(xiàn)得越是沒心沒肺，司馬昭就越覺得他沒有威脅，他和那些隨他投降的蜀漢舊臣，才能活得越久。

你看，水鏡先生當年說，“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劉備兩個都得到了，天下還是沒能安定。難道是水鏡先生看走眼了？或許，這句話本身就帶著時代的局限性。它只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卻忽略了決定勝負的，還有“勢”。這個“勢”，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人口、經(jīng)濟、地理、國力這些硬邦邦的現(xiàn)實。

蜀漢的根基，從一開始就輸了。它占據(jù)的益州，雖然號稱“天府之國”，但開發(fā)程度、人口基數(shù)，都遠遠比不上占據(jù)中原的魏國。它就像一個偏科生，雖然有“天險”這一門強項，但綜合實力，卻遠遠落后于對手。

所以，鄧艾在劉禪宮里發(fā)現(xiàn)的那本“士民薄”，它不是劉禪的“無能之證”，是整個蜀漢的“死亡證明”。它用冰冷的數(shù)字告訴后人：諸葛亮救不了蜀國，不是因為他不夠強，也不是因為劉禪太無能，而是因為歷史的大趨勢，早已注定了這結(jié)局。

參考文獻：

1.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
2. 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
4.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