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敵友，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一，日侵華，美國先道德譴責后逐漸升級制裁，最后導致日本偷襲珍珠港。

二戰前（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期間），美國對日本入侵中國的態度經歷了從有限譴責、道德勸誡和不承認主義，到逐步施加經濟壓力，最終走向全面對抗的演變過程。

（與美國應對俄羅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亞至今的歷程驚人相似）

羅斯福政府既有對日本侵略行為的道義反對和對中國一定程度的同情，又受制于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思潮，不愿過早卷入海外軍事沖突，同時與日本存在重要的經濟聯系和利益。

具體可劃分為幾個階段：

1，九一八事變與建立“滿洲國”（1931-1932）：

美國最初反應謹慎。

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提出了著名的“史汀生主義”（1932年1月）。

其核心內容是：美國不承認任何由武力造成的、有損美國在華條約權利或違背《非戰公約》的領土或行政變更。

這體現了美國的道義立場，表明不承認日本侵略成果（偽滿洲國）的合法性，但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制裁或軍事行動。

原因：

孤立主義盛行： 大蕭條使美國民眾主要關注國內經濟復蘇，強烈反對卷入海外紛爭。

低估日本威脅： 當時普遍認為日本的經濟無法支撐長期大規模戰爭，其擴張可能有限。

經濟利益考量： 美日貿易（尤其是日本進口美國的石油、廢鋼鐵等戰略物資）對美國經濟有相當分量（1929年美國發生了大蕭條）。

避免刺激日本： 擔心強硬行動會激化矛盾，可能導致美日直接沖突，這是美國的民意，羅斯福政府也無法逆民意而行。

（美國有著強大的孤立主義傳統，特朗普能夠兩次上臺執政都跟孤立主義有關。）

2，盧溝橋事變與全面侵華（1937-1939）：

道義支持中國與“隔離演說”的失敗

道義譴責與有限支持：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美國政府的道義譴責明顯加強。羅斯福總統在1937年10月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將侵略者比喻為“瘟疫”，呼吁“愛好和平的國家”對侵略者進行“隔離”（即聯合實施經濟制裁）。

這被視為美國政策可能轉向強硬的信號。

反應冷淡與政策回縮： 然而，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輿論對此反應極其負面，強烈反對任何可能引向戰爭的行為。

羅斯福迅速收回了這一倡議，政策重心回到避免直接卷入。

“道義禁運”與貸款援助： 在此背景下，美國采取了一些非強制性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效果的措施：

“道義禁運”： 1938年7月，美國政府向飛機制造商和出口商發出“道義勸告”，要求他們不要向日本出售用于轟炸平民的飛機和部件。這沒有法律約束力，效果有限。

對華貸款： 1938年底和1940年，美國分別向中國提供了2500萬美元（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錫貸款）的貸款，幫助中國購買物資，體現了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但規模不足以改變戰局。

“中立法”的應用與局限： 美國當時有《中立法》，理論上禁止向交戰國出售武器。但日本狡猾地避免對中國正式宣戰，使得《中立法》在東亞的應用變得復雜。

美國沒有對中日實施嚴格的武器禁運，實際上日本仍能從美國大量購買石油、廢鋼鐵、銅、機床等關鍵戰略物資（這些物資對日本的戰爭機器至關重要）。

這構成了美國政策的最大矛盾點：一邊譴責侵略，一邊為侵略者提供戰爭物資。

3，轉折點（1940-1941）：走向經濟制裁與對抗

國際形勢變化： 1940年，納粹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特別是法國淪陷）和日本加入德意軸心國（三國同盟條約），使美國深刻意識到全球法西斯擴張的威脅。日本趁機進軍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南進意圖明顯，直接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菲律賓）和東南亞的資源。

國內輿論轉變： 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殺被廣泛報道）和日益囂張的擴張行為，逐漸改變了美國公眾的看法，孤立主義雖仍強大，但支持對日強硬的力量在增長。

逐步升級的經濟制裁：

凍結日本在美資產： 使日本無法用美元購買美國商品。

事實上的石油禁運： 通過嚴格的出口許可制度，實質上切斷了對日本的石油供應（日本約80%的石油依賴美國進口）。

1940年7月： 羅斯福簽署《出口管制法》，開始限制對日本出口航空燃料、高級廢鋼鐵等關鍵戰略物資。

1940年9月： 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國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廢鋼鐵和鋼鐵。

1941年7月： 日本進一步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國反應空前強烈：

對華援助升級： 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力度，包括允許美國退役飛行員組建成“飛虎隊”援華作戰（1941年），并開始規劃更大規模的援助計劃（租借法案后來也適用于中國）。

最終攤牌（1941年）

石油禁運對資源匱乏的日本是致命打擊，迫使其做出選擇：要么從中國撤軍妥協，要么孤注一擲奪取東南亞資源（主要是荷屬東印度的石油）。

1941年4月開始的美日談判中，美國的核心要求是日本必須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完全撤軍。日本拒絕放棄在中國的侵略成果。

談判陷入僵局，日本最終選擇了戰爭，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正式卷入二戰。

總的來說，美國的態度：

道義譴責與戰略模糊并存： 始終在道義上譴責日本侵略，支持中國主權完整（不承認主義），但遲遲不愿承擔軍事干預的風險。

孤立主義的枷鎖： 國內強大的和平主義與孤立主義思潮是制約羅斯福政府采取更強硬措施的最主要因素。

經濟利益與戰略利益的矛盾： 與日本的經濟聯系（出口利益）在初期阻礙了制裁行動，但隨著日本威脅美國核心戰略利益（太平洋霸權、東南亞資源），經濟利益最終讓位于戰略安全。

從綏靖到遏制： 政策經歷了從消極的不承認主義、象征性的道義禁運，到逐步升級的經濟制裁（特別是石油禁運）的過程，最終因日本拒絕讓步而走向全面對抗。

對中國的同情與有限支持： 美國公眾和政府對中國抗戰抱有同情，也提供了一些貸款和援助，但在珍珠港事件前，這種支持不足以改變中日戰爭的總體態勢，且長期為日本提供戰略物資嚴重削弱了其道義立場。

二，二戰前蘇聯對日本侵華的態度：比美國更強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

二戰前及戰爭期間蘇聯對日本侵華的態度及其持續貿易關系，主要受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地緣政治博弈和戰爭形勢驅動，是一個復雜且充滿現實政治考量的戰略問題。

其核心邏輯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避免兩線作戰（核心戰略目標）：

西線威脅（德國）： 自1930年代起，納粹德國被視為蘇聯最主要的、生死攸關的威脅。斯大林的首要目標是爭取時間加強國防，并避免在西方（對德）和東方（對日）同時開戰。

東線威脅（日本）： 日本在中國東北（偽滿洲國）駐扎著強大的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構成直接軍事威脅。歷史上（如1904-05日俄戰爭、1918-22干涉蘇俄）和1930年代末（張鼓峰、諾門罕事件）的沖突證明這種威脅是現實的。

中立條約（1941）： 為避免日本在其與德國作戰時背后捅刀，蘇聯在德國入侵前夕（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該條約規定雙方互不侵犯，并在對方卷入戰爭時保持中立。這是蘇聯東方戰略的基石，為其在蘇德戰爭最艱難的時期穩住了遠東后方。

維持遠東邊界穩定：

通過維持與日本的官方關系和貿易，蘇聯旨在傳遞一個信號：只要日本遵守中立條約，蘇聯無意在遠東主動挑起沖突。這有助于抑制關東軍可能的冒險行動，保障蘇聯漫長的遠東邊界安全，使其能將絕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對抗德國的西線。

2，對華援助與制衡日本（有限度且有時效性）：

初期援助（1937-1941）： 在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是國際上對中國抗戰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這符合其戰略利益：一個抵抗日本的中國能極大牽制日本陸軍主力，防止其北上進攻蘇聯。

蘇聯向中國提供了：

軍事援助： 貸款、飛機、坦克、大炮、彈藥等。

人員支持： 派遣志愿航空隊直接參戰。

外交支持： 在國聯等場合譴責日本侵略。

援助減少與停止（1941年后）：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自身生存面臨巨大危機，所有資源優先保障西線。對華援助規模急劇縮減，并最終基本停止（1942年左右）。此時，維持與日本的表面“正常”關系以保障遠東安全變得比繼續大規模援華制日更為迫切。

3，蘇聯對日貿易的動機與實質：

獲取戰略資源（有限）：七七事變后，蘇聯繼續向日本供應其遠東庫頁島北半部（薩哈林島）所產的石油。即使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后，這條“北方輸血線”依然暢通，直至1945年4月蘇聯宣布廢除《蘇日中立條約》并準備對日作戰時才徹底中斷。

日本從蘇聯進口了其急需的石油、煤炭、錳礦石、木材等資源（尤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南方資源線受盟軍威脅增大）。 這些石油對極度缺油的日本海軍和工業至關重要。

換取關鍵物資（早期）： 在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從日本進口一些其所需的工業設備、技術、有色金屬（如銅）等。

維持外交渠道與情報： 貿易關系是維持官方接觸的紐帶，有助于傳遞政治信號、收集情報和管控分歧。

履行條約義務的表象： 維持一定的貿易是展示遵守《中立條約》的姿態，避免給日本撕毀條約的口實。

并非全力支持日本： 蘇聯與日本的貿易并非出于支持日本侵華，而是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交易。

國際環境與盟國壓力：

蘇聯的盟友（美英）對其與日本保持貿易關系（尤其是出口石油等戰略物資）一直持批評態度，認為這間接援助了日本侵略戰爭。

蘇聯對此的辯解通常是強調維持遠東和平對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重要性（避免蘇聯兩線崩潰），以及貿易規模有限且是相互的。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1943）等場合向盟國承諾最終會對日作戰，但需要時機。

4，1945年的轉變：

雅爾塔協定（1945年2月）： 在德國敗局已定、歐洲戰場即將結束的背景下，美英為換取蘇聯盡快對日參戰，在雅爾塔會議上滿足了蘇聯在遠東的利益要求（恢復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喪失的權益，如租借旅順港、中長鐵路權益、庫頁島南部等）。

廢止中立條約（1945年4月）： 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布不再續約（按規定需提前一年通知，蘇聯在1945年4月5日通知日本）。

對日宣戰（1945年8月8日）： 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后（8月6日），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次日發動“八月風暴”行動，迅速擊潰關東軍。此時，對日貿易早已名存實亡。

總結：

蘇聯在二戰期間對日本侵華的態度是實用主義和雙重性的：

前期（1937-1941）： 積極援華制日，旨在利用中國戰場牽制日本陸軍，保護其遠東側翼。

中期（1941-1943）： 蘇德戰爭爆發后，首要目標是生存。對華援助大幅減少，維持與日本表面的外交和有限貿易關系成為其東方政策的核心，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兩線作戰，穩住遠東。此時的貿易（包括向日本出口資源）是服務于這個最高安全目標的必要代價（盡管有損道義形象）。

后期（1944-1945）： 隨著德國敗象顯露，蘇聯開始為對日作戰布局。貿易基本停止，最終在有利時機（滿足自身利益要求且日本敗局已定時）背棄《中立條約》，對日宣戰以攫取遠東利益并履行對盟國的承諾。

因此，蘇聯持續與日本貿易到1945年，根本原因在于《蘇日中立條約》是其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生命線。維持最低限度的貿易關系是維系這條脆弱生命線、保障其集中力量對抗納粹德國的關鍵手段，是冷酷現實政治和國家生存利益壓倒意識形態和道義考慮的體現。一旦歐洲戰場勝局已定，且盟國滿足了其在遠東的條件，蘇聯便毫不猶豫地拋棄了與日本的關系，轉而進攻以獲取最大戰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