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雜志1999年第五期發表了一篇《1975：特赦戰犯申請去臺受阻記》（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此文），看了這篇文章，我們才知道周養浩為什么要去美國：他繼續留在香港，就可能要被原先的“同僚”干掉了。

1975年3月19日，在各地管理所學習改造的戰犯全部特赦，絕大多數特赦戰犯都留在北京或回到本省當了文史專員、政協委員和參事室參事，只有十個人要去臺灣，他們就是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陳士章、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王云沛、軍統少將專員段克文、保密局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周養浩、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服務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鐵石、二八一師上校團長趙一雪、青年軍二零四師四一二團上校團長張海商、一五零師上校團長楊南邨。

這十個人，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周養浩了，無論是看沈醉回憶錄，還是看電視劇《特赦1959》，都能發現這是一個很不好改造的角色，連與徐遠舉周養浩并稱“軍統三劍客”的沈醉，也差點死在周養浩的板凳之下。

周養浩在重慶白公館關押期間，因懷疑沈醉寫材料揭發他的罪行，而趁著沈醉旁觀宋希濂與鐘彬下棋入神之際，掄起板凳砸向沈醉腦袋，幸虧宋希濂手疾眼快擋了一下并奪下板凳，要不然他們就都沒有機會進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了——“軍統三劍客”都是1956年高級戰犯（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少將以上）大集中的時候才進的北京，具體時間沈醉在回憶錄中有詳細介紹。

沈醉因為學習改造態度積極良好，所以跟另一個軍統少將出身的董益三（曾任軍統電訊處少將副處長，被俘時任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處長）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而周養浩和其他大多數軍統、中統、二廳特務，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

1975年的特赦屬于“普赦”，前六批特赦戰犯有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學習已滿十年，一個是確已改惡從善，第一個條件熬年頭就能達到，但是不是積極改造洗心革面，那就得由管理所和“同學（戰犯互稱）”來評定了。比如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就承認：“第一批特赦時，周恩來總理點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單的，并且已經通知了我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大女兒來接我出去，可是被戰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

周養浩在戰犯管理所的表現只能說一般，再加上他在軍統作惡太多，太早出去對他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其他“同學”也肯定不答應，所以直到1975年，才跟當過軍統中將的文強（文強確實是軍統中將之一，這是有史料為證的）的文強和比較倔強的黃維一同走出去。

文強和黃維的態度都很堅決：既不出國，也不去臺灣，就留在大陸。

黃維回憶：“我被特赦出來之后，面臨著一個去向問題。我是江西貴溪人，離開家鄉幾十年了，一直沒有機會回去。于是我就提出請求，讓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可是政府沒有批準，要我留在北京，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國的首都，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還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很高興。不久，我就被安排當上了全國政協的文史專員，工資每月二百元。（黃維《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

文強的態度也很堅決：“特赦后，讓我填個表格。我拿起筆就填，工作人員說你考慮一下，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自由決定去向，留在大陸我們歡迎，去臺灣我們歡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難，我們可以幫助創造條件。我馬上拿起筆填：第一我不出國，第二我不到臺灣，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陸。 直到現在，我還認為選擇定居大陸沒有錯，我非常高興這件事。（文強《口述自傳》）”

事實證明，文強、黃維、沈醉的選擇都是極為明智的，他們都當了享受廳局級待遇的文史專員、全國政協委員，文強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級別就更高了——那是他們在蔣氏集團絕不可能達到的高度。

周養浩不知道為什么，沒有選擇去跟“老同事”文強、沈醉、董益三繼續做同事，反而跟另外九人一起，要求去臺灣投奔老蔣——他們特赦的時候老蔣雖然還活著，但已經病入膏肓（同年4月5日離世），權利已經落到了對軍統特務沒啥好印象的小蔣手里。

周養浩等人來到香港，老蔣已經不在人世他們，他們4月13日上午離京，4月14日下午1時入港，所以并沒有機會參加老蔣的葬禮，卻吃了一碗閉門羹——臺北發布的消息和命令有很多不好的字眼，這里就不引述了。

臺北的態度，不但讓周養浩從頭涼到腳，留在大陸的特赦人員也十分憤怒，鄭洞國杜聿明等人公開在報紙電臺發表講話，還有人給小蔣寫信，要求他接收這十個有大量家屬在臺的特赦人員。

我們僅以徐遠舉和陳士章、王秉鉞為例，就能看出他們為什么一定要去臺灣了：“王秉鉞，71歲，有母、妻和四子女在臺；周養浩，69歲，有七名子女及妻子在臺；陳士章，74歲，妻段曼晴及一女三子在臺。”

周養浩有那么多孩子在臺灣，思親心切可以理解，同時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線，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訪時明確表示：“要我按照臺灣的要求發表反共聲明，那是完全違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咬一口。”

當時法國跟我們比較友好，這要是別的國際媒體，周養浩的話可能就發不出來了，也正是因為這番話，徹底斷絕了他的去臺之路。

周養浩畢竟是經驗豐富的特務出身，所以在臺當局讓他們離開所住酒店“個別審查”的時候，他與另外七人堅決不走，只有王秉鉞、張鐵石跟著特務們走了。

等周養浩再次見到特務“陪同”的王秉鉞、張鐵石的時候，發現這兩人“都低著頭，相見不肯說話”。

6月3日，被臺當局“港九救濟總會”帶走的張鐵石“自殺”了，趙一雪回憶：“我們聞此噩耗，萬分震驚，對張鐵石的慘死，每人都十分悲傷。6月6日上午，由我、蔡省三、段克文三人，邀中國旅行社負責人會同油麻地警署警官，到九龍公眾殮房辦理認張鐵石尸體手續。當我們走進停尸房時，看見停在殮房右側窗邊的尸體，確系張鐵石。只見他兩眼突出，舌頭伸出，頸部發腫，其中間有繩子勒的凹痕一圈，形況凄慘。”

趙一雪是職業軍官，段克文可是“資深特務”，即使沒當過特務，讀者諸君也會從“繩子勒的凹痕一圈”中發現反常之處，文強得知此情后直接撰文揭發：“徐亨（富都酒店老板）何許人也？他是一名國民黨老特務，我就是他參加特務組織的介紹人之一……徐亨既是如此老特務出身，他所干的勾當，也就一目了然矣！”

這十名特赦人員剛到香港時，香港中旅社安排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段克文五人住尖沙嘴彌敦道帝國酒店，王云沛、張鐵石、楊南邨、張海商、趙一雪五人住加拿勞道蘭宮酒店，張鐵石被帶到軍統老特務徐亨開的富都酒店，然后就脖子上一圈勒痕“自殺”了，連文強都能看出是蔣系特務下的手，深諳此道的周養浩自然更加門兒清。

張鐵石“自殺”后，滯留香港的特赦人員經常接到蔣系人員的恐嚇電話，甚至半夜到酒店砸他們的房門，命令他們違心發言，周養浩為人一向執拗，堅決不肯從命：“我不能違背事實，昧著良心說話。”

“軍統同行”的手段，周養浩是十分清楚的，這個“書生殺手”，可不想被過去的“同僚”做掉，但是返回大陸，他又有點抹不開面——文強、董益三、沈醉不但分了單元樓、拿著高工資，還當了文史專員學習組正副組長，自己這一圈不是白跑了？

香港已經不安全，回大陸又拉不下臉，周養浩只好離開香港去了洛杉磯——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周養浩堅決不肯違心說話，蔣系特務豈能不對他下手？要不是周養浩特務經驗豐富，是不是早就被過去的“同僚”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