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入室搶嬰案”再次引發外界關注。山東省肥城市人民檢察院認定，該案中收買被拐賣兒童的劉某強夫婦，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但因已過追訴時效，決定對二人不起訴。7月18日，被害人家屬的代理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們對此結果不服，已向檢察院提交申訴。

極端惡劣的“入室搶嬰案”，拐賣兒童的眾犯得到法律嚴懲，而讓被害人家屬難以接受的是買家被認定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但因已過追訴時效而決定對其不起訴。“買賣同罪”一直是拐賣兒童案件中被害人家屬的共同訴求，而在本案中更因為“入室搶嬰”的惡劣情節，使得買家法律責任的追究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

首先，拐賣案中的買家責任同樣應當被追究，在法理層面并不存在爭議，刑法第241條明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即便是“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也只是“可以從輕處罰”。但在具體實踐中，因為買家所涉犯罪法定最高刑僅有3年，相應其追訴時效法定僅有5年。在眾多尋親個案中，往往因為持續時間較長導致買家法律責任無法被追究。基于此，不乏法律界人士屢屢呼吁提高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定刑，以解決對其追訴時效較短的問題，這當然呼應了社會層面希望“買賣同罪”的呼聲。

但事實上，從根本上修法的社會推動，與個案層面的司法努力之間并不存在矛盾，完全可以同步進行。畢竟，借由個案熱點而引發的修法討論，即便效率再高也已經無法溯及此時個案正義的實現。

特別是在本案中，被害人家屬一方有證據指向買家還“部分參與拐賣行為”，而且刑法對追訴時效的延長也有明確規定，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對照本案細節（甚至更多類似案件的情況）可以看到，買家在收買被拐賣兒童后，會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洗白身份。兒童被拐賣的案件發生，公安機關已經立案，買家在此種情形下的搬家、偽造身份信息辦理假戶口等行為，難道不應當被視為逃避偵查？近年來，公共領域越來越多的身份造假、學歷造假事件得到徹查，為之提供便利、進行權力尋租的陳年舊事被扒出、被追責。相應的，為收買婦女兒童洗白身份的罪惡，也沒有道理被輕易放過。

更進一步的追問在于，長時間以來對于拐賣案的司法調查與追究，是否存在所謂“不追究買家，是為了更好解救”的路徑依賴？到底有沒有實證的案例數據可以證明，對買家犯罪行為的寬容，真的有助于拐賣案件的辦理和被拐賣人員的解救？

作為相伴而生的一組犯罪行為，對買賣婦女兒童的法律追究與行賄受賄是否應當一起查具有相似性，行賄罪一度被放過，其部分行事邏輯就在于借此實現受賄案件的順暢辦理。從2018年開始，“行賄受賄一起查”逐漸成為共識，同樣的，在拐賣案件中實現“買賣同罪”也不應當再被固有的辦案路徑依賴所限制。嚴格追究收買犯罪，對各種可能導致追訴時效延長的事由盡職予以核查，即便有法定從輕理由也只是從輕而非不追究，刑訴法一直都明確要求辦案人員必須全面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實現拐賣案的“買賣同罪”，期待立法領域的點滴推進，同樣需要個案層面基于證據事實的司法審慎與果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