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是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在繼2025年5月日內瓦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建立經貿磋商機制并大幅下調關稅之后,隨著6月初中美元首通話進一步鞏固共識、鋪平談判氛圍,倫敦會談成為推動雙邊關系企穩的關鍵一環。在這一系列互動的基礎上,7月11日,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下文簡稱魯比奧)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于馬來西亞舉行首次面對面會晤,成為中美關系近期最受關注的高層互動之一。這場一小時的閉門對話并非僅是象征性接觸,而是在關稅升級、涉俄立場分歧、臺灣局勢趨緊等多重壓力交疊下的必要溝通。從雙方會后聲明中罕見使用“積極”“務實”“建設性”等措辭來看,盡管具體成果有限,但釋放出一定程度的對話意愿信號,反映了中美在高壓態勢下對“可控博弈”的共同需求。魯比奧作為同時兼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國務卿,其表態中既體現了一貫對中方強硬的姿態,也隱含為即將可能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營造氛圍的試探意圖。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正在進行組織架構壓縮,外交系統的實際執行力與統籌能力面臨挑戰,增加了當前中美持續對話的不確定性。此次會談雖未就實質性議題達成突破,但其發生本身即具備戰略意義,是兩國維系對話機制、避免滑向沖突的重要一環,也將對未來中美互動節奏和路徑產生潛在影響。
2025年7月11日,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在吉隆坡會議中心舉行的第58屆東盟外長會議及相關會議期間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圖片來源:REUTERS
01
延續還是調整?
美方如何定位中美外長首次會晤
從官方通稿看本次會晤:
語義收斂下的策略釋放
從中美雙方發布的官方通稿來看,本次魯比奧與王毅在吉隆坡的首次面對面會晤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和高度象征意義。雙方一致使用“積極、務實、建設性”這一相對少見的表述,這是近年來極少在中美高級別互動中出現的語義趨同,折射出某種共同調適外交語境的努力。雖然外媒認為雙方依舊“各說各話”,但對會晤基調的判斷趨于一致,這種收斂恰恰不是對分歧的掩蓋,而是對現實局勢的權衡與認知。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圖片來源:Bloomberg
在特朗普政府再次執政、區域安全形勢復雜化、經貿政策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美方此次在官方文本中并未重申“戰略競爭”或“價值對抗”等表述,而是強調“溝通”“探索合作”“繼續對話”。這種表述在風格上較少涉及制約性表態,而更傾向于維持外交渠道的基本運轉秩序。換句話說,美方當前的態度不是轉向合作,而是暫緩對抗烈度,轉入具備可控節奏的戰略接觸階段。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美方通過國務院發言人通稿主動對外宣示此次對話的正面性,標明“國務卿提出了一系列雙邊和全球性問題”,但并未點明具體爭議話題。這種“刻意模糊”的處理方式,是在政治語義上為后續更高層級互動“留白”,也體現了外交上對短期不可解議題的主動降溫策略。
魯比奧作為國務卿首次出訪亞洲,將中美會晤置于東盟多邊外交語境下,不僅意圖突出美方對該地區的重視,也謀求通過議程設計與結構安排,展現美方意圖重構對華對話框架的姿態。這種策略性的空間設定,也表明美方希望通過塑造“新型接觸邏輯”來對沖雙邊僵局,并強化對亞太地區輿論的控制能力。
本次會晤的關鍵內容:
有限溝通框架下的議題再定位
從已知信息中可以看出,本輪中美外長會談雖未解決實質性爭議問題,但在議題設定與角色確認上呈現出重要信號。根據會后魯比奧對媒體的表態,他明確將此次會談定義為“建立基礎”和“尋找合作空間”,并指出“我們有許多分歧,但這次對話具有現實意義”,這一立場呈現出在強硬政策框架下的外交緩沖意圖。
雖然王毅與魯比奧的閉門會談持續將近一小時,但中美雙方對關鍵問題的討論細節基本未予公開。魯比奧在媒體吹風中承認“此次會談不是談判”,并回避就臺灣、南海等敏感議題作正面回應,僅表示“雙方表達了各自立場”。這一策略性模糊處理表明,盡管戰略分歧依舊清晰,雙方本次更強調“對話的必要性”而非“問題的解決路徑”。
更具實質意義的是,美方此次并未將經貿問題作為中心議題。魯比奧反復強調自己“不是貿易談判代表”,并多次將“關稅”等敏感議題排除在正式對話之外,顯示出特朗普政府意在將關稅政策上升為總統主導的雙邊戰略杠桿,而非通過外交官層面達成妥協。這種議題上的結構分層,意味著美方在制度設計上刻意強化核心決策層對中美議程的控制力,而將國務卿角色轉化為“對話測試”和“輿論調節”的工具性崗位。
盡管如此,魯比奧仍反復提及未來元首會晤的“高概率”,并以“適當成果準備”為前提,表明本次會談實際扮演了為中美元首會晤預設鋪墊的功能。美方在此次互動中意在設立“對話–評估–互動”的節奏路徑,通過構建初步信任框架,為下一階段更復雜的戰略博弈保留操作空間。而這種策略性安排的本質,是在對抗格局未變前提下推動接觸機制化,從而為應對突發局勢與預判政策波動積累緩沖條件。
會晤背后美方對中美關系的核心關切:
結構性壓力下的議題主導嘗試
若要理解美方為何在當前時點推進這場會談,還需結合其更廣泛的戰略考量與結構性焦慮。從魯比奧的發言及其出訪安排來看,美方對中美關系的當前核心關切并未發生根本變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維度:地緣安全架構的重塑、區域影響力的再分配、對華技術與制度性競爭的延續,以及對東盟等中間地帶國家的爭奪。
2025年7月10日,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出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58屆東盟外長會議。會上各國正努力應對特朗普即將實施的關稅。圖片來源:路透社
首先,在地緣安全方面,魯比奧此次在會談前后均強調“印太地區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并在東盟會議上多次提及所謂“航行自由”“南海局勢”,盡管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其意圖已無需贅言。美方希望通過持續嵌入東盟、安全對話機制、技術出口審查等制度網絡,打造一個“可持續管理中國崛起影響力”的制度殼體,塑造中美之間在第三方國家面前的博弈邊界。
其次,在經濟政策層面,美方雖未將貿易放至對話核心,但其全球關稅政策背景依然籠罩整個東盟會場。特朗普政府在7月對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多國發出新一輪征稅通知,這不僅加劇了地區國家對美國政策穩定性的疑慮,也使中方在東盟話語中更容易被塑造成“經濟穩定器”的形象。王毅在與柬埔寨、泰國官員會晤時反復提及“反對關稅霸權”“支持地區多邊主義”,即是對此的直接回應。而魯比奧在此過程中并未對高額關稅作出實質讓步,僅重申其“全球重設貿易平衡”的正當性,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希望在地區構建“硬約束機制”的戰略取向。
美方更深層次的關切在于控制中美關系的“議程設置權”。當前形勢下,美國希望在保持戰略高壓態勢的同時,通過有限接觸管理輿論風險與沖突可能,維持對多邊機制的支配力。在此次會晤中,魯比奧提及的中美元首會晤、涉及技術出口放寬與企業高管同行的安排,均表明其外交目標不在于緩和矛盾本身,而在于通過“主導接觸方式”來爭奪結構性優勢。通過安排高級別會談的時間、內容與節奏,美方意在讓中方在特定語境下被動表態,以此實現對互動場域的再定義。
總體來看,美方當前對中美關系的態度是高度現實主義下的策略調整,并不意味著政策立場的實質性松動,而是一種“穩定與競爭并存”的操作模式轉化。在對中國的總體定位未變、技術限制與軍事包圍持續加壓的同時,美方希望通過外交接觸釋放穩定信號,以維護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避免盟友進一步倒向中國。但這種穩定是有限的,是以“不影響美國主導地位”為底線的有限接觸與有限合作,而非結構性緩和。
02
美俄、中俄接觸先行:
美國為重返印太設定地緣緩沖結構
在魯比奧與中國外長王毅的首次會晤舉行前,美俄外長在吉隆坡東盟會議間隙率先進行了長達五十分鐘的雙邊會談。這一會晤順序并非偶然選擇,而是美國外交戰略排序的直觀體現。面對多戰線壓力,美國正在重新評估其全球戰略重心,而與俄羅斯的接觸,正是特朗普政府在資源再配置背景下主動創造“戰略緩沖”的嘗試。
本次美俄外長會談的核心議題集中于烏克蘭局勢。魯比奧在會后明確表示,雙方就一種“新的、不同的和平路徑”進行了初步溝通,并稱將把該思路帶回白宮。盡管未披露細節,但從特朗普隨后恢復對烏軍援的表態以及重啟制裁議案的推進情況來看,這一外交動作意在為美國減少在東歐戰場上的戰略消耗,轉而為亞太地區釋放更多外交與軍政資源。
更具戰略意味的是,此次魯比奧對俄立場出現顯著語調變化。與此前特朗普公開指責普京“胡說八道”的強硬態度不同,魯比奧此次表現出明顯的外交柔性,強調美國“繼續尋求路線圖”,愿意“探討新形式的對話”。這標志著美國可能正進入一種“戰略權宜期”:即通過與莫斯科維持有限溝通,以緩和局部緊張,調整全球戰略重心,尤其是在中東牽制加劇、國內政局壓力上升的背景下,為印太政策創造再聚焦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俄外長會晤也在吉隆坡同步進行,但兩者基調和目標迥異。王毅與拉夫羅夫在伊核、制裁和聯合國多邊體系議題上再次重申戰略一致性,釋放出中俄“制度性合作”的延續信號。王毅在會談中強調“和平對話的唯一性”和“反對單邊施壓”,此類表述不止于伊核問題,而是一種對當前國際秩序主導權的爭奪姿態,也是在為應對美國重新聚焦印太做輿論和道義層面的預鋪。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中俄此次在與東盟成員國互動中表現出明顯的協調性。從扎哈羅娃以“王拉夫(One Love)”調侃外交默契,到中國外交部反復強調“中俄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東亞無核區問題上的共識”,都反映出雙方正在嘗試借助多邊機制在東南亞區域建立某種對沖美國影響力的“戰略標簽”。
對美國而言,這種中俄聯動雖然未構成直接聯盟式遏制,但卻構建了一種“秩序性反壓機制”。因此,魯比奧在會見拉夫羅夫后迅速轉場與王毅接觸,其根本目的并非推進實質談判,而是通過快速連續的高層互動,在美方話語失衡的情況下穩住“最低限度接觸”,避免印太地區出現認知性真空。
2025年7月10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左)在吉隆坡東盟外長會議期間會見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右)。圖片來源:美聯社
更進一步分析,特朗普政府選擇在魯比奧與王毅接觸前促成與拉夫羅夫的直接溝通,本質上是在進行“外交節奏前置布局”。一方面,它釋放出美國對俄外交仍保持可操作性的信號,弱化中俄戰略協同在東南亞的合力空間;另一方面,美國也試圖通過對俄有限讓步或淡化,削弱俄羅斯在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配合強度,使中國在與美國的博弈中處于一定“單邊應對”的狀態。
這種外交順序策略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外交部門對于“多戰場壓力與資源瓶頸”問題的清醒判斷。過去半年,美國在中東卷入與伊朗的持續對峙、高關稅正在削弱美國與盟友之間的互信、在歐洲面臨北約裂痕與對俄戰略不定,多重因素疊加之下,重啟印太戰略的可用資源正日益緊張。
王毅與拉夫羅夫會面。圖片來源:中國外交部
因此,從美俄、中俄再到中美的這一系列會晤順序來看,美國正在嘗試通過戰略分層與外交切割,為重返印太爭取時間窗口與空間緩沖。特朗普政府并未放棄在亞太的主導地位追求,但其方法不再是“優先推進”,而是“先控外圍”。
魯比奧此次先與俄羅斯外長會面,后與中國展開對話,這一安排并非簡單的外交日程巧合,而更可能體現出美方在應對大國競爭中的階段性操作邏輯:即通過在其他戰略前線(如俄烏沖突)維持可控局勢,來為印太方向預留更多資源與政策騰挪空間。但這種策略也反映出一種不容忽視的現實:美國在多線競爭中缺乏戰略冗余,需依靠壓縮戰線、分散施壓來維持對單一方向的集中操控力。一旦其他地區發生非預期升級,如中東局勢反彈或俄烏沖突再度外溢,美方在印太的戰略籌碼與議程設計便可能被迫讓位。這種對沖成本的存在,正是其全球戰略日益顯現的脆弱環節之一。
03
中美外長首次會晤
將給中美關系帶來什么新元素
魯比奧對中美關系的方向性影響
此次魯比奧與王毅舉行的首次正式會晤,其安排本身就具有高度象征意義——兩位外交高官均身兼多職,直接對接既是對中美關系目前復雜狀態的回應,也預示未來高層溝通將朝更具操作性的方向發展。
首先,魯比奧的雙重身份打破了傳統美方對華外交的分工結構。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國家安全事務通常由總統身邊的強硬顧問主導,而外交口徑則由國務院輸出。但在魯比奧身上,這兩條路徑得以合并,使其成為中美互動中少見的“綜合性接口人物”。這一變化降低了溝通路徑的冗余,有利于在高度緊張的對話環境中達成有實質推進力的框架性接觸。
其次,魯比奧的表態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語調轉變。雖然他曾是國會對華鷹派的代表人物,亦多次因涉疆、涉港、人權問題受到中方制裁,但此次在東盟峰會期間,他主動表達對中美領導人可能舉行會晤的樂觀預期,稱“很有可能即將發生”。這與他過去在參議院推動幾乎全面脫鉤政策的立場明顯不同,顯示出他在實際執政后對政策工具選擇的現實主義轉向。
這種“語調溫和化”并不意味著策略性讓步。事實上,魯比奧仍堅持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基本框架,包括以高額關稅施壓、削減外交援助、推動盟友防務支出本地化等。中美首次外長對話之所以成為可能,恰恰是在這種“威脅+接觸”的結構下實現的。可以理解為,這場會晤是一次經由戰略高壓所強制制造的最低限度溝通平臺。
從歷史經驗看,當美方外交官具有更強的內閣地位時,中美雙方之間更容易形成制度性協調。上世紀70年代,基辛格在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期間,為中美關系打開突破口。但正如當前的評論所指出,魯比奧暫不具備基辛格式的戰略耐心與理論素養,他更可能成為特朗普意志的高效執行者,而非政策塑造者。從這個角度看,此次中美外長會談的“新元素”在于,它不是基于互信或政策融合而達成,而是作為一項應急機制被動建立,帶有強烈的戰術性特征。
美國國務院重組
與“對華認知能力”的內化削弱
在中美會晤的政治舞臺背后,美國國務院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內部重組。這場裁員涉及1300多個崗位,直接波及到一系列對華關鍵政策執行部門,包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下屬的多邊事務辦公室、“四方安全對話”協調團隊、南海問題應對辦公室以及涵蓋量子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議題的專家組。可以說,美國外交體系對中國的“認知中樞”正在被系統性拆解。
魯比奧表示,這些變化將使該部門更好地與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保持一致,并根除“激進政治意識形態”。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這場裁員是在特朗普大政府精簡框架下推動的,國務院發言人解釋稱,許多辦公室的任務已“重復”或“偏離初衷”。但多名現任和前任官員均指出,這一解釋忽略了亞洲政策的復雜性,尤其是在面對中國綜合戰略施壓的背景下,這些團隊往往是唯一具備地區實操經驗與跨部門協調能力的技術支點。
更關鍵的是,被削減的正是那些能夠推動對華政策“多邊應對、非對稱反制”的工作單元。例如,多邊事務辦公室不僅協調與東盟國家的整體交往,也直接負責對中國南海行動的輿論與法律回應。其職能如今被并入更偏向安全政策的東亞局,導致操作能力被稀釋、議程被重新定義。與此同時,網絡空間與數字政策局的大量裁員,被美國國內視為使美國在5G、AI和全球數據治理方面幾乎失去對抗中國的制度性接口。
這場重組將對中美關系產生深遠影響。首先,美方將更難制定具前瞻性、系統性、技術性相結合的對華政策。政策將更依賴高層判斷與政治信號,缺乏從官僚系統中反饋出的風險評估和地區態勢監測。其次,外交專業能力的流失可能導致美方在對華交往中呈現“信息簡化—判斷粗放—策略極端”的路徑依賴,進一步加劇誤判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許多被裁撤的外交官正是負責起草此次東盟峰會美國政策文本的核心人員。這使得魯比奧此次會晤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準備過程本身就缺乏系統支撐,也從側面解釋了會后美方在政策落地與信息管理上的混亂。更長遠來看,國務院此輪重組若不能在短期內重建專業支點,未來中美高層接觸即使恢復常態,也可能淪為策略性展示,缺乏結構性推進空間。
魯比奧亞洲之行背后的美方戰略困境
魯比奧此次亞洲行從時間安排、議題操作到對話成果,均暴露出美方外交實踐中存在的深層結構性問題。正如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教授德里克·格羅斯曼(Derek Grossman)在《外交政策》上發表的分析中指出,此次出訪“完全是一次令人難忘且遺憾的訪問”。這一失敗不僅體現為操作層面的倉促與混亂,更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在亞太政策中的根本性誤判。
首先,出訪時間的壓縮打亂了既定戰略節奏。原計劃包括訪問日本和韓國——兩國皆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盟友——但由于魯比奧還兼任代理國家安全顧問,需留守白宮處理與以色列總理的會晤安排,導致日韓行程臨時取消。最終,其在馬來西亞停留僅36小時,成為此行唯一一站。對此,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甚至調侃稱:“我可以把他的護照拿走嗎?”。在外界看來,這種短暫行程及輕描淡寫的安排,釋放出的信號是:東盟已不再是美國外交優先級中的核心事項。
其次,關稅政策的突然激活,削弱了美方在地區的信譽基礎。就在峰會召開前一周,特朗普政府宣布將對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在內的八個東盟成員國征收高達25%的新關稅,卻未同步提供任何談判安排或替代性激勵方案。這一舉措在東盟內部引發了普遍不滿,也將魯比奧置于尷尬境地。他在記者會上僅以“我想說,最終東南亞許多國家的關稅稅率實際上將比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更低”含糊應對,被媒體廣泛解讀為“缺乏實際政策支撐的空頭支票”。與此同時,他又明確表示自己“無權參與貿易談判”,無法就具體豁免提供任何保障。這種職責模糊、權責不清的角色設定,進一步沖擊了東盟國家對美方承諾的信任。
當前,東盟國家日益警覺于美方戰略重心的轉移。雖然魯比奧在會場中將印太地區稱為“未來五十年的戰略主戰場”,試圖彰顯地區重要性,但他未能提出任何制度化承諾或可操作項目支撐這一說法。與之相對,中國則通過在峰會期間推進與東南亞國家在基礎設施、供應鏈、自貿協定等領域的實質合作,傳遞出穩定、可預期的合作路徑。王毅明確強調中國是“可信賴的發展伙伴”,并提出美方關稅政策“擾亂全球生產鏈”。這種對比之下,中國的“非對抗型規則網絡”戰略顯得更具吸引力,也更符合當前地區國家對“去選邊站隊化”的現實訴求。
2025年7月10日,ASEAN外長會議在吉隆坡舉行,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左二)在馬來西亞國會大廈總理辦公室會見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右)。圖片來源:美聯社
此外,會談成果亦顯得乏善可陳。美方除與馬來西亞簽署一份“戰略民用核合作”諒解備忘錄外,未有其他具體雙邊或多邊文件產出。更具象征意義的是,特朗普任命的駐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大使人選因缺乏外交經驗、言論爭議等問題而引發東盟多國擔憂,進一步削弱美方在地區的政策推進能力與精英網絡布局。
此次魯比奧訪問盡管旨在維護美方在地區的影響力,實則為中方觀察美方政策困境提供了窗口。正如格羅斯曼所言,東盟國家可能已經“注意到華盛頓對中東和西半球的關注日益增加”,而美國在東南亞則表現出“資源不足—姿態傲慢—策略混亂”的三重困境。這種趨勢在制度建設和區域承諾上與中國“穩健合作、多邊包容、持續落實”的路徑形成對照,也意味著美方即便通過高層會晤維持戰略溝通,在制度支撐和穩定性方面,仍難與中方構成真正對等的競爭。
04
結語
中美外長首次會晤確實為兩國關系提供了新的結構性接觸機會,但它并非信號式突破,而是在多重結構性失衡背景下的必要安排。魯比奧的雙重角色增強了溝通效力,但國務院的重組卻削弱了政策支撐能力;亞洲之行暴露的戰略空心化則削弱了美方制度性信譽。未來中美關系的演變,將更多取決于美國是否有能力重建其對華政策的專業支撐體系與地區執行力,否則即便高層對話恢復常態,也難以轉化為長期戰略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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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bzhd/202507/t20250711_1166949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R2FRrwARgArxYfiNteiTA
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作者 | 朱政宇
排版 | 蒲云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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