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蘇常州人，中國當代法學家、政治家、中國女權運動的先驅。在民國時期，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師，民族救亡運動、爭取民主運動的積極投身者，曾因參加并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而被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先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女司法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她是新中國人民司法工作的開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之一。毛澤東主席曾評價她為“女中豪杰”之一。她“生于民族憂患，死于祖國中興，她的一生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婦女的苦難與歡欣”（鄧穎超語）。

從一個桀驁不馴的“犟丫頭”，成長為具有柔情鐵骨的“女中豪杰”，這既有史良自身內在修養的提升，也和她優秀家風家訓家規的熏陶密不可分。史良的父親史剛生平不慕功名利祿，“兩袖清風，一窗明月”，是他對自己淡泊生活的描寫，他憑做教書匠每月10個銀元的薪金撫養一家10口人，生活清苦但從不自怨自艾。史良的母親劉璇是進士之后，賢惠能干，除詩書外，還會繪畫、刺繡、彈琴，在丈夫史剛外出期間，家里子女的讀書認字，完全由她承擔，是一位既善良又有才華的婦女。在父母親的影響下，史良的家風廉正，這為她以后清廉的生活奠定了基礎。

1927年，史良從上海法科大學法律專門部畢業走上社會。但因為是私立大學，所以直到1930年，她才領到律師證明。1931年，史良成立律師事務所，開始擔任律師，經手的第一場官司就勝訴了，拿到了500大洋的報酬，這在當時是一筆頗為可觀的數目，特別是對史良的家庭來說更是如此。后來，因為她的辦案效率高，許多資本家都喜歡找她打官司，她的工資更是高達1000大洋。但史良并不把獲得報酬和金錢當作自己從業的主要目的。在那個“窮人打不起官司”的年代里，史良免費為窮人打官司。在她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個鐫著“人權保障”四個大字的銀盾。她懂得窮人受欺壓而無錢申訴的苦痛，因此當這些人來找她時，她不要酬勞，有時甚至還要倒貼一些。

1948年，史良在上海承辦“地皮大王”周純卿遺產案。當時，周純卿的案子無比棘手，很多律師都不敢接，只有史良愿意接手。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查考，史良將周純卿生前的財產理得一清二楚，最后勝訴。周純卿的妻兒將上海南京西路的南海花園一幢60多個房間的三層樓房和十幾棟弄堂里的房子，還有一塊地皮贈予史良，作為她的律師代理費。解放后，她把南海花園房子先送給上海民盟做辦公使用，其他房產全部捐獻給國家。周恩來總理曾勸史良：“你以后就掙工資了，不像解放前打官司可以有律師費，所以還是留下一棟吧。”但史良還是將最后一棟房子賣了。不過，她將所得的錢財悉數分給了親屬朋友，給每一家分了500塊錢，還有家里的秘書也給了。他們曾在解放前國民黨追捕史良時受到牽連。不僅是這一個案子，因為史良的很多客戶都非常有錢，除了支付必要的律師費之外，常常贈與她各種各樣的資產，甚至還有煤礦，但她將這些都一一捐獻了。對史良而言，金錢只是身外之物，能為國家出一份力才是她真正想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史良每月能拿到四百多塊錢工資，她的丈夫陸殿棟每月也有兩三百塊錢工資，家庭收入不菲。她并沒有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是將這些錢拿去接濟親屬朋友，每個月都給大姐30塊錢，甚至從前舊識的黃包車夫，孩子上大學沒有錢了，她都要資助。史良的大部分資產都用在了慈善事業上，每年她都將自己的積蓄盡數捐獻給慈善機構。“達則兼濟天下”，是史良踐行的原則。而她在北京當司法部長所住的房子，盡管是花1000大洋買的，但因為她出不起4000大洋的維修費用，只能把房子交給當時的政務院管理局修繕，因此這房子只能算是公房，里面的家具也是公家的。

史良的一輩子都在為了他人奔波，對金錢財產不曾看重，而她也從來不以此來標榜自己，即使一生中經手金錢非常多，但她也沒有絲毫貪戀，甚至連一件真正的首飾都沒有給自己買過。1985年，史良逝世，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產。她的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沒人想到，這位素日端莊高貴的國家領導人，所有的戒指、胸針、耳環、項鏈加在一起，經鑒定也就值個3000塊錢。這些她平日里佩戴的珠寶首飾竟然全都是贗品。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何這樣一位優秀女性要戴贗品，難道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嗎？很顯然并不如此。后來大家才知道，史良從小到大對自己要求嚴格，對自己的穿著打扮也務必要做到精致。但因為常年仗義疏財，她沒有余錢來裝飾自己，只能購買贗品。

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史良的一生是極不平凡的，她致力于為公平正義而奮斗，為女性地位尊嚴而發言。她從未被名利所束縛，一直盡可能地去幫助更多人。她留給后人的是更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俠肝義膽、大公無私、清廉作風，“延陵有君子，鐵肩擔道義為生民立命；開國女部長，妙手著法統替天地正心。”

改編自《民盟先賢廉潔自律事跡讀本》

原作者：周星（江蘇省常州市文化藝術研究所助理館員）

信息來源：民盟中央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