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握著九五高齡的攝影家徐永輝老先生的手，覺得蠻有力道，真是舉了一輩子相機的手啊！我說來看看您。他用上海話回答我：“告訴儂，我是上海人哎，從小在徐家匯長大，兒子的名字就叫徐匯。”聽此令我興奮，真是他鄉遇到“老上海”了。去年，老人榮獲了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攝影）。子承父業，也是做攝影記者的徐匯，站在一旁，聽著笑著。

2025年7月20日 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在萬籟鳴門下學徒

一九三〇年，徐永輝出生在徐家匯的一戶貧困農家。那時，這片地區不是農田就是河浜。兵荒馬亂的年月，母親深知營生艱難，希望兒子學點手藝，就把十四歲的小永輝，送進市內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萬氏照相館”，這館是與“王開”“中國”齊名的三大館之一，由動畫大師萬籟鳴先生主持。徐永輝從定影藥水的配方、照片如何洗放等，一步步學起，在墨黑的暗房里，一干就是三年，有時一天印放的照片達千多張。由于顯影藥水有化學性，他的雙手常被腐蝕得脫皮、腫脹，但他一聲不吭。這就是三年的學徒生活啊。有五名上海學徒工跟著萬籟鳴學藝，徐永輝是歲數最小的一個。他雖然年歲小，但鉆研的勁頭一點不小。幾個師兄待永輝都不錯，當自家弟弟一樣關心他。其中三個還是中共地下黨員哪！他們常在一起，把暗室當秘密活動點，也不避諱永輝。因此，他常聽他們講許多他那時還不明白的事情，但有一句話他印在了腦中：“到解放區去，那里是有飯吃、有衣穿，還可讀書學文化的地方”。此后，解放區，成了徐永輝向往的圣地。

九五老人徐永輝題詞

不久，三位師兄都先后去了解放區，其中有一位叫陸文駿，臨走悄悄對永輝說：“等著吧， 我不會忘記你的。”在照相館里，萬籟鳴很喜歡永輝這個小徒弟，常常手把手教他攝影技術。學徒期一滿，徐永輝就開始擺弄照相機，不到一年時間，就掌握了人物拍攝的基本要領，可獨當一面從事攝影工作了。不久，徐永輝學成出師，按老法規矩，可以闖天下了。他先去了另一家照相館，又去了交通大學附屬夜校進修，但心里仍想著師兄的話，想著解放區。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第一次聽到進城的解放軍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徐永輝心頭親切無比。六月中旬，家里突然進來一個“不速之客”，他一看卻樂開了花：“是你啊，陸文駿。”原來這位師兄到了解放區后，又隨軍南下到了杭州，這次因公到上海，特地來看望小師弟的。回杭后，陸文駿很快給永輝寫來一封信，請他速去杭州南山路，到部隊政治部攝影組去找師兄。

上世紀九十年代，徐永輝看望恩師萬籟鳴先生

真是萬氏門下的師兄弟，情誼深厚。書信中都不忘恩師的栽培，不忘上海暗室里相處的歲月，因為給他們這一切打下扎實基礎的，就是萬籟鳴先生傳授的攝影技術。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永輝特地從杭州到上海，去因拍攝《大鬧天宮》等動畫片而譽滿藝壇的萬籟鳴老師家，當面向恩師表達感激之情。憶起當年授藝學徒的“學生意”往事，兩代攝影人有說不完的話，真正是“名師出高徒”啊。

離滬赴杭人生翻新

一九四九年七月，徐永輝從上海到了杭州，在師兄陸文駿的推薦下，考進杭州新聞干部學校，開始了新聞專業的學習。這所學校，就是為剛創辦的《浙江日報》及省、縣兩級政府輸送新聞人才的，社長陳冰兼學校校長。半年后徐永輝畢業，到報社實習三個月后，分配去武康縣擔任通訊干事。第一篇關于農作物防蟲害的采訪稿在上海《解放日報》刊出，雖只有豆腐塊幾十字，卻讓他高興了好幾天。忽然有一天，報社來電話，催他立即趕回去報到。原來社里緊缺攝影記者，陳冰社長想起曾有一個在上海“萬氏照相館”工作過的學員，就讓秘書找來了徐永輝。趕到報社，陳社長親自找徐永輝談話，了解他在基層的工作情況后深表滿意，并鄭重地將一臺德式“蔡司”相機交到他的手上，叮囑說：“這是譚震林政委（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從敵人那里繳獲的戰利品，給我工作之用，現在你用它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就這樣，一臺相機，改變了徐永輝一生的命運。

上世紀五十年代徐永輝（右）采訪農民葉根土

一九五〇年春，才二十歲的徐永輝，作為報社的攝影記者，第一次單獨外出采訪，到杭嘉湖地區報道農村題材。他想到，一年前他從上海到杭州，準備參加革命工作，心情是何等激動，可途經嘉興七星鄉橋畔，突遭國民黨飛機轟炸，列車受損嚴重，只得停駛，半夜修復后才開到杭州。空襲使當地不少農房毀壞，莊稼田里坑洼一片。這慘不忍睹的一幕，一直印在他腦海里。他想，如今那里情況怎樣了？他決定先去看看。一早就到了七星鄉，剛進村口，就傳來兒童歌聲，唱的是他熟悉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循聲找去，他到了一戶農家，父母與三個小孩，雖然他們的家境還不是太好，衣服上打著補丁，但主人的精神面貌卻是開朗舒展。在征得同意后，徐永輝舉起“蔡司”相機，拍下了他的第一張農民照，剛剛進入新社會的葉根土一家五口的“全家福”。同時，也開啟了他人生的嶄新篇章。

跟蹤攝影七十年

自從為葉根土全家攝影后，徐永輝就一直把這張照片收藏在采訪本里，想有時間再去他們家看看。四年后，他在采訪途中又拐進了七星鄉，特地去村里葉根土家，一看卻是人走屋空，十分失望。鄰居說：“已經兩年多了，不知這戶人家搬到哪里去了。”之后，他不甘心，連續四次去這個村找葉根土，都是無功而返。但他并不氣餒，第五次上七星鄉時，遇到一老農告訴他，葉家不是本村人，這幾年他們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就搬回浙東黃巖老家了。徐永輝默默記下這個地方。一九五九年，徐永輝正好有臺州的采訪任務，就帶著葉根土全家合影照，趕去了黃巖縣，來到一個叫涼棚嶺的村莊，東尋西問，終于找到了葉根土，兩人相見喜極而泣。聽葉根土說，自從那次拍照后，七星鄉給他們家分了田地和房子，日子越過越好。然而他們想家心切，在兩邊的鄉政府幫助下，終于回到了老家。夫妻倆參加了合作社，大女兒也在社里干活掙工分了，大兒子讀小學五年級，是少先隊員。如此的農家變化，讓徐永輝欣喜不已，說來吧，我再給你們拍一張真正過上幸福生活的“全家福”。

照片拍好帶回報社，他配上文字送審。時任社長兼總編的于冠西，立刻被照片樸實的畫面吸引住了，揮筆為這組報道寫上“一戶人家十年間”的標題，并加了前言，配了一首長詩后，簽發付印。一整版專題報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千百封來信涌往報社，紛紛贊揚《一戶人家十年間》生動感人，雖然照片拍的是貧苦農民葉根土一家的變化，卻是中國數億農民翻身過上幸福生活的一個縮影。在一次攝影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的石少華說：“徐永輝的跟蹤攝影報道《一戶人家十年間》，具有獨特的新聞攝影創新風格。”

從此，徐永輝與葉根土結下了深厚友情，前后七十年持續不斷采訪拍攝，在新聞界開啟了“跟蹤報道”的先河，并有了“跟蹤攝影第一人”的稱譽。對一戶農家，先后采訪五十多次，通信一百三十多封，拍照千余幅，這在中國攝影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從此，徐永輝找到了自己的采訪“焦點”，那就是多到農村去，尋找與自己同命運的農民兄弟，與他們交朋友，為他們拍攝更多的照片。葉根土之后，賀金才、李招娣、汪阿金等數十個農民形象，以及一戶戶家庭，都被他捕捉到鏡頭中，“跟蹤攝影”報道成了報社圖文并茂的名牌欄目。這些具有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的作品，見證了我國農民從貧困到走上富裕道路的歷程。十年、二十年到七十年，第一代、第二代到第四代，拍攝對象從結婚、生子、入學、入黨、參軍、蓋房、買車，一家家的變化，展現了國家的復興之路。

由于常跑農村，徐永輝練出了體力和速度。有個小插曲，一九五七年春，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訪問浙江，報社派他前往拍攝采訪。當他快速趕到杭州中國劇場內，正好見到走進大廳的周總理，總理笑著指著他說：“你的兩只腳比汽車輪子還快啊，希望你成為一個出色的好記者。”他趕緊說：“謝謝總理。”當天有48位中外記者到場，而他是第一個趕往劇場采訪的中國記者，發出了獨家圖片新聞《周總理與民同樂》。從這年起，徐永輝的農村題材作品《新式秧田》《農藝試驗場》入選國際影展，在荷蘭、波蘭、匈牙利、蘇聯等國巡展，他也成為了新中國最早參與出國展覽的六位攝影家之一。

那時農村的交通狀況并不完善，外出采訪主要靠自行車和兩條腿，徒步一整天、兩整天都是家常便飯，肩上還要背沉甸甸的整套攝影器材，外加一床棉被，運氣好時可以寄宿農民家里，或鄉里的簡易招待所，他覺得只要能過夜就行。為了采訪“掃盲女狀元”李招娣，他翻過兩座大山，終于找到那個大山包圍中的無名小村，在山路崎嶇、羊腸小道上來回走了六整天。為了拍好一個人物，他不顧自己的安危，一次在天目山區，他想有個制高點，卻從樹上重重地摔了下來。而每次遇險，他都輕描淡寫地說“嘸啥嘸啥”。

徐永輝至今手不離相機

為了攝影事業，徐永輝幾十年與妻子沈秀銘分居滬杭兩地，上海家里的事妻子全攬下了。報社關心他，曾多次想解決這個問題，把他調往上海的新聞單位，都被他婉言謝絕。他說：“我離不開這里的農民，他們是我拍攝對象，要長期跟蹤下去。”即使退休后，他仍喜歡住在杭州，說生活習慣了，還有兩戶農家后代要跟蹤拍攝，同事朋友見面也方便。

功夫不負有心人。徐永輝七十多年心系農民，他的努力，換來了諸多榮譽。一本本扎根泥土的相冊，成千上萬個鏡頭，七十年光影無聲，七十年人間巨變。他說：“我一輩子就是時代變遷的記錄者。”

徐永輝的成就，也是上海人的一種榮光啊！

原標題：《人物 | 95歲徐永輝：人民是我鏡頭的主角》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王瑜明

來源：作者：韋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