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的源頭”

在海明威1935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非洲的青山》中，他記載了一段與陪同他一起打獵的伙伴的對話，內容是評述美國作家和作品，其中提到了馬克·吐溫和他的名著《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海明威的評論后來成為文學史家們時常加以引用的名言。

“所有的現代美國文學都來自馬克·吐溫的一部題為《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的作品…所有的美國文學都脫胎于它。在它之前沒有過文學。此后也沒有過與其媲美者。”海明威如是說。關于為什么把如此高的評價給予馬克·吐溫，海明威并沒有說明。但評論者和讀者可以結合吐溫的那部作品得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馬克·吐溫創造性地運用了一種方言，用以刻畫主要人物哈克和黑奴吉姆的形象和言行，這或許也成了地道美國文學的一個源頭。同時，小說中透露的作者對黑奴體制的無情揭露和鞭笞也讓吐溫的這部貌似孩子歷險故事的作品躍升到了現實主義的一個高度，在美國文學中贏得了重要一席。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作者：（美）馬克·吐溫

譯者：雍毅

果麥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11月

其實，關于這一點，海明威在評述中也通過旁敲側擊的方式提到了。在海明威這句名言的中間，也就是他把吐溫這部小說從放置于“所有現代美國文學”擴大到“所有美國文學”的過程中，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這部作品的一個瑕疵。海明威這樣說道，“如果你讀這部小說，當你讀到黑人吉姆被孩子們劫走時，你就該打住。這是真正的結尾。后面的全是騙人的。但這是我們有的最好的書”。海明威說的是書中后半部分的情節，哈克的伙伴湯姆為了玩浪漫歷險游戲，設計了要拯救吉姆的一出鬧劇，這大大沖淡了小說的現實主義色彩。不過即便如此，海明威依舊不吝溢美之辭，可見吐溫這部作品的影響力。海明威在說到“黑人”時，用的一個詞是“nigger”（黑鬼）。這也是馬克·吐溫在作品里用的詞，正是這個語詞以及吉姆的黑人方言在小說中廣泛使用的緣故，使得這部小說曾經多次陷入爭議的漩渦，多次被禁，提出抗議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普通人也有研究者，有組織也有個人。至今，就大眾閱讀與接受層面而言，這依舊是這部名著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敏感問題。

語言與種族相關，語言背后指涉的是種族壓迫曾經帶來的血和淚。語言更是讓過去的歷史與當下的現實不可分割的渠道。之所以會讓一些人感到“敏感”，是因為要回避記憶，不能直視事實，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當下的。從這個方面而言，美國非裔作家珀西瓦爾·埃弗雷特（Percival Everett）2024年出版的小說《詹姆斯》顯示了一種面對現實的姿態，一種深入歷史骨髓的可貴的勇氣，表達了對種族問題的深邃思考。小說重寫了馬克·吐溫的這部名著，把原著里的哈克視角改成吉姆的第一人稱角度，講述吉姆和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為獲得自由的人生與自然、與惡人搏斗的經歷。如果說這部分沿襲了馬克·吐溫的故事架構，那么從這部小說的中間開始，埃弗雷特就賦予了吉姆新的人生軌跡；走向了思想的覺醒與行動的抗爭的道路，直至最后用暴力的方式擺脫種族壓迫的枷鎖。這大概是馬克·吐溫不能，也不曾會想到的吉姆的出路。

重寫經典：《詹姆斯》的顛覆性視角

值得重視的是，小說中吉姆身上散發出的反抗的精神與力量首先來自語言的使用。相對于原著中的三種語言：吉姆的黑人方言，哈克的地方方言，湯姆的標準英語。在這部小說中，這個方式被顛倒了過來，哈克依舊說的是不合語法的地方方言，俗稱破碎英語，但吉姆說的是一口標準英語，而且小說中所有黑人與吉姆一樣，都說標準英語。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黑人說的標準英語只限于黑人社區或黑人與黑人之間，在白人包括哈克在內的窮白人在場時，吉姆的語言立馬改成了吐溫筆下的黑人方言。語言的隔閡暗示了種族問題的嚴重存在。從語言入手，讓這部小說觸及了種族問題的某種文化根性，與馬克·吐溫的原著產生了深深的關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藕斷絲連。重寫之“重”的意義由此可見端倪。這也是這部作品獲得2024年美國全國圖書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頒獎詞所言：“我們的語言曾用來讓我們隔離”，這部小說用文學的手法來表達“自我命名，生命的完滿與自由”，但“這種文學手法沒有意義，如果只是為了表達而表達的話”。言外之意，小說對于語言的使用反映的是透過歷史表象的深層期待，即對于真正的種族平等的期待。從這個意義而言，《詹姆斯》之于《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的關系不只是文學表述上的同構與延伸，更是對于種族問題陰魂不散的當下美國社會的深度批判。小說同時獲得了2025年普利策小說獎。近年來，同一個作家的同一部小說獲得這兩項美國文學大獎的作家并不多，另一位是非裔作家科爾森·懷特海德，他的《地下鐵道》獲201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2017年普利策小說獎。

珀西瓦爾·埃弗雷特（Percival Everett）的小說《詹姆斯》書封。

在這部小說里，分類語言既是一種敘述策略，更是一種針對種族關系的社會認知。故事伊始，吉姆就擔當了教育黑人孩子掌握話語方式的任務，在面對白人的時候如何轉換說法方式，體現自己的黑人身份，從中可以感知黑人是如何從語言開始被定義的。這種語言認知上的睿智體現了作者對于種族壓迫得以形成的深層思考。與馬克·吐溫筆下的吉姆不同，在這部小說里，讀者眼中的吉姆不是那個滿口迷信、老實忠誠的形象，而是渾身上下透露機敏、智慧與練達，這一方面是因為作者充分挖掘了原著中人物形象的潛在意義，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對語言使用的描述，表達了黑人心中暗藏的抵抗意識和精神。這種抵抗意識是如此強烈，時不時會從語言表述上表現出來，這成為小說故事敘述的一個原驅動力。在與哈克的對話中，在不經意間，吉姆流露出的說話方式，使用的句型與語法常常會讓哈克感到很陌生。每當這種情況發生，為了不讓哈克產生太多懷疑，吉姆不得不立馬改回他本該有的黑人身份語言。馬克·吐溫式的幽默在這種身份與語言的變換中躍然紙上，需要指出的是，埃弗雷特更進一步拓展了吐溫式幽默中暗含的苦澀。盡管與哈克的關系情同手足，但社會認知造成的種族關系似乎絲毫不可突破，黑人們使用的標準英語只能成為一種深藏在心頭的第二文本，待機喚醒其自我意識。

這方面的描述成為小說前部分的重要內容。小說作者更是從思想深度角度賦予了吉姆心中這種第二文本力量存在的緣由。吉姆與哈克逃到了杰克遜島上，前者是為了逃避被販賣的命運，后者是要躲避酒醉父親的老拳。這個情節來自原著，類似的是，吉姆也遭遇了被毒蛇叮咬的厄運。昏迷中的吉姆夢到了伏爾泰的來訪，而且竟然與他展開了一段對話，對這個代表了啟蒙時代的偉大人物的種族觀發起了挑戰。這個情節顯然與原著毫不相干，是本書作者想象力極大發揮的結果。這個看似有點“無厘頭”的情節其實是基于某種合理性。在本書中，吉姆不僅能夠說標準英語，而且還能讀書識字。他自己教會了自己閱讀白人主人書架上的書籍，當然是在偷偷摸摸中進行。很明顯，設計這樣一個情節，為的是讓上述所說第二文本的力量得以潛行和發展。換言之，盡管身體受制于他人，但思想充滿自由。埃弗雷特用天馬行空的人物刻畫方式讓吉姆獲得了自由思想的空間，不僅如此，因為可以自由思考，這個黑人竟然還與歷史上的白人進步思想者展開了對話，他的眼前不只是出現了伏爾泰，后來還來了盧梭和洛克。吉姆面對這些啟蒙思想家，質問其在種族問題上的兩面派面目。埃弗雷特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把種族問題放置于西方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來看待，這使得小說的故事時時超越了原著所設定的特定的時空，而且更是從歷史深處入手揭示種族壓迫的根源。由此，吉姆這個人物被賦予了一種思想高度。

1884年版《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插圖。

語言的力量

如果說這種思想意義上的描述或許會帶來太多的穿越感，以致脫離小說人物的現實處境，那么作者在另一個情節設計上，使用了一種平衡術，讓吉姆回到現實中，同時也使得以聚焦語言力量為主的第二文本故事能夠始終符合小說情節發展的邏輯。在與一群也處于逃跑之中的黑人相遇后，吉姆認識了其中一位年輕人，從他那兒得到了一支鉛筆。由此，吉姆開始了用筆記錄自己的認知過程，他寫下了這些話：“我認識我所處的世界，我有一個家，我愛我的家，我被迫與家分離，我會讀書也會寫字，我的故事不只是寫給自己，我也要在寫的過程中成為自己”。正如小說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所言，“用我的筆，我寫成了自己。我寫到了這里”。所謂“寫到了這里”，也是作者埃弗雷特的夫子之道，用以表明吉姆的故事也是一種宣言，宣示脫離了刻板黑人身份的一個人的存在。此后，吉姆在逃跑的路上時常會用到這支筆，在陷入絕望中，摸摸口袋里的筆則帶來了生的希望。而那位送給吉姆鉛筆的年輕人則最后被白人懷疑有偷筆嫌疑，被處以私刑。歷史中的美國南方，私刑無處不在，一支鉛筆可以抵一個鮮活的生命，在白人社會中這卻是司空見慣。作者筆下的這個情節隱含的另一層意義在于白人對于黑人語言能力把握的極端恐懼。語言成為統治的武器。由此來看，小說中第二文本力量的顛覆性可見一斑。

第二文本故事的發展成了這部名著重寫作品的顯著特色。另一方面，與吐溫原著精神一致的是，這部小說始終緊貼歷史語境。相比于原著，更從歷史的細節入手，凸顯黑人悲慘境遇背后的身份桎梏。南方歷史上曾經盛行過黑臉滑稽劇的娛樂節目，白人在臉上涂抹黑色油彩，穿上黑人時常穿的衣服，模仿黑人口音，表演黑人歌舞，以博得觀眾之喜，增加演出收入。小說將這個語境納入故事之中，并把歷史上的一位著名白人滑稽劇領隊人物丹尼爾·愛慕特改編成小說人物之一。吉姆被愛慕特發現擁有男高音特質，于是被后者買入并用于自己的歌舞劇中。吉姆本以為因此可以掙錢贖回自己的家人，但很快發現這并不能辦到，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作為黑人的他需要把自己的臉涂得更黑，以符合黑臉滑稽劇的要求。吉姆在這里只是作為一個工具存在，他是什么人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為這個白人樂隊服務，讓觀眾覺得他特別像一個黑人。馬克·吐溫原著中的戲劇性諷刺描述在這里得到了繼承，并被大大發揮了。歷史語境的套用更讓小說的敘述抹上一層濃濃的悲涼感。

1884年版《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插圖。

小說作者埃弗雷特在接受采訪時說過，他讀吐溫原著達15次之多，目的是忘掉原著的文本，但要讓語境在小說中自我展現。細讀這部作品，確實可以真切感受到這一點。小說前半部分敘述基本上是按照原著的情節線索推進，吉姆與哈克在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又順流而下，靠抓魚過活生存，經歷木筏被汽船撞翻、獨木舟被掀沉的危險時刻；與原著一樣，他們也遇到了“國王”與“公爵”兩個騙子，吉姆被他們賣掉以換得可以揮霍的金錢。在這個情節之后，小說走上了完全獨立的故事發展過程，吉姆一次又一次被當作商品換手，但憑著堅強的意志與獨有的智慧，一次又一次脫離險境。黑奴非人的待遇在吉姆的經歷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其悲苦程度讓人不忍卒讀，與原著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應的是，小說把重點放在了吉姆的反抗行為升級的描繪中；在故事走向結尾部分，吉姆與哈克重逢，回到老家，知道妻子與女兒已被賣到他地后，他在杰克遜島上伏擊了一個白人監工，奪了他的槍并親手勒死了那個白人強奸犯。從真實語境來看，此時的吉姆被描繪成了歷史上的那些黑人暴動者，用暴力來對抗白人的暴力統治。

同時，小說作者并沒有完全離開故事中第二文本的潛在敘述。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吉姆趁黑摸進曾經的白人主人撒切爾法官的書房，高高坐在上頭，昏黑中回到家里的法官被搞得莫名其妙，更令他不能理解的是，當吉姆開口和他說話時，他聽到的完全是另一種語言，以致被迫發問道：“你為什么那樣說話？”。自然，他是不能明白的，一個黑奴突然間說起了標準英語，這不亞于天塌了的感覺。撒切爾法官的淫威在吉姆的槍口下消失殆盡，而吉姆也在勇氣和武力的支撐下最終把妻子和女兒從白人魔爪下營救出來，一批黑人參加了吉姆領頭的暴力抗爭行動。這個情節的設計多少帶有些許明顯的烏托邦色彩，但考慮到小說把原著的時間背景從19世紀40年代推后到19世紀60年代，從內戰發生的背景來看，這樣的情節或許有其合理的邏輯。不過情節的內在邏輯其實依然在于語言力量的顯示。

語言的作用在小說到達尾聲時達到了高潮。幾個白人把吉姆妻女與一些黑人男女關押在一起，目的是強迫他們生下孩子，可以當作牲口買賣，這其實也是小說表現的黑奴制產生的邪惡之一。在搗毀了這個魔窟之后，吉姆再次走向了奔向自由的路上。這時出現了一個情節，小鎮上的一個白人警長攔住了吉姆一伙，問起中間有否逃亡者黑奴吉姆。此時的吉姆毫無懼色，直面警察，回答道，他的名字是詹姆斯。“詹姆斯什么？” 警長問道，“單名詹姆斯”，吉姆回答。小說就此結尾。

吉姆這個名字來自原著。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名字往往通指黑人男性，如內戰后出現的臭名昭著的限制黑人民權的“吉姆·克羅法”就以這個名字代指黑人。馬克·吐溫使用這個名字顯然有暗指時代背景的用意。在與哈克一起時，吉姆也曾經談論過改變自己的名字，在他用武力獲得自己的自由后，這個名字得到了光明正大的亮相。在黑奴制下，于黑人而言，命名是一種被剝奪的權利。小說以重獲姓名權結尾，可謂意味深長，而這也正是凸顯語言的顛覆力量的點睛之筆。歷史在語言中獲得新生，這是這部小說第二文本深藏之意。

撰文/金衡山

編輯/李永博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