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我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角逐開始繼續，解放戰爭隨之打響，由于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的潰敗非常迅速，三大戰役之后，更是瞬間潰不成軍。

就在國民黨軍即將垮臺之際，我黨的工作中心開始由陜北向北京逐漸轉移，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際，中南海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地點，但當時讓人感到很奇怪的是，毛澤東在最初只把中央軍委和中宣部帶進了中南海，這是為什么？

毛主席的槍桿子

對于這個問題，字面上就可以簡單理解，中央軍委代表著我黨的軍事，中宣部則代表著政治和輿論，這兩者就像是我們的兩大武器，不僅是軍隊中的中流砥柱，是人民群眾心中最大的希望。

首先是軍事方面，中央軍委就是毛主席最初所提出的槍桿子。

1927年，國共兩黨第1次合作開始了北伐戰爭，但卻在中途夭折了，因為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制造了412和715反革命政變，原本躊躇滿志的共產黨員遭到了血腥的屠殺。

由于當時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錯誤的認為放下武器之后可以換取國民黨的同情，所以交出了本就沒有掌握多少的武裝領導權，不曾想卻完全喪失了主動，換來了更殘忍的屠殺和針對，顯現連最基本的隊伍都保不住。

正是從這一次血的教訓之中，共產黨人才意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性，靠退縮和投降來換取同情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要拿起武器進行反擊，尤其是在那個相對比較混亂的中國社會背景之下，有槍有軍隊才是硬道理。

而此時的毛主席也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所以在后續的革命之中，我黨都強調以武裝斗爭為先，以掌握軍隊為主，才有了后續的南昌起義，伴隨著軍隊的創立秋收起義湖南起義和廣州起義先后進行。

我們之所以要掌握軍隊是想用革命的槍桿子來對付反革命的槍桿子，只有掌握了軍事，我們才能夠推翻反動政權，建立工農根據地。

對于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論，毛澤東早在八七會議上就已經提出了，由于北伐的失敗，中共中央在漢口舉行了秘密會議，毛澤東在當時雖然只是一個湖南代表，但卻一語道破了中國革命的關鍵要點。

他指出從前的孫中山先生只搞軍事運動，而如今的我們卻只做民眾運動，此時的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拿起槍桿子的，如果我們只抓其中一項，依然會繼續遭到屠殺。

從這里就能看出，中國共產黨是在國民黨的逼迫之下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如果手里沒有槍，僅靠政治宣傳，那根本誰都不會在乎，有了這一正確的認知之后，才有了后續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

南昌起義是我國武裝奪取政權的第1槍，最后是震驚全國的秋收起義，在這里組建了工農革命第一軍第1師，并且分三路，向長沙挺進，雖然后續走向失敗，但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而這一時期的槍桿子，就是后來率先被毛澤東帶入東南海的中央軍委，因為早年在毛主席的帶領之下，我們對于槍桿的認識是在不斷創新之中的，從最初的武器需求和軍隊組建，逐漸發展為后來的熟練使用到素質提高。

尤其是經過三灣改編之后，這支軍隊有了鐵的紀律，但同樣保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而在后來的歷次戰爭之中，都是對于這支軍隊的磨合和鍛煉，而我們也逐漸形成了一支爐火純青的領導班子，比如十大元帥。

他們不僅是軍隊的創建者，也是不斷發展和優化這支軍隊的人。

其實走向中南海都是后話，在1947年3月，由于國民黨挑起的內戰，軍隊開始大舉進攻延安，黨中央在毛主席的帶領之下轉戰陜北地區，當時隨行的隊伍只有兩支，其中的第1支就是中央軍委作戰部，這就是當時手里的槍桿子。

毛主席之所以在當時提出了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新中國這樣的偉大理論，就是因為有軍委作戰部隨行，所以才有這樣的底氣，因為當時是在邊轉移邊打仗，如果只是撤退，那么勢必會傷亡慘重，中央軍委作戰部就是最后一道保障。

相輔相成的筆桿子

與中央軍委一同被帶入中南海的是中宣部，它就是與槍桿子相對應的筆桿子。

當年毛主席在轉戰陜北的時候，除了帶走中央軍委作戰部之外，也下令新華社隨行，主要是因為在戰爭時期，我們黨和軍隊的輿論宣傳總是同步進行。

軍隊建立之初，文字宣傳的意義更加重大，這不僅是軍隊形象樹立的重要手段，也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迫切需要。

在建黨初期，就是靠著筆桿子才讓我們有了一支具有凝聚力的隊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要想傳播離不開一批先進的文人，當時的他們或許沒有受到什么高等教育，只是讀過幾年私塾，但在投身革命之后，手中的這支筆就是他們的武器。

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包括書法在內的民族意識的繼承和發揚，因為書法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受眾廣泛，喜愛者眾多，而且用書法來宣傳政治主張的話，往往具有更強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無論是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后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早期的共產黨內都是通過書信往來來獲取及時的信息，無論是電文手稿還是提詞方面，都少不了那一支筆桿子。

以至于在新中國開國之后的一大批政治家，甚至是將軍之中，多數都在書法上頗有成就，比如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就曾寫得一手好字，而對于早年處于戰爭之中的我們來說，筆桿子和槍桿子同樣重要，這也是毛澤東在走向中南海時選擇帶著中宣部的原因。

伴隨著三大起義的先后失敗，我們總結了不少經驗，最初雖然歸結為戰術失誤，政治工作懈怠以及在民眾工作上犯了極大錯誤，甚至還提到了情報疏忽，但這些都并不準確，沒有涉及根本。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我們回首往事，在總結教訓和經驗的時候意識到，南昌起義時候只想攻打大城市，并沒有想去農村發動和武裝農民，這是最基本的政策錯誤，也是方向性錯誤。

后來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就是意識到了農民的重要性，因為中國的國情和蘇聯不同，我們擁有廣泛的農民，如果將農民武裝起來，讓他們加入這支隊伍，那么革命力量將會空前強大，要想做到武裝農民，讓農民信任共產黨，就必須要通過政治宣傳和輿論。

畢竟對于農民來說，什么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他們全都聽不懂，我們需要用最樸素的方式獲得農民的信任和支持，那就是土地，打倒地主，將土地分給農民，這就是最簡單的政治宣傳，因為這是農民當下所需。

當時的農民已經受夠了壓迫和奴役，思想上非常簡單，有自己的一片土地，餓不著肚子就可以，根本沒有想過在將來當家作主，所以才有了我們后來土地革命的成功。

而當時的蔣介石提倡暴力，想要奪取農民剛分到手的土地，我們自然不答應，所以才會聯合到一起，支持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的統治，在戰爭的特殊時期，筆桿子有時候能發揮比槍桿子更重大的作用。

就連蔣介石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國共聯合抗日時期，蔣介石就曾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權多次頒布新聞出版法令，想要取締抗日革命根據地，甚至大肆宣傳游而不擊破壞抗戰的錯誤理論，企圖遏制共產黨的發展。

當時的毛澤東意識到，如果不打破當時國民黨的這種荒謬宣傳，那么中國共產黨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如果八路軍和新四軍難以樹立一個正確的形象，那就根本不可能堅持到抗戰勝利。

所以在當時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毛主席一來身體力行為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撰寫稿件，和國民黨展開了一場輿論對戰。

由此可見，無論在什么時候，毛主席都是主張筆桿子和槍桿子兩手抓的，在1947年11月黨中央進入西柏坡之后，依然在與敵軍作戰的同時，展開了輿論上的斗智斗勇。

而經過多年的發展建設，中央軍委是直接對軍隊的領導機構，而中宣部則是最主要的輿論機構，即使后來新中國成立，我們依然不能忘記這兩大武器，只有二者相結合，才會給新建立的政權帶來長治久安和發展的機會。

也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在前往中南海的時候才會帶上中央軍委和中宣部，畢竟這是我軍制勝的不二法門。

無論是筆桿子還是槍桿子，都是我們從一次又一次流血犧牲中總結出來的重要經驗，所以無論時代怎樣發展進步，這兩者都處于優先的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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