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交往，從來都是“矛盾”與“合作”的糾纏互動。各國處理涉外事務的機構，英文概稱“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中國獨名“外交部”——一個看似尋常的“交”字，實則藏著中華文明看待世界的底層邏輯：為何是“外交”而非“外斗”？這背后，正是一種以“往來”為基、以“和合”為要的文明選擇。

圖片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方網站

“外交” 二字的精神內核，在中華文明中早有淵源。《左傳?隱公六年》記載，鄭國與陳國生隙時，鄭莊公派使者勸陳桓公：“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這句勸誡里的“親”與“善”，正是“交”的初心——不是回避矛盾的妥協，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抗，而是以理性化解分歧、以善意培育互信。陳桓公當時未納其言，終致兩國交兵而陳國失利，這段史事恰從反面印證：“交”不是軟弱，而是更具生命力的生存智慧。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釋義

圖片來源：北京網絡廣播電視臺

這種以“交”為核心的對外理念，早已融入中華文明的基因。它與零和博弈的“斗”形成鮮明對照：“斗”的邏輯里，國際關系是“你輸我贏”的棋局，力量是唯一籌碼；而“交”的哲學中，世界是“共生共榮”的網絡，善意與理性才是長久紐帶。

追溯中華文明對外交往的哲學根基，先秦時期已奠定三重支柱。《尚書?堯典》提出“協和萬邦”，將天下視為需共同調和的整體，而非待征服的疆域，這是“天下觀”的起點；孟子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主張以德行感召而非武力壓制，這是“王道”的內核；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承認差異、尊重多樣，這是“包容”的準則。三者共同構成“交”的底層邏輯：不追求同質化的“同”，而追求共生性的“和”。

《尚書?堯典》（部分）

圖片來源：搜狐網

這種邏輯投射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獨特的文明軌跡。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帶回來的不僅是葡萄、苜蓿，更開啟了中原與西域的文化對話；隋唐時期的長安，波斯商人、日本留學生、天竺僧侶共處一城，胡旋舞與霓裳羽衣同臺綻放，絲綢之路從來不是單向的“輸送”，而是雙向的“互鑒”。

絲綢之路路線

圖片來源：新華絲路網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明朝鄭和下西洋：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最多時近300艘船、2.7萬人），抵達30多個國家，帶去的是瓷器、絲綢與歷法，帶回的是香料、技藝與友誼，未占一寸土地，未建一處殖民據點。

鄭和航海圖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即便是古代的朝貢體系，其本質也并非武力脅迫下的臣服，而是以“冊封—朝貢”為禮儀形式的文化認同——周邊國家因仰慕中原文明的制度與文化自愿往來，中原王朝則以“厚往薄來”的賞賜回應，核心是“吸引力”而非“壓迫力”。

進入現代，這種“交”的智慧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薪傳與鼎革。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將“互不侵犯”“互利共贏”寫入現代國際關系準則，本質是“協和萬邦”的當代轉化；改革開放后，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舉辦北京奧運會，從博鰲亞洲論壇到上海進博會，“交”之形式千變，核心價值如一——不是關起門來的自守，而是敞開門戶的互融。即便面對分歧，中國也始終保持“交”的姿態：涉及核心利益時“寸步不讓”，但解決分歧時“對話優先”。中國維和部隊在黎巴嫩、南蘇丹的藍盔身影，對非洲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承諾，在《巴黎協定》框架下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行動，都是“交”的哲學在現實中的落地：以行動證明“合作比對抗更有利，共贏比獨占更持久”。

圖片來源：《中國智慧中國行》第十集《親仁善鄰》

當今世界，正立于“斗”與“交”的十字路口彷徨。強權邏輯沉渣泛起，“叢林法則”卷土重來，單邊保護之幟獵獵作響，國際規則時被簡化為“贏者通吃”的粗鄙賭局。然而，氣候變化、疫情肆虐、糧秣危機等全球隱疴時時警醒：獨善其身只是幻夢，“斗”的僵局早已陳腐。哲人雅斯貝爾斯嘗言，軸心時代的中國思想家，育成“最富人情味”的文明型態——此般“人情味”之要義，正是視他國非為零和對手，乃可攜手偕行的同路人。漢學大家汪德邁更點明，中國的“關系理性”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對抗思維的替代方案：不以勝負定親疏，而借往來塑聯結；不以強力劃鴻溝，卻憑互信筑通衢。

從張騫絲路駝鈴到中歐班列汽笛陣陣，中華文明對外交往的主線始終是“交”。《禮記》有云：“禮之用，和為貴”，這個“和”，正是“交”的終極目標——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而是通過往來實現的共生；不是消除差異的同質化，而是尊重差異的共榮。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報仍在回響的今天，這種以“交”為道的哲學，或許正是人類突破對抗困局的文化密碼：畢竟，世界的本質不是“你死我活”的戰場，而是“共生共長”的家園；國家間的相處之道，不該是“斗”的零和，而應是“交”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