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這是一位于1934年打入敵人內部，在黑夜中潛行15年，終于1949年歸隊，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寫下的一首詩。

15年，他深入虎穴龍潭，周旋于一眾鼎鼎大名的大人物身邊，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戴笠……群妖亂舞的魔窟里，他不但沒有被發現，還深得信任，官職越做越大，以至于他自己都慌，為此特向中央領導請示。

直到得到中央領導予他立足越深，作用越大，“大膽往上爬”的回復，他才放寬心。

那么，這個他究竟是誰？他身上發生了什么故事？后來又怎么樣了呢？

此一人，便是中共特工李時雨。

1908年，李時雨出生于黑龍江巴彥縣，中學畢業后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后改名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簡稱“北大法學院”）。

當時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學習的他，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未來會在敵人的心臟里走過如此漫長的路。

因為上學前兩年，他不曾參加任何政治組織，只埋頭苦讀，直到1931年，東北的槍聲驟然響起，在國破家亡的現實面前，李時雨感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于同年經組織同意入黨。

至次年2月，包括李時雨家鄉黑龍江在內的東北全境淪陷。4月，李時雨受黨組織派遣潛回東北，發展抗日武裝，組織成立了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李時雨任副司令，率部活躍在巴彥、呼蘭、蘭西一帶，炸毀日寇軍需列車，夜襲興隆鎮火車站，打死打傷日軍數十人，為爭取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日軍為消滅這支新興的抗日隊伍，使盡渾身解數，敵強我弱，組織上遂決定李時雨回北平復學。同年10月，李時雨返回北大法學院。

1934年，李時雨從北大法學院畢業，組織上看中他法學專業的背景和沉穩的性格，又派他潛入了東北軍。

那時他剛二十出頭，經好友介紹來到西安，順利潛入西北“剿總”第四處，開始每天周旋于國民黨軍官之間，向他們宣傳我黨提出的全民抗戰主張，并將東北軍的動向通過加密信件送往地下交通站。

1936年西安事變突然發生時，局勢動蕩，不僅國民黨內亂成一團麻，更完全出乎我黨的意料。此時潛伏在東北軍內部的李時雨，對于我黨掌握東北軍的動向，進而操盤整個時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但張學良被軟禁，東北軍群龍無首，蔣介石開始采用分化整編等手段，以實現對東北軍的掌控。

1937年3月，東北軍開始奉命東調，李時雨經組織上安排，調往天津，打入偽天津高等法院（日本侵略軍在華北占領區扶植建立的傀儡組織），擔任一名檢察官。

對于這份工作，李時雨最初心有抵觸，然而之后的事情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

1939年初，李時雨接到一項營救任務。營救對象名叫馮驥，是天津淪陷時被捕的我黨人員。

彼時，在日偽統治區，凡是沾上共產黨、八路軍的案子，重則死刑，輕則重判，要把人全須全尾地從監獄里營救出來，難度很大。

面對這個棘手的任務，李時雨制定了周密的計劃，首先他憑借自己已從一名檢察官轉任汪偽天津市高等法院書記官長的身份，趁機調閱并燒毀了馮驥的卷宗，然后等到負責案宗的書記官發現卷宗丟失急忙匯報時，他先是佯裝責備，然后順勢“指點”卷宗可能是在法院被日軍轟炸時毀掉了，書記官怕擔罪責，依此說法照辦。

隨后，李時雨借檢查監所之名進入看守所，在與馮驥交談時暗中示意他翻供，讓其堅稱自己并非共產黨人，只是因斗毆被仇家誣陷下獄。最后，他即動用平日積累的人脈與官場周旋技巧，成功為馮驥洗脫罪名，使其得以無罪釋放。

如此，李時雨圓滿完成這項難度系數超高的營救任務，看著同志在自己的幫助下成功脫困，安然無恙，他意識到自己的位置多么的重要，更明白了潛伏工作對革命事業的貢獻，與戰場殺敵相比并不遜色，只是他面對的是“無形的刀光劍影”。

1939 年，李時雨根據組織指示，轉赴上海，打入汪偽政權核心機構。他憑借法學專業功底和在天津積累的偽政權任職經驗，經人引薦進入汪偽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表面上為汪偽政權草擬法律條文，實則密切關注日偽勾結的動態，將汪偽與日軍簽訂的秘密協定、軍事布防等情報，通過地下電臺源源不斷傳回延安。

當時上海正值“孤島”時期，局勢詭譎，日特、汪偽特務、國民黨軍統潛伏人員交織盤踞，稍有不慎便會暴露。一次，汪偽特工總部的李士群懷疑其身份，故意在會議上拋出假情報試探。李時雨察覺異樣，會后假意與李士群閑聊，順勢“印證”了假情報的“真實性”，打消了對方的疑慮。

1941 年，李時雨升任汪偽上海市政府秘書處處長，得以接觸更多核心機密。他利用負責處理市政府日常公文的便利，抄錄了日軍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的軍火庫位置、兵力部署等重要信息，通過地下交通員傳遞給新四軍，為敵后武裝開展破襲戰提供了精準指引。期間，他還利用職務之便，為多名被日偽逮捕的進步人士更改罪名，使其從輕發落或保釋出獄。

隨著職位提升，李時雨的活動范圍擴大至汪偽政權高層。他曾以秘書處處長身份，陪同汪偽上海市長參加與日軍的 “合作會議”，親眼目睹日偽的侵略野心和內部矛盾。1943 年，他被調往南京，任汪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核心人物有了更多直接接觸。面對這些雙手沾滿同胞鮮血的漢奸，他強忍厭惡，以“務實”“干練”的形象獲取信任，暗中收集他們與日軍勾結的證據。

1943年8月，汪偽政府將接收的公共租界區改稱第一區公署，陳公博兼任署長，調李時雨兼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

此時，李時雨肩扛金星，身兼秘書處長、軍法處長、司法處長，大權在握，威風八面，成為上海灘的顯赫人物。之后，憑借手中職權，前后不知有多少叛徒、特務、漢奸被他巧妙地處死。

到1944 年，李時雨的官職升至汪偽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部（簡稱 “調統部”）次長，這一職位讓他掌握了汪偽特務機構的大量機密。

不過就在此時，他內心的不安愈發強烈——身居如此高位，與漢奸頭目往來密切，稍有差池不僅自身難保，更會危及組織安全。他通過秘密渠道向延安匯報情況，表達了對職位過高的顧慮，中央卻要他“大膽往上爬。”這簡短的指令讓他堅定了信念，繼續在敵營深處周旋。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汪偽政權土崩瓦解。李時雨根據組織安排，轉而打入國民黨軍統系統。他利用在汪偽時期與軍統潛伏人員建立的 “聯系”，向軍統上海站 “投誠”，因其掌握大量汪偽人員名單和罪證，被軍統局長戴笠任命為軍統上海行動總隊少將總隊長，負責逮捕漢奸。

在此期間，他巧妙地保護了一批曾為我黨提供幫助的偽職人員，將真正罪大惡極的漢奸名單移交軍統，既完成了 “任務”，又踐行了革命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在北京寓所

1946 年，李時雨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繼續潛伏。他將國民黨在上海的黨務活動、特務組織分布等情報及時傳遞給地下黨，為黨組織在上海開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提供了重要參考。

1948 年，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發展，他的工作重心轉向收集國民黨軍在長江下游的布防情報。他利用參加國民黨軍高層會議的機會，繪制了詳細的江防要塞分布圖，通過秘密電臺發往華東野戰軍，為渡江戰役的順利實施貢獻了力量。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前夕，李時雨接到組織命令，撤離潛伏崗位。他冒著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風險，銷毀了所有秘密文件，在地下黨的接應下，順利離開上海，抵達解放區。同年 6 月，他終于結束了長達 15 年的潛伏生涯，回到了黨的懷抱，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先后在中央黨政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

80年代初，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熱映，而劇中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李時雨。

1982年，李時雨離休前，在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教協會顧問、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離休后，他將平生積蓄捐獻給了家鄉巴彥縣，后又曾撰寫《烽火歷程》《敵營十五年》等多篇史稿，回憶自己那段于刀光劍影無形中的敵營搏斗十五年的歲月。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自此走完傳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