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廣程：剪不斷理還亂——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透視

學思平治

俄國學者安德烈·齊甘科夫在他的《俄羅斯與西方：從亞歷山大一世到普京》一書中分析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他認為，19世紀初以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遵循了三種顯著模式：第一種模式，與西方各國合作；第二種模式，對西方世界的防御反應；第三種模式，對西方采取強硬政策。但在我看來，在過去兩個多世紀中，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非常復雜，俄羅斯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的西方國家進行過戰爭，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對手與不同的國家結成過同盟。俄羅斯與英國、法國和德國等都進行過戰爭。因此，俄羅斯在心理上并不畏懼與西歐國家進行軍事博弈。然而，從長時段來看，俄羅斯并沒有找到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成熟方式。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民族是高度極化的民族，它是對立面的融合。它讓人陶醉，也讓人失望。在它那里總是可以有一些意外。它最能激起對其強烈的愛和強烈的恨。這是一個能夠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從別爾嘉耶夫的判斷可以看出，現在的西方人對俄羅斯如此不信任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西方歷史學家更是將俄羅斯描繪成擴張成性、粗魯而野蠻的民族和帝國。在歐洲歷史上俄羅斯所扮演的就是使西方各民族“不安”的角色。這種意識的保存是長時段的，固化的，而西方各民族對俄羅斯的不信任又反過來強化了俄羅斯與西方各民族對立的情緒。俄羅斯與西方經常性的摩擦、對立甚至戰爭就像一出出大劇需要固定角色一樣，強化著俄羅斯在西方的反面和消極影像。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戰以前，俄羅斯與西方的爭斗多為俄羅斯占據優勢，但自從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后，俄羅斯在與美國的爭斗中總是居于下風，在戰略上沒有贏過美國。冷戰的結局是蘇聯解體，蘇聯領導的陣營土崩瓦解，而美國則繼續保持世界超級大國地位，與華約相對壘的北約不僅沒有隨華約解體而解散，反而實施東擴，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俄羅斯經過三十多年才終于痛苦地承認，俄羅斯是冷戰的最大輸家。在美國及其歐洲盟友“消化”完蘇聯原有的“東歐”戰略空間后，獨聯體就成為西方的戰略拓展對象，而俄羅斯一直認為這是其“勢力范圍”和“利益核心區”，自然不能容忍西方染指。

明確地說，西方對俄羅斯的看法總體上是固化的，大體上是一貫的，對俄羅斯的認知是“不安”、不信任和蔑視（看不起）。但俄羅斯對西方的看法則要復雜得多，表現出矛盾性和多面性。俄羅斯對西方從內心里十分傾心和羨慕，承認西方比自己發達，比自己文明，追求靠近西方，甚至向往與西方融為一體。但西方卻常常以各種方式拒絕來自俄羅斯的“秋波”，無論是地理上、心靈上還是精神上都與俄羅斯保持距離，這使俄羅斯經常存在挫敗感和被邊緣化的感覺。于是，俄羅斯對西方就按照逆反原則，不斷與西方進行各種樣式的“糾纏”，模仿中帶有嫉妒情緒，這種情緒再進一步伸展就會出現仇視心理，再加上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的深度博弈，俄羅斯經常與西方發生規模不等的沖突。俄羅斯會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民族意志深處表現出強烈的民族獨特性，即俄羅斯民族是神選民族，俄羅斯負有特殊使命，俄羅斯躁動的靈魂只有在世界范圍內才能加以安放。俄羅斯要與西方融合，但這不能被理解為不發達的俄羅斯“融入”西方。俄羅斯在與西方“融合”過程中要處于主導、支配和主宰地位，而這是西方決不能夠容忍的。因此，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在多個層面出現長時段的“隔閡”，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俄羅斯與西方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還有一個因素，俄羅斯精英———無論政治家、社會精英，還是文化巨匠常常提及，俄羅斯與西方是不可分割的，俄羅斯與西方原本就是一體，精神是一致的。東正教決定了俄羅斯的靈魂也是基督教的，俄羅斯文化也屬于基督教文化圈，與西方是同一種文化和精神屬性。但是，這卻不能說明俄羅斯與西方在精神上有多么“親近”。歷史事實恰恰表明，俄羅斯與西方精神世界的差距不次于俄羅斯東正教與其他宗教的差別。俄羅斯與波蘭同屬于斯拉夫民族，但俄羅斯東正教和波蘭天主教文化之間的差距和沖突卻非常大，甚至是導致兩國關系和民眾情感疏遠的重要因素。如果說俄羅斯與波蘭分屬東正教和天主教，那么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于東斯拉夫民族，又同屬于東正教，現在兩國卻正在發生著激烈的軍事對抗。歐洲用什么來彌補不信任？俄羅斯未來與西方會以何種關系模式相處？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

蘇聯東歐劇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觀察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窗口和視角。在冷戰結束后的亢奮期，俄羅斯主動塑造自己的“新思維”和行為方式，主動作出“歷史性”選擇，在“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全球視野下，主動與西方文明接軌，出現了對西方的浪漫期和追求期，但這個浪漫期十分短暫。當時人們以為俄羅斯改變了自己的國際容貌，會與西方實現“世紀和解”，歐洲會迎來“大統一”的美滿境界。然而，冷戰結束后的今天，還在持續的烏克蘭危機表明，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又一次進入了新的對抗輪回，這場危機沖突的烈度遠遠高于冷戰時期兩個陣營對抗的烈度。

這里需要提出一個問題，雖然冷戰結束了，但大國冷戰思維真的隨冷戰的結束而消失和改變了嗎？從當前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看，現實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在當今世界各大國中，只有中國真正擯棄了冷戰思維。冷戰的基本結構是由兩極世界組成的。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涇渭分明，進行了四十多年長時段、高強度、全方位的對抗。中國原屬于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但因中蘇關系破裂，中國脫離了蘇聯陣營，既反對美國霸權，又反對蘇聯霸權，活生生在世界兩大對立的陣營體系中“拱出”一個“角”來，這個“角”不是美國和蘇聯施舍的，而是中國靠自身努力和抗爭贏得的。“中美蘇大三角”更多凝結的是中國的貢獻和智慧。中國在反對霸權主義的同時，也先后與美國和蘇聯實現了關系正常化。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緩和與大國的關系，緩和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為中國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中國不僅擯棄了冷戰思維，而且改變了冷戰時期的行為模式，將和平與發展視為國際社會的主題，以“融入”的姿態迎接世界全球化。冷戰結束后，中國聚精會神謀發展，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這八十年間，人類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歷了冷戰和后冷戰兩個時期。從目前世界演化的趨勢看，后冷戰時期大致上已經結束，世界進入了“后后冷戰時期”，或者可以稱為“后冷戰后時期”。后冷戰后時期的最主要表現是，大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障礙性因素，美國將貿易武器化，著力破壞全球化趨勢下形成的國際秩序和體系。世界出現了一系列不確定因素，而美國行為本身就成為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人類走到了十字路口，面臨一系列新挑戰，但人類的出路總是有的。在世界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中，中國的行為、中國的發展成為不確定世界中最大的確定性。冷戰結束后，“中美蘇大三角”時代也徹底結束了，現實國際格局中的中美俄大國之間的關系，是三邊關系。中美關系處于十分復雜的狀態，俄美關系呈巨大波動狀態，而中俄關系的不斷發展，成為世界大國中最成熟、最穩定和最可預測的大國雙邊關系。

在俄羅斯與西方關系出現大麻煩的情況下，俄羅斯上上下下出現了“向東轉”的響亮聲音。別爾嘉耶夫認為，俄羅斯心靈的矛盾性和復雜性與俄羅斯處于東西方之間有關系：“世界歷史的兩個分支在俄羅斯相遇并發生相互作用，這就是東方和西方，俄羅斯民族不是純歐洲的民族，也不是純亞洲的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一個完整的‘洲'，是巨大的東西方。它把兩個世界聯合起來。在俄羅斯心靈中總是有兩個原則在斗爭，東方的原則和西方的原則。”俄羅斯地處歐亞腹地的特殊情況決定了俄羅斯必須兼顧東西方兩端。

當今世界很亂，但人類總歸要回到共同回應人類命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這個主題上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重要的現實選擇。中國最需要做的，恰恰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國是世界舞臺上的俠客，則必須同時在劍和劍法兩個層面下功夫，借用《周易》之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中國若是“大人”，就需要而且必須學會并習慣與當今世界上的“鬼神合其吉兇”，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 邢廣程：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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