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布，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結果。而對于一直追隨特朗普對華政策，又剛剛經受印巴沖突挫折的印度來說，這顯然并不是一個好消息。本文首發于中國青年報。

5月12日，美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媒體吹風會 視頻截圖

文/毛克疾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

中印兩國領導人2024年“破冰”會晤推動邊境局勢趨于緩和，2025年3月中印各自圍繞雙邊關系作出多年未見的積極評價，中印關系一度明顯轉暖，不少擱置多年的在印中資項目也釋放了重啟信號。然而，隨著4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大棒揮向全球，中印雙邊關系再次波譎云詭。

4月7日，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戈亞爾公開指責中國“通過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破壞全球經濟秩序”。4月11日，戈亞爾再度宣稱“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造成當前全球貿易危機的根源”，贊揚特朗普關稅政策“必要且對世界有益”，為印促進外貿提供了“絕佳機會”。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則聲稱“‘中國傾銷’在印度導致了巨大的憤怒”。

上述表態令人遺憾，這顯示出莫迪政府急于在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面前選邊站隊。這種做法使中印關系再次籠罩在巨大陰影之下，冷凍了原本正在轉暖的中印產業經濟合作。更重要的是，如同誤判2020年跨國企業“中國+1”風潮為印度帶來的戰略機遇，莫迪政府將因誤判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而再次錯失發展良機。

印度高估了美國的力量，低估了對美平衡的力量

面對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印度智庫界、學術界、媒體界形成兩類判斷：

樂觀派認為，印度的藥品、服務等對美出口主項未受影響，且印對美出口關稅率低于越南、孟加拉國，更不用說被特朗普重點打擊的中國；中國嚴重承壓，將尋求對印合作，為印帶來機會。因此，印度只要貼靠特朗普就能贏，甚至對中國釜底抽薪，成為本輪關稅戰最大贏家。

悲觀派則認為，所謂“對等關稅”或將徹底終結經濟全球化，印度無法像中國一樣通過制造和出口進入利潤豐厚的西方，卻要和中國一樣承擔美國的關稅懲罰。他們附和蘇杰生“西方厚中薄印”的抱怨，認定美國才是決定印度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力量，希望通過譴責中國來“證明忠誠”，進而爭取美國關稅豁免，甚至攫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本質上都高估了美國的力量，低估了中國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平衡的力量，并且誤判了這兩股力量對比的未來變化趨勢。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戈亞爾、蘇杰生和防長拉杰納特·辛格等莫迪政府要員紛紛對華表態強硬。正如印度政治評論員普拉納布·達爾·薩曼塔所言，“任何混亂都是新權力中心崛起的機會”，他們可能希望在“特朗普混亂”中貼靠美國、打擊中國，為印度獲取戰略外交和產業經濟利益。

與要員表態相呼應，印度各政府部門最近紛紛加緊行動。例如，印度標準局響應美國關切，專門針對汽車零部件、人造纖維、化學品放寬質量控制令（QCOs），但繼續對中國產品執行最嚴格質控。再如，面對美對印鋼鋁產品征收的關稅，印度雖向世貿組織申訴，但僅保留“程序性”磋商權力，以防升級矛盾、觸怒美國。

此外，印度貿易救濟總局很可能正在設計新一輪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千方百計對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事實上對中國形成包圍和孤立。

2024年，美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額達到1292億美元，其中美國向印度出口418億美元的商品，進口874億美元的商品，導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達到457億美元

所謂“對等關稅”是機遇？印度未看清其中風險

印度之所以將所謂“對等關稅”視為機遇，一方面是因為印度對美出口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并且iPhone這類低本土附加值產品占了很大份額；另一方面，印度自認為不是所謂“對等關稅”的主要目標，還可借機聯合美國、打壓中國而漁利。

印度經濟學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蘇爾吉特·巴拉就宣稱，“‘對等關稅’的真實目的并非平衡貿易逆差，而是專門打壓中國”，是印度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然而，這些一廂情愿的想法不僅大大低估了所謂“對等關稅”的危險，還高估了自身贏面。

莫迪政府對所謂“對等關稅”給印度帶來的破壞估計不足。

首先，印度臆想的優勢恐無法實現。即使中國被迫出讓市場份額，制造業更強的越南、馬來西亞，對美聯系更緊密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可能通過談判保持優于印度的貿易條件。

其次，印度服務出口恐承受重擊。一旦美國經濟波動，IT服務等印度支柱產業必定首當其沖。

第三，印度面臨極高金融風險。每逢全球市場動蕩，外資首先逃離高風險新興市場，這使印度面臨高強度、長時間的資本外流壓力。此外，受中國產品赴美受阻轉入印度、全球需求萎縮的雙重沖擊，印企利潤空間恐遭遇嚴重擠壓。

莫迪政府高估了印度面對所謂“對等關稅”的贏面。由于印美都不滿對華大額貿易逆差，又疑懼中國崛起，莫迪政府容易滑入特朗普式邏輯而產生虛幻的信心。例如，特朗普宣稱“進口越多、議價能力就越強”——美國自華進口多于中國自美進口，因此美國談判地位強于中國，按此邏輯，印度面對中國也具備同樣的優勢。

然而，這在事實層面并不成立。將邏輯推到極致，中國作為順差國，如果斷絕貿易，損失的是銷售收入，調整相對容易，而印度作為逆差國，無法在國內以同等價格獲得商品和服務，調整相對困難。畢竟，跨國轉移制造業產能的難度遠高于尋找替代訂單。

2024年9月，印度塔塔電子位于泰米爾納德邦的iPhone零件工廠發生大火

印度可能再次錯過發展良機

在過去20年中，印度已經兩次錯過“制造業崛起”的重大機會。第一次是21世紀初，中國低端制造業由于要素成本壓力向外轉移，印度專注服務業，對此并無知覺。第二次是中美戰略博弈疊加新冠疫情，催化跨國企業尋求“中國+1”，印度對此雖有所行動，但適得其反。

2020年初新冠疫情來襲，印度出于“外資趁機掠奪式收購”的擔憂，發布“2020年第3號新聞公告”（PN3），全面限制來自印度鄰國的任何投資。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后，莫迪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數百款具有中國背景的移動應用程序。印度稅務機關大批逮捕在印度的中國高管。在印度全面打壓中資中企的背景下，雖然印方自我期許“中國+1”大贏家，但實際結果可想而知。

如今，特朗普再次揮舞關稅大棒，印度獲得了第三次機會，這次能否抓住？目前看，機會渺茫。

原因之一是“政治正確”仍在扭曲印度的經濟理性。目前，印度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前提問題：到底要不要對華合作？從戈亞爾等要員的表態不難看出，“賭中國輸”“唱中國衰”才符合印度版“政治正確”。在莫迪2月訪美受挫、手足無措的短暫窗口期，印方才愿認真考慮改善對華關系。一旦特朗普推出所謂“對等關稅”，印方就迫不及待地尾隨美國對華示強。雖然經濟理性表明，中印越緊密合作，印度越有可能抓住機遇，但印度國內政治氛圍扼殺了這種可能性。正如2020年以來發生的那樣，如果印度不歡迎中資企業和中國人才，即使有中國產業受美強壓對外轉移，印度也無法分享。這不僅是印度的經濟智慧問題，也是其政治勇氣問題。

二是傳統政策約束很難克服。印度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但出口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表明印經濟要素扭曲嚴重，導致無法利用潛力最大的比較優勢。莫迪在前兩個任期嘗試推動用工、用地、農業等方面的改革，但效果遠不及預期。例如，莫迪政府把犬牙交錯的勞動法系整合為四大法典，但因為沒有頒布具體實施細則而持續停滯，改革成果乏善可陳。莫迪第三任期依靠聯合政府執政，改革動力只會進一步減退。這表明，即使印方高層決心對華開展產業經濟合作，很多長期制約印度制造業的桎梏也不會自動解決，印度制造業發展依然十分艱難。

三是域內國家同生態位競爭極其激烈。考慮印對華限制政策和印國內改革不利，很多中企即使要“出海”也繞開印度，因為難以獲得印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資許可、赴印簽證，難以應對印度合規要求，且不愿意承擔匯回利潤附帶的巨大風險。在印度隔絕中資的同時，一個供應鏈網絡正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乃至中東鋪展——孟加拉國負責服裝生產，越南負責消費電子產品，印尼負責電池和精煉產品，馬來西亞負責汽車、芯片服務、電子制造服務等。面對美所謂“對等關稅”，中國和越南選擇簽署產供鏈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是歷史上此類合作文件首次簽訂，未來還有望拓展到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這意味著，印度未來可能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同生態位競爭，發展空間必然受到更嚴重的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