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前國家領導人阮春福、武文賞、王庭惠被解除黨內職務

（原標題：越南前國家領導人阮春福、武文賞、王庭惠被解除黨內職務）

當地時間19日，總臺記者獲悉，越南前總理阮春福、前國家主席武文賞、前國會主席王庭惠被解除越共黨內一切職務。（總臺記者 付新日）

阮春福、武文賞、王庭惠被解除黨內職務

延伸閱讀

2025年7月1日，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蘇林和多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到首都河內市的行政服務中心，并深入福盛鄉和西湖坊。面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蘇林要求他們從行政思維轉向服務思維，從“盡力而為”轉向“認真做事”，以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當天，經過大規模合并的越南各省市政府及省、鄉（坊）兩級政府體制正式開始運作。這標志著，自越共中央和國家機關進行大規模部門精簡之后，在“邊跑邊談”“有事就做”的飛速改革之中，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重整江山”的第二階段也已經基本完成。

越通社將“重整江山”描述為“8年戰略準備，8個月快速實施”。在這個階段，越南全國由63個省市變為34個省市，690多個區級行政單位及近7000個鄉坊成為歷史，長期影響波及25萬公職人員。

越南官方稱，這場從2024年底開始的改革是越南國家機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最為徹底的一次變革”，“影響之深遠，波及各層級、各領域、各地區，直達每一位國民”。距離2024年7月越共中央原總書記阮富仲在任內去世、8月蘇林接任總書記職務，才過去不到一年時間，越南的這場大變革為何能高效推動？

5月5日，越南河內，（左起）越南國家主席梁強、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越南總理范明政出席越南第十五屆國會第九次會議

權力集中與上傳下達

省市合并與建立兩級政府，是蘇林成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后，讓外界矚目的又一項重大政治舉措。蘇林出身越南公安系統，2024年5月在公安部長任上當選越南國家主席，8月3日接替去世的阮富仲，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同年10月，蘇林不再兼任越南國家主席，由梁強繼任，越共中央新的“四駕馬車”最高領導層基本確立。

也是從2024年10月開始，蘇林將阮富仲時代的“反腐敗、反消極”運動擴大為“反腐敗、反消極、反浪費”斗爭，多名越共中央委員被問責。11月，越共中央、越南政府、國會開始大規模精簡合并部門，中央政府部門合并后減少5個部，撤并越南國資委等直屬機構。

到今年二三月間，隨著中央政府各級部門重組接近尾聲，醞釀已久的省級行政區合并被正式提上日程，并與撤銷全部區級行政區、將地方政府從三級變為兩級的改革同期進行。自7月1日開始，越南全國原有的63個省市減少為34個，比20世紀80年代革新開放之初的40個省市數量還要少。696個區級行政區全部撤銷，1萬多個鄉坊也被合并為3321個。

按照越南官方說法，上述三場運動與改革，都是對阮富仲時代未盡工作的延續。2017年，阮富仲領導下的越共中央通過題為《關于繼續朝著精干、高效方向推進政治體系組織機構革新》的決議（以下稱“18號決議”）。

18號決議通過后，越南精簡公務員超過7萬人，并成立新機構國資委，管理原屬于各部委的大型國企。不過，按照今天越南官方媒體的說法，18號決議的執行并不充分，機構重疊、上下臃腫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局部措施沒有達到效果。其中的關鍵就是地方政府。

就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之后不久，蘇林就指出，不進行地方行政體制改革，中央的措施就難以上傳下達，導致“黨的很多政策落實緩慢，一些政策沒有落實到位”。一個受到外界關注的細節是，雖然越南于2018年成立了國資委，但直到國資委被撤銷，省級及以下政府都未進行同樣的國企管理體制調整。而在本輪改革中，越南各省級黨委和政府，都對照中央的機構精簡，幾乎“一一對應”地撤并了自己的部門。

實現地方行政體制的權力集中和上傳下達，是本輪改革的核心目標。越南革新開放以來，為經濟發展需要而不斷分割增加的省市，難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長期為越南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知名越南問題專家、新南威爾士大學榮休教授卡爾·塞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發展空間”是越南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現在，工業經濟發達的省份，在合并后獲得了更充足的人力資源和拓展空間。一些發達省份通過合并后，經濟總量提升到全國前列，為后續改設直轄市創造了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改革中，各省人民委員會（省政府）的地位也從“單純的行政管理機構”上升為“統一的行政中心”和“綜合治理主體”。新修訂的越南《地方政府組織法》中，人民委員會主席（省長）的獨立職能從11項增加到23項，越通社稱此為“明確體現指揮家作用”。

省級人民議會的作用則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本輪改革的重要執行者、越南內政部長范氏清茶毫不諱言地指出：“以前，任何問題都必須等待人民委員會和人民議會的集體決定。兜圈子就意味著失去機會，不能及時為人民和企業解決問題。”

上傳下達的問題，則主要在于區級體制。鄉坊一級政府直接“面對人民”卻缺乏治理授權；區級政府握有大量行政權限卻不“貼近社區”。“撤區”只是改變該現象的第一步。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主席（市長）阮文得就公開表示，7月1日開始的新體制只是該市鄉坊的簡單“加法”，更進一步的權力下放才剛剛開始。同一天，越南政府行政程序改革和權力下放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政府總理范明政擔任委員會主任。

6月12日，越南國會投票通過合并省級行政單位的決議，將省市數量從63個減少到34個

“團結的力量”

越南領導層為何急于在此時“重整江山”？按照越南官方的說法，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及數字化轉型壓力，為了實現到2045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越南已經時不我待。內政部原副部長阮進廷分析稱，越南正處于“人口黃金結構”時期，機遇稍縱即逝，如果等到“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再改革，一切就都晚了。

外部分析則多強調，越共十四大計劃于2026年初召開。十三大形成的越南領導層，2022年以來由于“反腐敗、反消極”運動引發的大規模人事調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動，中央政治局最初的18名成員中，有7人因對不同問題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此外，20多位中央委員受到不同程度處分，一些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負責職位空缺達一年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省份合并之前，越共中央已經在2024年底到2025年的前兩個月，對各省省委書記進行了大量調整。據不完全統計，合并后的越南34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有17名黨委書記是“70后”干部。他們大多是在2025年1月之后剛剛出任省委書記，并在省市合并中留任。其中有5人今年還不滿50歲，包括蘇林的興安老鄉兼公安部老部下、同奈省委書記武鴻文。

有些新合并行政區的省委書記雖然年紀偏大，但也已配置了年輕的副書記，如奠邊省委書記陳國強是1961年生人，但省委副書記為“70后”的陳進勇。陳進勇今年1月剛從司法部副部長任上調任原永隆省委書記，省市合并后轉任陳國強的副手。

除了陳進勇這種情況，因為省市合并而“多出來”的省級干部，還有幾種不同的去向。年長的干部，一部分被調往中央政府部門擔任副職，或將在越共十四大到齡退休。原得樂、芹苴、廣南、富安、河江等省的一些省級干部，則提前退休。

與此同時，一些“70后”省委書記轉到中央擔任部門一把手或常務副職，如原河靜省委書記黃忠勇調任《共產黨》雜志總編輯，原寧平省委書記段明煥調任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常務副院長，原海陽省委書記陳德勝調任越南政府常務副監察長，原嘉萊省委書記胡文年調任民族宗教部常務副部長。

相比高層干部，基層干部和一般公職人員的安置是一個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根據越南官方統計，越南全國的干部和各類公職人員總數約250萬人，本輪中央政府和地方體制改革牽涉的人員總計約25萬人。長期而言，這可以節約數千萬億越南盾的政府開支。但短期而言，大量發放提前退休激勵補償，可能成為地方政府的沉重負擔。

截至6月底，越南地方政府“裁員”僅約2萬人，不少省份只有數百名干部提前退休，大規模人員裁撤剛剛開始。但中北部經濟大省義安進展較快，截至6月中旬，該省已有包括數名廳級干部在內的2600多名公職人員離開崗位，其中2300余人屬于提前退休。

按照官方數據，僅2025年，這些人就需要義安省拿出約3萬億越南盾進行安置補償。正在評估提前退休的其他100多人以及被安排“臨時休假”的干部，加起來又涉及約5000億越南盾的開支。

也就是說，義安省今年因精簡改革而增加的人力成本，至少達到3.5萬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9.6億元），而該省2024年的財政預算收入才25萬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68.6億元）。官方媒體亦坦言，義安為此“面臨著確定實施資金來源的一些困難”。

目前，越南財政部已向政府提交建議，擬從中央預算中補充61萬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167.4億元）用于發放相關補助。內政部預計，相關開支總額將超過百萬億越南盾。

越南媒體指出，除了補償問題，一些干部表面上支持改革，實際上一旦“涉及自己和自己的省份、單位”，態度就發生變化。塞耶分析稱，越南的政治文化是“重視平衡”，但改革不可能做到“絕對平衡”。

例如，有些省份在合并中采取了“省名沿用原A省，省會設在原B省”的模式，但也并不絕對。太平省和興安省合并，定名為興安省，省會也設在興安。合并前，興安省人口約120萬人，太平省約180萬人。

越通社在評論中指出，這不是“誰占誰”的問題，而是“團結力量發展”。“產生失去本省名稱的念頭，是人之常情，但國家愿景、國家最高利益，高于一切地方思想。”

自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蘇林每次進行重大斗爭或改革，都會撰寫一篇新的署名文章。在省市合并和兩級政府改革成形之際，蘇林于6月下旬發表了題為《團結的力量》的新署名文章。

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 資料圖

文章提到了改革中出現的“面和心不和”和“地方本位主義”問題。蘇林用越南過去反殖民斗爭失敗的教訓，以及外國一些政黨政權崩潰的例子，說明“團結關乎生死”。“即便只是局部的團結受損，也足以削弱整體力量，甚至摧毀革命成果。”他強調，“只有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統一起來，才能勝利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革，本身的政治目標就包括消滅各種“團團伙伙”，實現團結。越南國會辦公廳原副主任阮詩勇就在官方媒體上表示，這次改革的關鍵在于“朝著有效的方向重組權力”。

對于越南各級地方干部來說，這次改革同樣是一次對他們是否服從新領導層重大決策的“測驗”。蘇林在署名文章中強調，全體黨員干部要嚴守紀律，對于黨內決定“一旦達成共識，就要團結一致、認真落實，絕不允許出現派系主義、地方主義”。

6月下旬，越南國會通過了新版《干部和公務員法》，自7月1日起施行。法案嚴禁干部和公職人員逃避責任、制造派系斗爭和分裂、擅自辭職離職，以及損害國家和單位聲譽。

7月6日，越南官方媒體《勞動報》發表題為《重整江山——從歷史傳承到國家發展新時代》的評論文章，回顧了越南歷史上知名君主黎圣宗重劃行政邊界、阮朝明命皇帝統合南北等改革事跡。文章說，黎圣宗和明命帝不畏保守勢力阻撓，堅定追求國家強盛，改革取得了成功。如今，要實現越南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愿景，“需要同樣的政治決心，需要整個政治體系和全體人民的共識，以克服舊機制和利益集團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