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國際網球誠信機構（ITIA）發布公告稱，五個大滿貫得主——23歲的波蘭選手斯瓦泰克在今年八月的一次興奮劑檢測當中發現了曲美他嗪陽性，將會被處以一個月的禁賽處罰。今年早些時候，ITIA宣布ATP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選手辛納在3月時兩次的藥檢為陽性，但判定“球員無過錯”。

兩位球王、球后級別的運動員先后遭遇禁藥丑聞，人們不禁要問職業網壇到底怎么了?

昨天，斯瓦泰克首次通過媒體回應此事，她坦承自己收到禁賽通知時一度無比恐慌。““我害怕公眾的反應，人們會如何看待我。如果我說我不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我就是在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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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ITIA的公示，今年8月，斯瓦泰克的一份賽外樣本（也就是非比賽時段抽檢的樣本）被檢測出曲美他嗪陽性。此后，斯瓦泰克選擇了上訴，并提交了理由：她因為比賽壓力和經常需要倒時差，所以會吃一種波蘭生產的褪黑素幫助睡眠，然而這種藥物因為廠家的生產工藝問題導致了被曲美他嗪污染，所以斯瓦泰克才會誤服了禁藥。

相比之下，辛納方面給出理由就更具故事性一些。他在今年3月的印第安威爾斯大師賽期間提供的賽內樣本被檢測出含有氯司替勃，而且在8天后的賽外樣本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辛納他聲稱，是他的理療師手部受傷之后，健身教練為理療師使用了一種治療噴霧，而這種噴霧中含有氯司替勃，然后理療師再用帶著噴霧殘余的手給辛納按摩，通過辛納背部的傷口導致了透皮污染。

斯瓦泰克和辛納這邊，當然是強調自身清白，在他們二人的回應中，除了列舉自己此前從未有過服用禁藥的先例之外，都不約而同的強調了自己因為此事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大概意思就是——我沒有錯，也理解和接受處罰，但事情到這里就可以了。ATP和WTA的官方公告也在為兩位世界第一站臺，一個宣稱“欣慰于辛納沒有任何過錯”，一個則是表示會“全力支持斯瓦泰克”。

美國網球名宿羅迪克在自己的播客中談論到此事時，認為斯瓦泰克本身雖然并無過錯，但1個月的禁賽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不管是斯瓦泰克還是辛納，都不會因為禁賽錯過任何一項重大賽事，包括已經打完了的年終總決賽和還沒有開打的澳網和法網……

羅迪克笑稱，兩人多半是接受了ITIA的認罪協議，使得雙方都能獲得一個臺階，畢竟不管是否存在誤服現象，這個禁賽時間都未免太過于兒戲了。

加拿大選手沙波瓦洛夫和澳大利亞選手克耶高斯則代表了相當大一部分現役職業選手的看法——他們同樣對“區區”一個月的禁賽期頗有微詞，但更重要的是，這個“罰酒三杯”式的處罰，讓此前哈勒普和特洛伊基在類似情況下所受到的重罰，就顯得非常不公平。

羅馬尼亞選手哈勒普同樣也是大滿貫得主和WTA曾經的世界第一，她在2022年的美網被檢測出賽內樣本的羅沙司他陽性，經過多次調查之后，被判處了長達4年的禁賽，此后她通過上訴成功將自己的禁賽期縮短到了9個月——然而受此事件的影響，她離開職業賽場的時間已經長達了兩年之久。

所以哈勒普用“荒謬”來評價她聽到“斯瓦泰克僅僅被禁賽一個月”的消息之后的反應，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她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憤怒地寫道：“我問自己，為什么我所承受的（和斯瓦泰克相比）有這么大的差別? 我找不到答案，我認為沒有一個合乎邏輯的答案。 這只能是來自ITIA的惡意，該組織竭盡全力想要摧毀我。”

“它非常想毀掉我職業生涯的最后幾年。”

“我一直相信美好，相信這項運動的公平，相信善良。對我的不公，過去痛苦，現在痛苦，也許永遠痛苦。在同一時間發生的相同案件中，國際網球協會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來損害我的利益，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接受WTA和球員理事會不想把我應得的東西還給我!”

而特洛伊基就更慘了。十年前的蒙特卡洛大師賽結束之后，特洛伊基因為本身有暈血，而且賽后又特別疲勞，所以詢問抽血的醫生是否可以在第二天再抽血。當值醫生的回答是，可以，并且告訴他只要寫一封解釋信交給ITF，當天就可以不用血檢。而且這位醫生還表示，她會對這個結果負責。于是特洛伊基給醫生提供了尿液樣本，并當場寫了解釋信就走了，第二天他來做了血檢，尿樣和血樣都沒有任何問題。然而ITF卻因為特洛伊基沒有按時提供血樣，最終對他處于18個月的禁賽（最終通過上訴縮減到了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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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們先不談可憐的特洛伊基，ITF對于哈勒普與辛納、斯瓦泰克之間的不同處罰，是否真的存在雙重標準呢？

答案是……大概率沒有，或者說，至少明面上沒有。

雖然哈勒普一直宣稱自己的無辜以及“靈魂的純潔”，但回看哈勒普的卷宗，她體內的羅沙司他濃度相當之高——這一點成為了最終裁決和量刑的重要依據。盡管哈勒普在上訴中辯解，她在外出就餐時，食品被羅沙司他污染，因此導致了誤服攝入，然而仲裁法庭請來的專家在經過評審后認定，如果僅僅是食品污染，根本無法讓她體內的羅沙司他達到尿樣中的濃度。為此，仲裁法庭還對哈普勒的運動員生物護照（長期血液追蹤指標）進行了51次血檢，最終確認了2022年期間哈普勒使用過違禁藥物的事實。

相對比之下，不管是辛納還是斯瓦泰克，兩人體內的違禁藥物濃度都是“極微量”，也就是幾乎不會影響到比賽的那種。與此同時，辛納的團隊提供了健身教練購買噴霧劑的證據，并且專家也確認了該噴霧劑的成分確實有概率會造成透皮污染；斯瓦泰克的團隊也提供了她長期服用褪黑素的證據，也提供了被曲美他嗪污染的藥物的證據。簡單的說，就是哈普勒體內的違禁藥物濃度過高，而她的團隊又無法提供具備說服力的證據；反觀辛納和斯瓦泰克這邊，不僅藥物濃度“極微量”，而且團隊準備充分，證據鏈詳實確鑿，所以才有了不同的判決結果。

此次事件除了判罰尺度之外，另外一個備受大家關注的點在于，斯瓦泰克的禁賽期居然還能“分期付款”，分開兩段來禁賽，以至于正好讓她能夠參加年終總決賽，這又是為何？仔細回顧之后就能發現其中的奧妙在于，斯瓦泰克的團隊非常合理的利用了規則，同時也有一點點的運氣成分。對于運動員藥檢陽性之后的處理，ITF的規定是這樣的：通知運動員藥檢陽性結果，并開始對運動員進行臨時禁賽。

運動員有權利進行上訴，上訴理由如果被仲裁法庭接受，那么臨時禁賽將會被暫時解除。仲裁法庭召開聽證會，做出判罰，如果運動員后續還需要被禁賽，那么后續的禁賽時間將會先把此前的臨時禁賽時間扣除。斯瓦泰克接到藥檢陽性的通知是在9月13號，此時她開始進入臨時禁賽。

而她的團隊在十天之后，也就是9月22號，正式提出了上訴；然后ITIA對上訴的審核又用了12天的時間，直到10月4號才批準了上訴，此時斯瓦泰克的臨時禁賽結束。從9月12號到10月4號，總共22天。最終的禁賽處罰是30天，扣除掉22天，當然就只剩下8天——這就恰好讓斯瓦泰克在禁賽結束之后趕上了年終總決賽。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如果斯瓦泰克的團隊和ITIA的工作效率能夠更高一點，都能在一兩天內把事情搞定，那么斯瓦泰克反而就會因為臨時禁賽的天數變短了，導致后續禁賽的時間變長，最終錯過年終總決賽，當然現在的情況是正好相反。

根據目前ITF的規則，球員需要不斷地更新自己的行蹤和所在地點，以方便興奮劑組織隨時檢測，如果一名球員在18個月之內缺席興奮檢測三次就需要被禁賽處罰。同時興奮劑檢測并非一視同仁，對于TOP50和TOP10球員的檢測次數都不一樣，德約科維奇就多次聲稱ITF惡意針對自己，經常進行高密度檢測。

然而在三巨頭時期，費德勒、納達爾和德約科維奇每個月基本都要接受至少1次的ATP藥檢（當然小德可能是2次），這還不算參加比賽必須留存的運動員生物護照，以及他們自己所在國家的常規藥檢以及國際奧委會可能的飛行藥檢……

盡管我們不能就此認為這一定做到了應檢盡檢，但想要規避這種密度的藥檢篩查，多少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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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是否足以說明辛納和斯瓦泰克就一定是清白的呢？

很難說。

對兩人從輕處罰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兩人體內違禁藥物的濃度非常低。然而，早在辛納案件曝光之前，就有歐洲媒體就刊出了《意大利網球、足球和奧運會的氯司替勃 興奮劑危機》的深度報道，暗指有大人物一直服用興奮劑，并且文章中還指出，這些頂級運動員的專家團隊能夠通過各種手段加快違禁藥物的代謝，所以“低濃度”并不能代表100%的清白。另外，兩人的過往行為良好，并能提供足夠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些都加了很大的分，然而也必須承認，這些證據也確實太依賴“巧合”了。

辛納這邊，理療師手上正好有殘余的噴劑，且這些殘余藥液又正好通過按摩接觸到了辛納背后的傷口，又正好能被傷口所吸收……

這個故事怎么聽都有點……扯談？

當然，更扯談的故事不是沒有，比如美國花樣游泳運動員卡莉絲塔·劉在今年巴黎奧運會同樣是藥檢陽性，她給出的理由就是自己父親每天使用的眼藥水會滴在床上，而她躺在床上時被床單上的藥液透皮污染。又比如美國田徑運動員吉爾·羅伯茨，也是藥檢陽性，他的理由是自己女友使用了含有違禁藥物的噴鼻水，兩人接吻后透皮污染了自己。

總而言之，不管你的理由有多扯談，主要還是看證據，證據只要到位，而且能被仲裁法庭采信，那就沒有問題。斯瓦泰克這邊也是，盡管她服用的那款褪黑素的藥廠發表了聲明，稱自己的工藝絕對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可能存在曲美他嗪的污染源——然而斯瓦泰克團隊確實向調查組提供了相應的受到了污染的藥物，而藥物廠家那邊也說，只有一個律師團隊聯系了他們，根本沒有人來實地檢查過，但誰在乎呢？

回過頭來看，你依然可以認為這一事件當中存在著陰謀論，而且邏輯鏈也能自洽——

辛納去年取代費德勒成為ATP最受歡迎的球員，勞力士、耐克、古馳、海德等大公司與辛納簽訂了價值不菲的合同，其中耐克的合同就為期10年、價值高達1.58億美元。所以，辛納的商業價值將網球機構和商業公司連結成了利益捆綁的戰略聯盟，維護辛納就是維護他背后十數億的利益。

這完全說得通。但無論如何，關鍵依然在于，你的故事，啊不對，是你提供的證據鏈，是否足以讓仲裁法庭采信。

想必大家還記得俄羅斯花滑三娃之一的瓦利耶娃，也是因為曲美他嗪陽性而被禁賽，而且她體內的曲美他嗪含量也是“極微弱”，而且用的還是原本不具備法律效力的非標準檢測法。

但仲裁法庭就是采信了。瓦利耶娃第一次上訴的時候給出的理由是，祖父有心臟病必須服用曲美他嗪，而她與祖父關系很好，經常共用水杯，這有可能導致了感染，以及祖父家的廚房案板上也有大概率沾染了曲美他嗪的藥物粉末，他們常在案板上做甜點，由此導致的誤服也是可能的。這個故事在邏輯上甚至比之前我們提到的一些被豁免的案例還要更強一些，然而最后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瓦利耶娃還是被禁賽了。

最后，對于這件事情的總結，就讓我們引述美國選手弗里茨在自己社媒上寫下的一段話來做總結：

“就推特上那些言論來看，最讓我抓狂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我們很難確切知道，這些具體案例的真實情況和所有細節，所以我不喜歡發表揣測言論。能有誠實的觀點那挺好，但作為球員，看到網球受眾所表現出的狂熱偏見，我無法理解也非常難受。為什么不能消除個人偏見，形成一個有見地的，忠于事實的觀點呢？作為球員，你即便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不特指任何人），那些支持你的對手，或是對你有偏見的球迷，還是會盲目推動讓你淪為騙子的敘述。這樣的情況，真讓我為所有必須經歷這一切的，真正無辜的球員感到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