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1月，在眾望所歸中回歸紅軍核心領導層，因時間緊迫，被暫時安排了一個比較新奇的職務，叫“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4日，正式擔任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時隔3年重新掌握軍事指揮權。3月10日，前敵總指揮職務被撤銷，所遺空缺由彭德懷暫代。

在這短短的兩個月內，毛主席可謂歷經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從臨危受命到無奈被撤職，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一場會議的表決結果，為什么讓毛主席激動得拍了桌子？一向寬和穩重的朱德，又為何罕見發火，連罵兩員愛將。

這一切的起因，都只是因為一場“沒有打好”的戰斗。

一、周恩來有意成全毛主席的軍事地位

毛主席寫過一首《清平樂》：

“東方欲曉，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建國后，他又給這首詞作了一句批注：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彼時的毛主席是何處境？

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紅軍最高指揮權由“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牢牢掌握，毛主席雖名義上還擔任著蘇區主席，但手中卻沒有任何實際權力。

博古、周恩來、朱德、毛主席

所以在當時的紅軍總部里，就經常會出現這樣矛盾的場面：每次打仗前，不請自到的毛主席就圍著地圖談戰略戰術，說紅軍應該誘敵深入，靈活殲敵，然后李德就唱反調，堅持要打陣地戰，和敵人硬碰硬，他還容不得別人質疑自己，動不動就要把提意見的人趕出去。

博古夾在兩人中間也是不厭其煩，最后干脆就跟毛主席攤牌，說你要么去上海休養，要么去蘇聯休養，總之不要留在這里干涉李德這位正牌的“國際軍事顧問”指揮打仗。

毛主席性格中有極為倔強的一面，既然你們嫌我礙事，我官可以不做，事可以不管，但堅決不會離開蘇區，不離開中國。最后，他就只帶著幾個人去了贛粵邊界做基層工作。

就這樣，在紅軍反圍剿最困難的階段，毛主席也迎來了人生低谷期。后來，他又大病了一場，還等來了一個壞消息：紅軍決定放棄蘇區，轉入外線作戰。

嘔心瀝血打下的根據地，就這么放棄了？毛主席想不通，但也知道結果已然注定，無法更改。

萬般無奈之下，他只能給當時擔任紅軍總負責人的博古寫信，說自己已經和一部分老同志談過了，大家都愿意留下來堅守蘇區，以等待紅軍主力長征歸來。

博古同意了，他巴不得。但周恩來得知消息后，一大早就冒雨趕了數十里山路，騎馬從瑞金到于都，和毛主席閉門談了整整一天，兩人甚至一度爭到面紅耳赤。

等到周恩來再次回到紅軍總部時，博古問怎么樣，周恩來只回答了一句話：

“他同意隨隊轉移了。”

這或許是周恩來態度最為強硬的一次，他不是勸，而是“逼”著毛主席隨隊長征。周恩來很清醒，他知道如果哪一天紅軍陷入絕境，那能夠站出來力挽狂瀾的人只有毛主席，他必須和紅軍同進退。

事實證明，周恩來是對的。

紅軍此番長征走得萬分艱難，日日血戰，路路不通，仗仗失利。血戰湘江后，8萬人一下銳減至3萬，前途一片晦暗。

萬難之際，又是周恩來充當了破局者。他在遵義會議上主動承認“三人團”的軍事錯誤，并力保毛主席出山。

而在這之后，周恩來還做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他要成就毛主席的軍事地位。

遵義會議一開始并未恢復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所謂“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一職，其實是擔任周恩來的助手。也就是說當時大家投票選出來的總指揮，還是周恩來。而且周恩來不接受還不行，這是多方妥協的結果，也是唯一能夠完全服眾的結果。

但周恩來也有辦法。

也就在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調集中央軍薛岳兵團和黔軍全部、川滇軍大部、湘桂粵軍一部，共17個師又13個旅150個團近40萬人，一路尾擊堵截，企圖將紅軍包圍于烏江西北、川黔邊境地區。

對此，周恩來連著下達了兩個命令：

第一、 接受毛主席的提議，放棄原定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北上入川。部隊立即撤出遵義城，逐次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渡江北上。

第二、 爭取立即消滅川軍主力一部，并由毛主席擔任前線指揮。

從戰略路線的制定到戰役的具體指揮，周恩來都主動放權給了毛主席。這是一個關鍵的機會，只要毛主席能夠打好與川軍這一仗，并順利帶領紅軍進入四川，那么再提議由他出來全權指揮紅軍，就不會有任何阻力。
而之所以選擇川軍當試金石，還是源自于一場意外。

當時紅軍剛撤離遵義，紅一軍團作為全軍前衛率先出擊，在攻打赤水城時遭遇川軍阻擊，一時間打得難舍難分。與此同時，行進至赤水河東岸土城的紅軍主力，也迎面撞上了川軍。

川軍遠道而來，就在想把紅軍堵在省外。要入川，就必然要與川軍碰撞，這是無可避免的。再加上周恩來有意讓毛主席提前擔當大任，也想讓紅軍盡快用一場勝利掃去頹勢，所以與川軍一戰自然順理成章。

但誰又能想到，這一仗打壞了。

二、認錯一個字毀了一場仗

毛主席的警衛員陳昌奉后來回憶說，為了打好土城這一仗，毛主席當時連早飯都沒吃，早早就去了后山指揮部做戰役部署，連中午飯都是在山上吃的。

與毛主席的謹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紅軍中大部分人其實都認為這一仗沒有難度，甚至可以說是手到擒來。而他們之所以會如此樂觀，還是源于一封戰前截獲的情報。

情報顯示：與紅軍遭遇的這支川軍至多為4個團，兵力大約在6000人左右。

此外，當時川軍是出了名的紀律差，單兵作戰能力差，整體戰斗力差，而且愛抽大煙，個頭矮小，面黃肌瘦，不要說打仗沖鋒，平時走路都搖搖晃晃。

兵力占優勢，又是打風評極差的川軍，沒有不勝的道理。

這一仗，毛主席的布局可謂面面俱到。他先是給紅一軍團增兵，命令部隊迅速突破川軍防線，攻占赤水城，爾后又讓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南北夾擊，務必一口網住向土城行進的川軍。

雙管齊下，戰術上沒有任何問題。

但當負責主攻的紅三軍團與川軍剛一交上手，便感覺到了情況不對。

眼前的川軍如同瘋了一般，不僅死戰不退，而且越打越多，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源源不絕。戰至激烈處，川軍敢死隊竟率先發起反擊，幾乎是踩著同袍的尸體，沖上了紅軍陣地。

雙方展開白刃戰，刺刀捅彎了就抱在一起肉搏，戰況異常慘烈。

如此兇悍的打法，絕不是4個團能組織起來的。而也直到此時，紅軍才從從俘虜的口中得知一個最壞的消息：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6000多人，而是滿編制的6個團，12000余人，后面跟進的各路部隊還有幾個師。

曾任紅軍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后來回憶：

“我們在土城那一仗，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2個團左右的兵力，如果知道是2個旅就不會打的。”

一字之錯，幾乎讓紅軍陷入絕境。

除此之外，紅軍還有一處判斷失誤，那就是川軍并不弱，至少眼前這支川軍無論是戰斗力還是戰斗意志，都是一流的。

開戰，劉伯承曾特意找到毛主席，說了一句話：

“對面帶兵的叫郭勛祺，是劉湘心腹愛將，用兵兇悍而狡猾。”

要說郭勛祺此人，來頭確實不小。他有兩個外號，一是因為圓臉圓眼睛，被稱為“郭熊貓”或“郭貓子”，二是因為作戰勇猛，被叫作“莽娃”。

郭勛祺

此人貧苦出身，當過藥店學徒，參加川軍后一開始是當文書，后來因功一路升遷。在川軍諸將中，郭勛祺算是一個另類，他能打仗，會練兵，且為人正直豪邁，從不計較立場，所以與同為川人的劉伯承、陳毅交情頗厚，甚至和當時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的兄長楊安公是生死之交。

川軍本身就是一支極為矛盾的部隊，他們大多時候欺軟怕硬，擅打滑頭仗，習慣性逃跑。但有時候又團結得堅若磐石，舍生忘死。如果紅軍不進四川，川軍大概率還是會保存實力，一觸即潰，但紅軍現在不僅要進四川，還想長久呆下去，那么把地盤視為生命的川中軍閥，就必然要死戰到底。

名將之風的郭勛祺，加上兵力占優又擺明了要拼命的川軍，也不怪紅軍啃不下這塊硬骨頭。

因為情報有誤，紅軍總攻擊變成了郭勛祺的總反擊，川軍的前鋒部隊，甚至一度攻到了紅軍指揮部前沿。

危急時刻，三個關鍵人物的出場，最終挽救了紅軍。

一是朱德。

當得知川軍反擊的消息后，朱德心急如焚，一再提出要去一線指揮作戰，見毛主席不肯同意，他直接把帽子一脫，厲聲說道：

“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南昌起義失利后，是朱德在三河壩陣地力挽狂瀾，親自帶隊阻擊。如今，這位紅軍總司令又一次去到了最一線，帶領將士奮勇殺敵，硬生生把川軍剛起勢的進攻給壓了下去。

二是陳賡。

如果不是到了絕境，陳賡的干部團是不會動的。

陳賡

這是一支特殊的部隊，1個團下轄4個營，干部戰士都是正在紅軍學校深造的戰斗骨干。1營和2營是原主力部隊的連、排級干部，3營大多是連隊指導員和機關干部，4營則是清一色炮兵、工程兵、機槍專業的干部。

這是紅軍的總預備隊，骨血和精銳，更是最后的老底子。

干部團的參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川軍戰線，也讓勝負的天平再度向紅軍傾斜。毛澤東在白馬山上用望遠鏡看到這個情景，興奮地對身邊人員說：

“打得好，打得好！陳賡行，可以當軍長。”

三是毛主席。

贏了，自己和紅軍的前程都是一片光明；輸了，難免會有人等著落井下石，到時候說什么，做什么，都沒有底氣。

對于這場關乎自己命運的戰斗，毛主席大可以放手一搏，去賭一場勝利，賭紅軍能扭轉局勢，賭川軍扛不住就會退。但毛主席沒有，在調紅一軍團回援，派上干部團，暫時穩住陣腳后，毛主席立即下達了撤軍的命令。

打仗有進有退，有得有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真理最忠實的踐行者，就是毛主席。

但撤了，也就意味土城這一仗“沒有打贏”。而這樣的結果，對毛主席個人來說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

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土城戰斗后，第一個出來發聲的就是博古。對于遵義會議的結果，他一直耿耿于懷，現在終于可以逮住機會反駁毛主席：

“看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博古

在之后召開的扎西會議上，毛澤東自己也坦然承認，說土城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沒有殲滅川軍，紅軍自己反而受到了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

當然，土城戰斗的壞影響，還遠不止如此。

不久之后紅軍強渡赤水，有人建議攻打周渾元的部隊，剛就任前敵總指揮的毛主席站出來反對，說又和敵人硬碰硬，損失部隊不值得。

放在以往，毛主席在軍事上的決定，多數人都是贊成的，這是大家長久以來的信任。但這一次，情況卻截然相反。毛主席苦口婆心一再闡述不能打的理由，見沒人聽，他最后也著急了，提出如果要打，自己就辭去前敵總指揮的職務。

未料想現場竟有人脫口而出：

“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

現場一表決，毛主席是少數，于是剛剛擔任6天的前敵總指揮職務就被撤銷了。

議結束后，毛主席萬分低落，但他顧不得自己的情緒，連夜提著一盞馬燈就去找周恩來，讓他盡量晚一點下命令，能不打，就不打。

周恩來作為軍事行動的最后決策者，又一次選擇了相信毛主席。

正是在周恩來的極力支持下，才有了毛主席的“少數人做主”，也最終成功讓毛主席成為了紅軍軍事指揮上的主導者。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僅證明的毛主席軍事才能，也最終證明了土城之戰并非是一場沒有打好的戰斗。

土城之后，就是被譽為軍事奇跡的四渡赤水。

渡赤水，有兩個前提條件。

一是土城戰斗川軍損失很大，郭勛祺直接后撤了十五華里，不敢尾追紅軍，這也為紅軍爭取到了最重要的空間和時間。

二是土城之后，毛主席及時轉變了戰略思路，命令紅軍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輕裝急進，靈活穿插，最終在不斷的往返調動中徹底甩掉追兵，突出重圍。

從實際效果看，土城戰斗就是紅軍長征轉向勝利的一個轉折點。沒有這一仗的鋪墊，可能就不會有四渡赤水。

此外，紅軍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轉變。

土城戰斗之前，紅軍指戰員的心態普遍有些急躁。長征以來，敗多勝少，士氣已然跌落谷底，情勢危急之下，做判斷的時間又少，很容易因為求勝心切的狀態影響理性。

當時朱德到紅三軍團陣地督戰，看到紅4師師長張宗遜因病重留在衛生所，政委黃克誠也病了，躺在擔架上指揮，整支部隊狀態松散，全無斗志。對此，一向寬厚著稱的朱德竟對黃克誠發了脾氣。

黃克誠

后來在一次渡江過程中，干部團沒有等部隊完全過江就開始拆除浮橋，朱德又痛斥陳賡、宋任窮，發了很大的火。后來宋任窮還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總司令發脾氣，這次發怒是我見到的唯一的一次。”

從長征出發到遵義會議，紅軍中大多數人情緒都不穩定。土城一開始也心急，但川軍這迎頭一棒，算是把很多人都打醒了，戒驕戒躁，才有了四渡赤水的游刃有余，鎮定自若。

所以說這一仗，與其說是敗了，倒不如說是勝利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