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劉少奇雖然已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他的地位和作用在黨的領導層中并不突出。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出任中原局書記，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后，劉少奇擔任新四軍政委、華中局書記，這就是劉少奇在抗戰時期的履歷。

這是因為，劉少奇此前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領導工人運動，由于受到中央“左”傾的影響，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人運動不斷受到挫折，再加上蘇區時期和長征前后，由于蘇區地處農村，工人人數較少，工會工作重要性較低，劉少奇一直沒有找到一個能夠施展身手的機會。

然而， 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成為劉少奇政治生涯的轉折。

會議上黨中央確認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的黨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決定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掀起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帷幕。

此時，一些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不約而同地推崇劉少奇，很多同志建議劉少奇到中央來工作，這是為何？

鮮為人知的是，劉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第一任，早在1936年，劉少奇就開始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在1937年，劉少奇連續給張聞天寫信，闡述在國共兩黨即將再次合作的新形勢下，應該如何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犯“左”傾錯誤。

可以說，劉少奇在批判中，展示了自己高潮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深度，進一步受到全黨矚目，為延安整風做了理論準備。

除了理論上，劉少奇對創建華北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些行為提高了他在黨內及軍內的威望，這都為劉少奇后來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奠定了基礎。

對此，毛主席對劉少奇的評價很高，他說：“少奇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處理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他系統地指出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癥，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這無疑是一種信號，聽到信號后，就連與劉少奇曾有過分歧的康生立刻做了檢討，承認劉少奇是對的，自己是錯的，并說：“如果那時中央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

可以說，九月會議后，劉少奇在黨內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

1941年10月3日，毛主席急不可耐地給劉少奇發電報，要其回延安。

當時劉少奇正在主持華中工作，無法脫身，再加上從華中回到延安，沿途都是敵人的封鎖線，因此，劉少奇回電請中央考慮能否暫緩回延安。

盡管毛主席知道劉少奇此時回延安道路險阻，依然熱切地復電，希望劉少奇能夠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如不方便，啟程時間可以推遲兩三個月。

等到3個月后，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致電華中局：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臺，動身回延。

在中央如此催促下，劉少奇只好千里迢迢，克服交通困難，突破了敵人設置的100多道武裝封鎖線，在1942年12月30日艱難地抵達延安。

抵達延安后不久，劉少奇的工作馬上發生一個重要變化，在繼續指導華中、山東根據地工作的同時，還要參加中共中央日常領導工作。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改組，會議進一步明確，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中央書記處負責日常工作，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

劉少奇成為黨內地位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