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和粟裕，在戰爭年代僅有過幾面之緣，但建國之后，兩人卻在一起合作了6年。

一個是國防部長，兼顧主持軍委日常，一個擔任總參謀長，負責軍隊的全面工作。這兩個崗位也是全軍最頂層、最重要的中樞機關，聯系密切，甚至連辦公地點都緊挨著。

對于這兩位老上級，干了12年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曾說過一句公道話：

“粟裕同志任總長的時期，是總參最好的時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時期，他對我們很信任，很放手，也很講原則。彭老總負責軍委工作，只要是正確意見，都可以向他提出來。”

彭德懷統籌全局，粟裕坐鎮總參，張愛萍、陳賡、李克農等副總長分工協作，大家辦事都講民主，雖然也常有爭論，但都是誰有理就聽誰的，從不傷及友誼，下班了還一起下館子，輪流坐莊。

每每談及這段時期，張愛萍都嘆息不已，說這是新中國軍隊建設最好的一個階段，但自從粟裕1958年卸任總參謀長后，那種和諧交心的氛圍就再也沒有了。

在粟裕最后留在總參的那段日子，張愛萍也去勸過，并說了這么一段話：

“別老覺得委屈，干脆，開誠布公、直截了當找他談一談嘛！”

張愛萍口中的這個“他”，指的就是彭德懷。

在軍事領域，彭德懷和粟裕有著天生默契，他們眼界超前，都著眼于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但同樣毋庸諱言的是，兩人之間也確實存在理念上分歧。也正是這種分歧，最終讓粟裕無奈退居二線。

那么到底是哪幾件事，讓彭、粟之間有了不同的想法？原因又來自哪些方面？是個人性格，觀念的差異，還是時代的局限性？

一、四個字的誤會，竟引得三軍震動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6月20日深夜，從南京軍區發出的一封急電。

電報直接呈送國防部，由彭德懷親自接收，其大致內容如下：

“限今年內完成解放馬祖列島的作戰任務，我們反復研究后，認為同時攻擊三島困難很大，沒有一年半以上的準備，無法實施。”

按理說下級軍區執行任務有困難，來電要求寬限時間，算不得什么大事。但看完電報的彭德懷，卻差點氣得拍了桌子。

彭德懷為何會發火？

第一、國防部并未下達過要進攻馬祖列島的命令。

第二、當月月初，毛主席曾作過最高指示，提出萬隆會議后因為國際形勢變化，基于外交需要，攻打馬祖的事情以后再定，臺海局勢要以平靜為好。

第三、關于東海沿海作戰方案，國防部曾明確規定每次只能選定一個最小最弱的敵占島嶼攻擊，以求必勝，并避免多島同時攻擊，這項方案也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

也就是說，南京軍區不僅沒接到命令就進入了戰備狀態，還連著違背了毛主席兩項最高指示。擅作主張，私自調兵，南京軍區這是想把天捅漏了？

但從接收到的電報上，彭德懷又很敏感的注意到了一個詞—“作戰任務”。誰布置的任務？如果不是國防部，那問題就可能出現在總參謀部。

為了搞清楚真相，彭德懷讓人叫來分管作戰的副總長陳賡，問他是不是繞過國防部直接給南京方面下了命令。

陳賡了解完情況，第一反應也是驚訝，趕忙解釋說總參一直嚴格遵守工作原則，重大軍事命令都會呈送國防部審批后再下發各單位，不可能直接給哪個軍區下達作戰任務。

不過稍緩一會后，陳賡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接著補充說了一句：

“關于打馬祖的問題，總參確實開過會，我和總參謀長粟裕、作戰部代部長王尚榮，以及福建軍區副司令皮定均研究過，認為可籌備攻打馬祖，并加緊全面準備，能三個島同時攻擊有利于速戰速決，但應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陳賡畢竟腦子靈活，到這里，他其實已經猜到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前一段時間福建軍區副司令皮定均來北京，粟裕因為擔憂沿海戰備過于松懈，曾代表總參特意找他談過話，建議讓福建軍區及南京軍區“加緊全面準備”，為解放馬祖等沿海諸島積蓄力量，有備無患。

因為只是建議，所以總參并沒有下達正式文件，而是讓皮定均回去之后口頭傳達。現在看來，南京軍區之所以在火急火燎準備打馬祖，大概率就是傳達過程中出了問題。

而之后的調查也證明了陳賡的判斷。

第一、南京軍區確實把“全面準備”理解成了“全面進攻”，把總參的“建議”理解成了“作戰任務”。

第二、粟裕說要考慮多島進攻的方案，并不是否定毛主席逐島進攻的方案，而是希望前線指揮員要預留備選方案，避免國際形勢再度變化，或出現意外情況時，來不及反應，但南京軍區卻誤以為是要把多島進攻定為首選方案。

說到底，整件事情只是個誤會。而造成誤會的根本原因，在于當時剛建國不久，很多中樞部門的權責還未明確。比如國防部、總參謀部下命令的模式是什么？是和戰爭年代一樣，口頭指示也算命令，還是說一切都必須以正式文件為準？國防部和總參，軍事上又到底該以誰為主，聽誰的命令？

這里頭的細節，莫說皮定均、許世友這些軍區司令們把握不準，就連彭德懷和粟裕其實也說不好。建國初期各部門都是剛剛搭好架子，很多事情根本沒有明確規定，所以令出多門，命令傳達不準確這樣的誤會屢見不鮮。

但這一次的事件，畢竟牽扯到軍事指揮權的問題，影響很大。更何況這里還涉及到一些需要避嫌的方面，南京、福建這兩個軍區，干部大多都是三野出身，而粟裕原來就是三野的代司令。

老首長憑幾句話就能調動兩個軍區同時行動，這種先例可萬不能開。

7月初, 在和毛主席做過具體報告后，彭德懷專門召開了一場專門關于福建沿海的作戰會議。總參謀部由粟裕、陳賡、王尚榮代表出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海軍副司令羅舜初，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等人悉數到場。

華東海陸空的指揮班子，幾乎都來了。

彭德懷做事向來嚴謹，雖然他夠理解粟裕是無心之失，但這次畢竟因為“準備”和“進攻”四個字的誤會，就引得三軍震動，所以該嚴厲還是得嚴厲，該有的告誡也不可少。

會上，粟裕、陳賡都作了詳細說明，有誤會就澄清，有疏忽就檢討，也算是把事情妥善地了結了。

但誰又能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二、彭德懷和粟裕，都有苦衷

其實早在馬祖事件之前，粟裕就考慮過國防部和總參的權責劃分問題。

從時間上來講，新中國成立半個月后，總參謀部就搭好了班子開始辦公，而國防部直到1954年才正式設立。但從關系上來講，總參又隸屬于國防部。

這一來二去，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按規定，國防部成立后，總參就需要在其監管下運行，重要工作的決策和執行都要上報審批。但什么才算重要工作，誰也說不準。如果事事都上報請示，國防部根本應付不來，但如果哪件事沒有請示，之后又造成了過大的影響，總參又有越權嫌棄。

就拿馬祖事件來說，粟裕代表總參讓下級軍區加緊備戰，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建議，如果上報國防部，肯定是小題大做。但南京軍區先是誤解了傳達內容，后來又把回電直接送到了國防部，讓彭德懷誤以為總參在繞過國防部擅自指揮軍隊，查來查去，事情的性質就嚴重了。

哪怕南京軍區這封回電是直接發到總參的，兩個部門也會第一時間發現誤會，澄清也就好了，但中間加上一個“不明真相”的國防部，有理也扯不清。

國防部和總參，都是負責軍隊相關的工作，兩個部門職能存在重疊與交叉，這就容易導致令出多門和溝通不暢的情況。而在國家最高軍事指揮中樞出現這種失誤，屬于兵家大忌。

對此，彭德懷無不擔憂：

“我們各機關部門，大部分是臨時感到需要，就臨時增加。因此有的事情還無人管，而有的事情兩個部門都管，這種現象必須根除”。

而在就任總參謀長半年后，粟裕也提出要劃分國防部與總參職權，并制定好方案呈送國防部，但最后據說是五易其稿，始終未批準。

既然想法一致，又為何遲遲不予批準？

其實彭德懷也有苦衷。

裁撤一些部門和人員，或是縮減一些機構的職權，這里都牽扯了太多人情世故。彭德懷剛正不阿，做事從不徇私，但畢竟也要考慮照顧多數同志的情緒。更何況此事涉及的核心部門過多，牽一發而動全身，萬事都需謹慎。

一來二去，也拿不出一個完美的辦法。彭德懷著急，粟裕也著急。

直到1957年11月，彭德懷和粟裕帶領軍事代表團出訪蘇聯，其中有一個日程就是兩國的總參謀長進行禮節性的會談。

在見到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后，粟裕請教了很多過于軍隊建設的問題，感觸頗深，但因為時間有限，很多話題都來不及詳談。為了借鑒更多的經驗，粟裕試探性得提出，能不能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于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便參考。

索科洛夫斯基答應了，事情也進行得很順利，幾個月之后, 蘇軍就向我軍提供了有關的書面材料。

應該說，粟裕這個思路是對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采取了“一邊倒”政策，軍隊建設基本上“照搬”蘇軍模式，有了這樣一份得到過實踐的材料，對解決眼前權責的難題是有決定性幫助的。況且用老大哥的方案，說服力也強，誰也不好再拿人情世故當由頭了。

但這里，粟裕只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他向索科洛夫斯基借鑒材料，符合情理，但不符合標準。因為按規定，兩國之間進行官方性的文件交換，是需要報備的。

粟裕低估了整件事情的影響。

這件事在1958年最終被定性為“告洋狀”、“爭權奪利, 跑到外國去找點根據”，后來甚至被無限上綱為“里通外國”。

站在粟裕的角度，他之所以沒有報備，一來是因為臨時起意，事先沒有預料到，所以選擇事急從權；二來他找蘇軍參謀長要的材料，只是簡單的參考性文件，還達不到需要報備的標準。

其實真要公正來看，對于粟裕的指責，沒有一項是站得住腳的。他和索科洛夫斯基是第一次見面，以前根本不認識，兩人的談話加上翻譯時間總共才20分鐘，哪里來的“告洋狀”。而且粟裕要材料借鑒，也是為了國防部和總參的工作需要，是彭德懷下達的任務需要，哪里又來的”“爭權奪利”。

但一切，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其中就包括彭德懷。

三、從彭德懷視角看粟裕

1928年的12月11日，平江起義和井岡山的隊伍在江西礱市順利會師，兩軍召開了一場盛大的聯歡會，彭德懷作為紅5軍代表發言，而粟裕當時剛調任紅4軍28團3連連長，在臺下當觀眾，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到彭德懷。

1934年的7月，粟裕調任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參謀長，跟隨紅七軍團轉戰閩浙贛皖。3個月后，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開始長征。

紅軍時期，彭德懷和粟裕分屬不同部隊，且職務相差太大，都沒有機會說上一句話，而之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更是一個征戰西北，一個縱橫華東，相距了大半個中國。正因如此，彭德懷對粟裕的印象并不深，甚至可以說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不同的戰爭環境，對兩人性格的塑造也影響很大。

粟裕長期在敵人心腹地帶指揮作戰，不冒險就無法生存，不臨機決斷就會錯失戰機，因此他打仗向來以“險”著稱，擅打神仙仗，也敢于向上級范言直諫，敢于提意見，按自己的想法去指揮。

包括在擔任總長期間，粟裕也從不獨斷專行，敢于放手讓副總長去牽頭抓工作，從不施加干預和影響。正因如此，總參才被張愛萍譽為氛圍極好，工作效率遠高于其他部門。

但在這方面，彭德懷的習慣又和粟裕大有不同。

彭德懷原則性很強，他常年坐鎮中樞，從紅三軍團到西北野戰軍、第一野戰軍，基本承擔的都是保衛中央的工作，最忌諱的就是手下將領擅作主張，因為一旦出現失誤，就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影響。

一個是“兵無常勢”，善用奇招、險招的冒險家，一個是橫刀立馬，以穩重見長的彭大將軍。如果兩人是在戰爭年代搭檔，可能會取長補短，碰撞出激烈火花。但在和平年代，不同的處事風格，卻需要漫長的時間去磨合，甚至是難以磨合。

從彭德懷的視角去看建國后的粟裕，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總參謀長，在軍事領域的判斷力和決斷力都是一流的。

在另一面，粟裕又是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人，他不像一些干部，寧愿沒有成績，也不去主動做事，因為事做的越多，越容易犯錯。粟裕是敢想、敢干，而且往往因為眼光過于超前，粟裕的觀點很難被常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粟裕曾建議組建戰略預備隊，認為應該從各大軍區抽調出幾個軍，配置在便于機動的地區，一旦發生戰爭，國家可以不通過軍區，直接指揮這些部隊，進行最快速的戰爭反應。但粟裕這個意見提上去后，卻被人誤會，說他是有“爭奪這幾個軍的想法”。

但若干年后，國家又從戰略層面考慮，成立了粟裕所說的戰略預備部隊，一直沿用至今。

粟裕擔任總參謀長期間，提出的絕大部分想法，最終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因為時代的局限性，這些想法一開始又難以被人所理解。包括在彭德懷看來，粟裕的一些行為雖然沒有私心，但往往不合規矩，且過于冒險，一旦開了先例，被后人效仿又該如何收場？

彭德懷和粟裕，性格不同，處事風格不同，對于一些關鍵性問題的理解也不同。加上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一切工作都是以快為第一標準，部門之間又存在權責不明等諸多掣肘，所以兩人雖然搭檔了6年，卻沒有太多機會進行磨合，對彼此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信賴。

只能說，兩位天才的軍事家，內心都是極為純粹的，如果真的像張愛萍所說的那樣，兩個人當時能開誠布公，直截了當談一談，可能誤會終會化為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