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一蹴而就，也必定不是輕輕松松。辯證法告訴我們革命的成功一定是由反復和挫敗，方能抵達最后的終點。

中共的歷史上有過兩次大的動搖，一次是“四一二”事變，面對國民黨右派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政策，不少黨員內心彷徨，惶惶不知所措。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脫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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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比脫黨更嚴重的是叛變，尤其是戰場叛變投敵，更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后果。后一次動搖便是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不少一線將領出于各種原因，改旗易幟加入國民黨。

比如瑞金紅軍游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閩贛分區司令員宋清泉、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等。

在叛變的群體中，對紅軍造成傷害最大的，也是最早變節的就是平江起義領導者之一、后任紅十六軍軍長的孔荷寵。

第五次反“圍剿”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于1927年失敗以后，中共拿起了槍桿子，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在江西附近的廣闊地區建立了一塊塊革命根據地。

各個根據地普遍開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各級政權。烈火的燃燒，摧毀了舊地主，卻也引來了蔣介石的忌恨。

從1930年年底開始，蔣介石對蘇區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但均被英勇作戰的紅軍所粉碎。

不過，蘇區這塊“疥癬之疾”令蔣介石如鯁在喉，如芒在背。國民黨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遭到了慘敗，這次失利讓蔣介石痛定思痛，決心畢其功于一役，開始醞釀第五次作戰計劃。

1933年4月25日，蔣介石在南昌科學館召集各軍事長官與參謀人員進行商議，發表了題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講話，鼓勵部下獻策獻力。

幾天之后，蔣介石在一次軍事會議上大肆叫嚷：“中國的大患不在于東北，而在江西。江西的那伙人才是心腹之患，如不剿滅，我們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番內部講話表明蔣介石直接撕去了偽裝，向世人攤牌，開始進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5月份，蔣介石又相繼成立了南昌行營，總管“剿匪”指揮之職。

1933年6月8日，蔣介石籌劃了“第五次圍剿”，確定了“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經濟封鎖”的策略。

這是蔣介石吸取前幾次失利的教訓，總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妄圖以政治手段，攻陷蘇區。

7月，蔣介石又在廬山舉辦了“軍官訓練團”，向排級以上軍官傳授“堡壘戰術”。民政上，蔣介石頒布了“保甲連坐”法令，一旦發現蘇區人民中有通共的，不僅對其個人要嚴懲不貸，還要禍及家人。

另外，蔣介石還派人加強了對蘇區的經濟封鎖，他甚至說道：“必須做到使敵無粒米勺水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