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一天，剛剛參加完會議準備回家的郭桃仁面前突然出現數名公安人員。

還未等郭桃仁說話，公安同志率先說道：“同志您好，你是郭桃仁嗎？請跟我們回局里配合一樁案件的調查”。

公安的話音落下，郭桃仁脊背一涼，心想自己一直老實本分，兢兢業(yè)業(yè)工作沒犯什么錯誤啊，雖然心有懷疑，但郭桃仁還是跟隨公安同志到了公安局。

在公安局里，郭桃仁坐立不安，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錯誤。

一陣開門聲傳來，只見公安局局長坐在郭桃仁面前，對郭桃仁說道：“有同志向我們舉報，懷疑你做了殘害革命戰(zhàn)士的事情，作案證據在你的日記本上”。

摸不著頭腦的郭桃仁老實地將日記本遞交給局長，等待著事情的進一步發(fā)展。

只見公安局局長翻了翻日記本，隨后指著本子上的一個印章印記，問道：“你枚印章從何而來，現在在何處？”

郭桃仁一看是這枚印章，頓時松了一口氣。臉上有了笑容說道：“這是我弟弟在山上伐樹的時候撿到的，我倆大字不識一個，也不知道這是干什么用的”。

公安局局長一臉正氣呵斥道：“嚴肅點，老實交代關于這枚印章的一切事情，要是有隱瞞，小心掉腦袋”。

郭桃仁有點發(fā)怵，把撿到這枚印章的原委，一字不差地交代清楚，但公安人員還是有點不相信，對他說：“你先在公安局呆一晚吧，明天一早帶我們進山”。

第二天一早，郭桃仁帶著公安局人員進山。在公安局等待公安人員準備時，郭桃仁看到三輛大卡車的兵力，著實嚇了一跳。

這個時候郭桃仁才真正地意識到這枚印章的重要性。

郭桃仁先是帶著公安同志回到家里，從一個老舊的箱子里面找出那枚印章。

這枚印章是銀質的，郭桃仁兄弟倆沒上過學，從來沒想過撿到這種東西需要上交政府，只覺得這是銀的，肯定是可以賣錢的，兄弟倆計劃將印章賣掉呢。

結果公安就找上門了。郭桃仁的兄弟郭興仁看到家里來了那么多的公安，趕忙問哥哥發(fā)生了什么事。郭桃仁把事情經過告訴了郭興仁。

郭興仁了解了公安來家里的原委后，心里也是很害怕。還好兩兄弟并沒有把印章賣掉，如果賣掉，那后果可不是自己能承擔得了的。

這枚印章是當時弟弟郭興仁撿到的，所以郭桃仁申請得帶著弟弟去山上。

從郭桃仁家中出發(fā)后，公安人員一路上進行地毯式搜索，一直到發(fā)現印章的地方。公安人員這樣做是想看看還有沒有其他遺落的東西，結果一路上一無所獲。

這時公安局長走到兄弟倆面前，讓他們再還原一下當時撿到印章的經過。

郭桃仁年輕時到伐木場報名做伐木工人，工作期間兢兢業(yè)業(yè)，很快就升到了隊長的職位，想到家里還有一個弟弟，在家無事可做，于是把他也弄到伐木場里來了。

那一年的秋天，郭桃仁像往常一樣帶弟弟到山上工作，這是一片未開發(fā)過的密林，樹木高大蔥郁。

突然弟弟郭興仁感到一陣肚子疼，對哥哥說道：“我肚子太疼了，我得去方便一下”，話音剛落，郭興仁就跑到一邊了。

郭桃仁覺得弟弟一直都不太認真工作，嘴里嘟囔著“懶人屎尿多，再這樣偷懶我就扣你工資”。郭興仁蹲了好一會后，無意中發(fā)現前面地上有一個尖銳的東西。

郭興仁將周邊的樹葉和土都清理了一下，清楚地看見一只黑色的皮箱。

“在這深山老林里，怎么會有人把皮箱放在這里呢？”郭興仁想，然后他看了看四周，也沒有什么人，郭興仁就拿起旁邊的石頭，一下就把皮箱砸開了。

年份已久的皮箱頓時破碎成幾塊。皮箱打開后，郭興仁看到里面有一些發(fā)了霉爛掉的紙，還有一個黑色的金屬物體。

還沒待他看清楚這個金屬物體長什么樣呢，就聽見一陣喊聲。

這邊郭桃仁看弟弟去了好一會了，便喊了他幾聲。郭興仁聽到動靜，把金屬順手放到了口袋里。又用周邊的土和樹葉把破碎的箱子掩蓋上。

晚上他們回到家里，郭興仁先是把白天撿到的金屬物體拿出來，擦拭了幾遍，不知道是不是年份太久，并沒有擦掉上面的泥土。

郭興仁緊接著拿著它放到水里清洗了幾遍，這回看得出這塊金屬物體原來是枚印章。郭興仁一時也分辨不清，便把大哥郭桃仁叫了過來。

郭桃仁看著這枚印章，也看不出來到底是什么樣子的，便拿出印泥 ，在紙上蓋了幾個章，依稀能看出這枚印章上面刻著一把鐮刀還有幾個字。

但郭桃仁兩兄弟大字不識，所以不知道這印章上寫的什么。只覺得這枚印章是銀制的，肯定還是值幾個錢的，有機會拿出賣賣看看。兩兄弟這樣商量著。

這枚印章其實大有來頭。

它是土地革命時期的湘鄂贛省政府的公章，上面鑄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20個大字，同時中間還有鐮刀和錘子的圖案，是政府權力的象征。

印章

那么這枚歷史悠久的印章為何會出現在深山老林呢？這一切經過公安人員的調查后得知了這其中的歷史秘密。

1927年，毛主席率領發(fā)動了“秋收起義”，在大家的商討下，決定先從井岡山開始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短短四年的時間里，就建立起了十多個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自此開展。

隨著革命的開展，開始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尤為突出的便是在敵人的封鎖下，各個根據地之間沒有聯系，各自為政，黨內發(fā)布的政策無法統一實行。

更何況敵人不僅在軍事上對我們進行打擊，更多的是政治斗爭，所以急需一個政治實體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傳遞自己的聲音。

后來隨著反“圍剿”的勝利，贛南和閩西兩塊根據地連在了一起，當時這一片地區(qū)約5萬多平方公里，縣城多達21座，人口更是達到250萬的容量。

毛主席以及其他領導人一致認為這里的群眾基礎深厚，地理位置易守能攻，是可以建立政權的最佳地方。

1931年11月，在經過大家的精心安排下，在瑞金葉坪召開了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除了有各個根據地、軍隊和工會的代表，更有越南和朝鮮的代表出席。

自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大會上宣布成立，并選舉產生了63人組成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

在此后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自此毛澤東被稱為“毛主席”。

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日通電宣戰(zhàn)，警告日本如果再繼續(xù)侵略我國人民，我黨戰(zhàn)士絕對會對戰(zhàn)到底，誓死將日本軍趕出中國。

隨著中央政權的建立，地方政權也要隨之建立。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當之無愧地成為第一個地方政權建立地，革命地戰(zhàn)士驍勇奮戰(zhàn)，最終該地的20多個縣建立組織，黨員發(fā)展擴充到4萬多人。

此后中共湘鄂贛省委、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當時為了適應革命的需求，省委和政府相繼遷到江西的一個鄉(xiāng)鎮(zhèn)-萬載縣小源鄉(xiāng)，為了讓上傳下達更加正規(guī)，決定啟用政府公章。

于是便有了郭桃仁他們撿到的這枚印章的誕生。

這枚印章是用白銀鑄造而成，中間鑄有鐮刀、錘子的圖案以代表黨的領導，四周以稻穗和麥穗環(huán)繞，象征著人民的擁護；

直徑約10厘米的印章，在最外圈有20個隸書漢字，以兩顆五角星間隔。

印章的制作非常精美，顯露著政府的威嚴和公正。

其實白銀并不適合制作印章，因為白銀的質地柔軟，非常容易磨損，而且在熔鑄時，如果火候掌握不好，就會形成不同的缺陷，但也正是這個缺點，毛主席認為這樣制作的印章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唯一性，是沒有辦法復制出來的，這樣也就可以避免敵人偽造假冒。相對來說，白銀是最好的選擇。

在小源期間，我軍極力發(fā)展當地的工業(yè)，不僅創(chuàng)辦了《紅旗》等報社，還建造了一批兵工廠、服裝廠，修建了醫(yī)院等設施，當地群眾的革命熱情高漲，極度擁護我黨。

小源一度成為湘鄂贛蘇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當時傳遞的每一份公文上都蓋下了省蘇維埃印章，一份份的公文傳遞著黨的思想方針，公文上鮮紅的公章印記像一把火把，照亮了群眾前進的道路。

我黨在人民群眾的擁護下快速壯大，發(fā)展的程度讓敵人一度害怕，在1933年，蔣介石制定了“鐵桶計劃”，集結了100多萬兵力，對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試圖一舉殲滅紅軍主要力量。

當時在我軍左傾錯誤的領導下，紅軍損失慘重，黨中央領導決定戰(zhàn)略性轉移，紅軍被迫開始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

湘鄂贛省委、政府駐扎的小源鄉(xiāng)也遭到敵人瘋狂進攻。1934年1月28日拂曉，敵人調集3個旅向小源進攻。敵眾我寡，形勢危險，省委及政府被迫向向銅鼓梓莊一帶轉移。

陣地轉移的同時要不僅要帶走黨的絕密文件，黨的印章同樣也需要轉移。所以在轉移之前，我黨主要領導人就布置了周密的安排。

選擇了組織上保衛(wèi)局的張春吉、省互濟會邱思炎、省工會易榮、省蘇維埃王群（女）、劉伯芳（女）等五位同志保護文件及印章，同時進行轉移。

張春吉五人接到任務后，準備了一只黑色皮箱，用于裝部分特別重要的文件和黨的印章。

在隨著部隊轉移的過程中，張春吉五人遇到了敵人埋伏，在戰(zhàn)斗中，他們五人與部隊被分散開來，為保護文件和印章，五人決定先帶著皮箱躲進樹林，待敵人走后再繼續(xù)找尋部隊與之會和。

此時樹林中四面八方都是敵人，到處都是槍炮聲，這只黑色皮箱顯得尤為突出。

敵人看到黑色皮箱，猜想里面必定有重要的東西，對張春吉五人窮追不舍，在與敵人對戰(zhàn)的過程中，三名男同志為了掩護女同志和文件相繼犧牲，只有王群和劉伯芳兩人了。

如果在平時，她們一定會和敵人血拼到底，可現在她們的身上有重要的任務-保護轉移文件和印章，所以無論如何今天她們也要完成任務。

王群對劉伯芳說道：“今天我們倆個人肯定是不可能突圍出去了，但這些文件和印章不能落在敵人的手上，我們要趕快想辦法，要么銷毀要么找地方藏起來”。

話音剛落，劉伯芳還沒來得及思考，眼看敵人馬上就追上她們了，她靈機一動，將皮箱藏在了一棵參天大樹下，用周圍腐爛的樹葉厚厚的掩蓋上，然后繼續(xù)跑開，吸引敵人視線。

最終她們兩人把敵人引到了樹林更深處，為了保護皮箱不落在敵人的手中，王群兩人最終也犧牲了。

如果不是郭桃仁兄弟倆偶然發(fā)現這個皮箱，那么這段歷史將會永久地被塵封。

好在10年后的今天，由當年五位革命戰(zhàn)士用生命守護的印章重見天日，這段歷史也得以被世人所知。

因為公安局長是一位參加過紅軍的老革命者，他迫切地想知道這枚印章發(fā)現的地方還有沒有其他物品，所以申請了三卡車的兵力，一路上地毯式的搜索，希望還能找到五位革命烈士的尸骨殘骸。

然而100多人在林區(qū)搜索了一整天，一無所獲，最終只得帶著那枚印章回去。

公安局長心里明白，在這座深林深處，肯定有當年紅軍的尸骨，雖然沒能把他們找到，但或許他們的遺骨早已入土為安，看著祖國如今的繁榮富強，他們應該也會感到欣慰的。

印章送回公安局后，引起黨中央領導的重視?，F如今這枚印章被保存在湘鄂贛革命紀念館中，是國家一級文物。

這枚印章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它見證了中國革命艱辛而又曲折的過程，是一段極具教育意義的紅色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