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勤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陳列著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提供的周恩來、鄧穎超生前一封封情文并茂的家書，記錄著他們夫婦間殷殷深情。其中兩封是1955年4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亞非會議前夕的相互通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百廢待舉，外交也是剛剛起步。由于對中國缺乏了解，加上美國和臺灣蔣介石集團的干擾破壞，許多亞、非、拉國家與中國一時無法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系。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5個發起國，邀請中國參加4月將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周恩來極其敏銳地看到，這次會議不僅在亞非歷史上，而且在現代國際關系上都將是劃時代的創舉，標志著亞非國家自己掌握命運的新時代的來臨。中國出席這次會議，正是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增進國際交往和廣交朋友的一個好機會。2月1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復電印尼總理，欣然接受邀請。

然而，“美國希望根本就不召開亞非會議”，并且極力阻撓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不斷進行詆毀中國的宣傳。臺灣國民黨當局為破壞中國參加亞非會議，竟然派遣特務對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對周恩來下毒手。國民黨當局在周恩來公開發表關于接受印尼總理邀請參加亞非會議的聲明后，妄圖謀害周恩來并著手策劃。

為了妥善處理會議上可能出現的變故，使之達到預期的目的，從2月開始，周恩來就著手研究、制定方案。當時，他剛做完闌尾手術，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對指派他參加亞非會議有些猶豫，但是周恩來毫不猶豫，毅然承擔了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的重任，率領陳毅、喬冠華等前往萬隆。

1955年4月7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離開北京，第二天到達昆明。那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程飛行的飛機，代表團只得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載送代表團去印度尼西亞。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不曾來過中國大陸，只能到香港啟德機場等候。當時代表團在昆明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準備在這架飛機上放置爆炸物。

情況十分險惡，誰也無法完全預料可能會發生什么情況。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感情真摯、體貼入微的女性，她與周恩來心心相印。此時此刻她身在北京，怎么能不牽腸掛肚，焦慮不安呢?4月10日，她關切地寫信給周恩來:

“別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寫幾個字給你。這次蔣賊是蓄意決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從各方面的可能著手。因此往返停留時，飛機著陸后嚴加封鎖，起飛前的嚴密檢查，是必需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區對所用交通工具，亦應請看守與檢查，你出外活動，必須嚴密警惕，仔細機警。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于保衛你自己。在這方面，亦必須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勝利平安的歸來!熱烈的在期待著歡迎你。……”

然而，不幸還是發生了……盡管我國安全部門采取了防范措施，但由于香港當局忽視了對機場地勤人員的檢查，致使國民黨特務收買了啟德機場的檢修人員周駒，在飛機右翼輪艙內放置了定時炸彈。4月11日，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離香港前往印尼5小時后，在大納土納群島附近的南中國海上空爆炸。先行到達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印尼的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共11人全部遇難。由于周恩來應約去仰光同緬甸、印度、埃及等國領導人會晤，事先改變了出國路線而得以幸免于難。就在這天，周恩來正好收到鄧穎的來信。

面對險象叢生的局勢，周恩來臨危不懼，泰然處之。4月12日凌晨，他在復信中深情地寫道：

“你的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見。”

4月14日，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按原計劃率代表團趕往萬隆出席會議。

萬隆會議從4月18日開始至4月24日結束。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時間，但周恩來提出的“求同存異”的方針，受到各國的普遍歡迎。“求同存異”的方針成為萬隆會議的原則，它促使會議得以圓滿成功。這次會議為新中國贏得許多朋友，為后來一些亞非國家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創造了有利條件。

無論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周恩來、鄧穎超所處環境不同，肩負的任務也不同，但是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和革命活動常常是極具挑戰性的，他們的身心飽經艱辛和危難的磨練，他們聚少離多，“每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各自都意識到“每次的生離著實意味著死別”。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在婚后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相濡以沫，同舟共濟的呢?

周恩來曾經對他的侄子、侄女們說:“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必須是“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指鄧穎超)。”從那時起，他和鄧穎超結成了生死不渝的伴侶。

1955年2月，鄧穎超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和恩來同志將滿三十年的夫妻關系，能夠相處得比較好，能夠鞏固至今，最主要的一個條件亦是一條經驗，那就是感情與政治相互滲透，相互結合起來，而又以政治為主導去加以處理，加以發展，在不斷地改進著而得以鞏固的。”

正是由于他們的愛情建立在實現崇高的革命理想、為國為民的獻身事業上，他們有同樣驚人的斗爭膽略和超凡的智慧，有同樣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有同樣豁達大度的襟懷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他們相互支持，相互勉慰，患難與共，從而結成終生的戰友、伴侶，并成為世人崇敬的兩位偉人和一代楷模。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