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并非是一個不爭之人。

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談判桌上和國民黨爭了十多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談判都把人談老了，但還是談不成；后來又和美國人爭，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人爭，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

一個天生的外交家，又是忠實的革命者，這樣的人骨子里就是最計較得失的。但細數周恩來的生平，他又備受“不爭”的贊譽，不戀權勢，能退，能讓，多次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

這樣的性格矛盾嗎？

其實若論根本，周恩來只是十足的理性派，他懂得權衡利弊，聽得進去意見，只要他認為你是對的，那什么都可以讓。但反之，如果是他認定要去做的事情，誰都攔不住，哪怕和人爭到面紅耳赤，也決不妥協。

這一點，毛主席是最有體會的人。作為合作了半個世紀的搭檔，他倆很少意見相左，但真要爭起來，也是誰都不讓著誰。1934年長征前夕，兩人就曾面對面爭了整整一天一夜，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但這一爭，卻也讓毛主席感激了半輩子。因為他知道周恩來救了他，也挽救了中國革命。

一、密謀

1934年，是紅軍又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因為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仗越打越被動，根據地喪失殆盡，紅軍幾乎已經沒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而此時，周恩來和毛主席的處境又大不相同。

作為紅軍最高指揮層“三人團”之一，周恩來此時身兼數職，肩上擔子很重。比起年輕沖動的博古，以及那位高高在上的洋顧問李德，周恩來才是這支紅軍真正的主心骨，軍事上、組織上都需要他從中協調，往返于高層與基層之間。

李德

而毛主席此時雖名義上還擔任著蘇區的主席，但實際已沒有了任何實權，原因就是他向來都不贊成李德冒進的軍事指揮風格。博古覺得他礙事，建議他去上海休養，李德則是讓他去莫斯科，但毛主席態度堅決：

“我不去，我不離開蘇區，不離開中國。我身體還可以，就到粵贛省去休息吧!”

就這樣，在紅軍最困難之際，毛主席也迎來了自己革命生涯的低谷期。他被迫遠離指揮中樞，下到基層去視察，但當他把辛苦調研的結果送上去，又大多石沉大海，了無回音。

后來在會昌，贛南軍區司令員龔楚曾來看他，兩人促膝長談，毛主席喟然長嘆，說：

“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經歷過太多起落，現在他們又聽不進去意見，把責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現在，可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天下了！”

說時，竟凄然淚下。

此時的毛主席，是有心為紅軍排憂解難，卻又礙于自身處境無力回天。

但也就在毛主席遠在基層的這些日子里，博古、李德又進行了一場密謀。之所以說是密謀，是因為整個過程并沒有經過集體討論，兩個人就拍板做了決定，而這個決定就是長征。

最開始提出長征這個概念的人是項英，他剛調來蘇區時不了解情況，正好遇上1931年第二次反圍剿，看到敵人20萬大軍壓境，覺得3萬紅軍難以應付，便提出應該放棄蘇區轉移。當時毛主席堅決反對，并最終靠著“誘敵深入”的戰術粉碎敵人此次圍剿。

第二個提出長征的是彭德懷，因第五次反圍剿受挫，他從軍事角度提出應該脫離蘇區，轉入外線作戰，把敵人主力引出去。但這個建議遭到李德否決，他堅持要和敵人硬碰硬，堡壘對堡壘，打陣地戰，結果就是一敗再敗。

直到最后，李德已經沒了辦法，這才想起彭德懷的建議。但他的想法又和彭德懷有本質上的區別，他想讓紅軍向西南突圍，去湘西和賀龍、肖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師，創建新的根據地，也就是走了就不回來了。

而之所以博古、李德一開始不敢向外公布這項決定，就是因為他們很明白，這樣的長征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可能要“舍小保大”。

一開始，他們就給正在瑞金休整補充的紅七軍團下達命令：

“部隊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擊，沿路進行抗日宣傳，推動抗日運動發展，在1個半月之內抵達皖南進行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

當時擔任紅七軍團參謀長的粟裕，對這個命令就非常不理解，甚至晚年仍耿耿于懷，多次找人打聽其中緣由。

為什么突然決定北上？

為什么時限是1個半月？

為什么是紅7軍團？

當時紅七軍團剛組建不久，部隊人數不到6000，其中2000多還都是新兵，全軍團長短槍只有1000余支。讓這樣一支隊伍突破重重封鎖，孤軍北上去抗日，誰能解釋？

粟裕哪里曉得，李德這是把他們這支部隊當作了誘餌，去敵人心腹地帶打游擊，就是為了吸引圍剿大軍回援，從而起到掩護紅軍主力突圍的意圖。

為了保存紅軍的主干力量，李德已經做好了犧牲一部分人的打算，包括紅7軍團，包括留守蘇區的部隊。但這樣的計劃，他不敢向外明說，甚至到最后下達正式命令時，也只是宣稱紅軍主力只是暫時轉移，根據地還是要守。

對于李德的意見，博古同意，但周恩來堅決反對。

李德原本只打算帶走紅軍一、三、五三個主力軍團，但周恩來知道這一走，大概率就不會回來了，那既然如此，要走一起走，除必要留守人員外，把所有干部和部隊都帶上。

周恩來去找博古談，而博古只是遞給他一封密信。而也正是這封密信，讓周恩來罕見的選擇了“意氣用事”。

二、密信

這封信是直接交給博古的，寫信的人正是毛主席。

信的大致內容是：毛主席已經和紅一、九軍團的一部分老同志談過了，大家都愿意留下來堅守蘇區，與敵人周旋，維持根據地，以等待紅軍主力回歸。

很明顯，毛主席并不知道紅軍長征后就不回來了。不過他主動提出要留守蘇區，這個要求應該說又是合理的。

因為從實際情況看，如果要在蘇區留一個主持大局的人，那毛主席就是最合適的人選，沒有之一。在蘇區百姓中，毛主席最有威望，論打游擊戰和建設農村根據地的經驗，也沒人比得過他。更何況，毛主席向來不贊成放棄蘇區，要留下來與敵周旋，他能力最強，決心也最大。

毛主席之所以把信給博古，一是因為他是紅軍總負責人，二是誰都可能不同意毛主席留下來，但博古一定會贊成。

博古

而事實是，博古也確實想同意。但因為當時紅軍的組織工作都是由周恩來負責，所以礙于職責所限，他還是把這封信交給了周恩來。

當周恩來看完這份信后，幾乎沒有猶豫，只說了一句話：

“我去找他談。”

那一瞬間，博古都以為自己聽錯了。此時離長征出發的預定日期10月10日非常近了，紅軍總部在瑞金，毛主席當時在于都養病，兩地距離近百里，找他談，怎么談？周恩來當時忙著長征組織動員，說日理萬機毫不為過。在這個關鍵當口，為了一個人放下上萬人，值得嗎？

周恩來也不想和博古多作解釋，第二天早上，他就帶上警衛員，冒著小雨，穿著蓑衣，頂著斗笠，騎馬趕往于都。

大病初愈的毛主席看到周恩來上門，知道是來勸他的，但他的態度也很堅定，那就是不打算聽勸。

毛主席性格中有極為倔強的一面，既然他們不支持我的觀點，我就寧可不干，他們要放棄蘇區，我偏不走，留下繼續干革命。跟著博古、李德，去了也是受氣，提意見沒人聽，留下來雖然處境困難，但至少還能充分自主的革命。

按以往的常態，周恩來如果勸不動一個人，他不會蠻干。但這一次，周恩來反而比毛主席更為倔強。

當時跟著周恩來去的警衛員后來回憶，兩人就在屋子里，爭論了整整一天，談話一直持續到深夜。他們開門進去倒水，門一開，兩位領導同志一句話都不說了，就看著他們，等他們倒完水退出去，門關好了才又開始說。

4個警衛員在外面，帶著斗笠、蓑衣一直站到半夜。

直到第三天，周恩來才回來。博古問怎么樣，周恩來只回答了一句話：

“他同意隨隊轉移了。”

這句話分量極大，講這句話的時候，離紅軍長征出發不到10天。這是周恩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完完全全說服了毛主席。

說了什么，沒有記錄，內容不能泄露，不能讓外人知道，連警衛員都不能聽。但可以想象的是，這是一場激烈的對話。以當時周恩來的身份，很難跟毛主席做出任何保證，比如跟著主力走，仗打不好你來指揮，周恩來哪怕有這個決心，他也沒這個能力，三人團投票二對一，他是少數。

博古、周恩來、朱德、毛主席

兩位具有絕佳口才的偉人，真要爭到最后，誰也不會讓著誰，恐怕談的就不是理性，而是感性。什么是感性？對紅軍子弟兵的感情，對中國革命的義無反顧。留守蘇區需要毛主席，但帶著8萬多紅軍突圍長征，更需要毛主席。

曾任紅一師師長的李聚奎后來就曾回憶說:

“我聽說決定紅軍轉移時，開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主席隨軍行動，還是周恩來同志一再堅持，說毛主席是紅軍的主要創建者，應該隨軍出發。”

周恩來的堅持，最終挽救了紅軍，也救了毛主席。

可以做一個設想，如果周恩來沒有這么堅定，三人團同意毛主席留在蘇區，那么紅軍長征的命運又將如何。反過來看，如果毛主席留在蘇區，后來蘇區遭遇那種嚴重的圍剿，結局又將如何？

要知道后來留守蘇區的紅軍，因為主力部隊被帶走，根據地遭到破壞，損失極其沉重，干部中瞿秋白、何叔衡、賀昌、劉伯堅都犧牲了。陳毅九死一生，在深山中躲避敵人追捕寫下梅嶺三章時，幾乎已經報了必死的決心。

當然，選擇長征的毛主席，接下來的處境也同樣曲折反復。

三、“謀事是毛，成事是周”

毛主席曾寫過一首《清平樂》：

“東方欲曉，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1958年，他對這首詞作批注：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他答應和紅軍主力一起走，但還是舍不得費盡心血經營的老蘇區，也不知道前路在哪。朱德、彭德懷支持他，但行伍之人難以替他分擔苦悶。真正能夠安慰他的，恐怕只有周恩來一人，因為周恩來聽他的，能把他的話轉達給博古、李德，然后和他們據理力爭。

因為有了周恩來，長征中才有了毛主席的聲音。而往往在紅軍遭遇危難之際，周恩來又會無條件地選擇相信毛主席。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也最終促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

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聽取了毛主席的意見，改變了李德原定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轉而取西入貴州。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再次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

到此，一切水到渠成。

遵義會議的主角，一開始是周恩來。因為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

在會議過程中，博古的態度開始很強硬，只強調客觀原因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作用，卻不承認軍事指揮上的主觀錯誤。張聞天、王稼祥和他辯論，只能說是針鋒相對，局面一直僵著，毫無進展。

直到第三天的會議上，周恩來一鳴驚人。他主動承認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意與會眾人對三人團的批評，并主動承擔責任。

周恩來的光明磊落，徹底摧垮了博古的心理防線。博古很年輕，但并非冥頑不靈，直到此時，他可能才懂得了革命者應該怎樣去顧全大局。他的妥協，意味著局勢扭轉。三人團二比一，李德的意見已經不重要了。

就此，遵義會議的主角變成了毛主席。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主動退居幕后，成為毛主席的最佳助手。他讓了，李德、博古才能讓。

在毛主席的運籌帷幄之下，紅軍開始扭轉局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但這些勝利的取得，又并非一己之力。

時任紅9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后來回憶道：

“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

所以有人說，中國革命是謀事是毛，成事是周。后來美國總統尼克松也講過類似的一句話：

“毛主席是拿主意決定大事的人，周恩來是負責執行的。”

也正因為分工明確，各取所長，毛主席和周恩來能成為摯友，也成為了最佳搭檔。除了長征前的那一次激烈之爭外，兩人很少再有爭論。

后來也有人問過周恩來一個問題，為什么他總是習慣一讓再讓？為什么有時候不主動去爭一爭？

周恩來的回答是：

“如果那樣就會不利于團結，局面更不可收拾，必須仔細衡量利害。”

周恩來的氣度，成就了中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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