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凡

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童小鵬，經歷豐富，特別是跟隨在周恩來左右20余年，使他個人的經歷，與許多重大事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在其人生中，又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擔任領導工作，而且全程參與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創立過程。

而在其人生中，又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擔任領導工作，而且全程參與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創立過程。那一時期，距今也有整整66年了，其中的許多細節，恰恰可以通過對童小鵬的個人經歷的追憶而得以重溫。

成為毛澤東秘書的秘書

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后不久，為適應未來發展的形勢，提高紅軍干部各方面的素養，經毛澤東提議，決定成立紅軍大學。時為紅一軍團保衛局秘書的童小鵬，隨即接到組織上安排他到即將成立的紅軍大學學習的通知。童小鵬得知自己能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心中無比高興，他在家鄉時只受過兩三年很不正規的小學教育，而現在卻能到革命隊伍的最高學府學習了。

1936年6月1日，紅軍大學在瓦窯堡正式創立。當時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都來參加了開學慶典。

毛澤東在慶典上講了話。他先用生動風趣的語言，對當時的形勢作了一番解說：“前一個時期革命形勢不好，弄得我們兩只腳一走就是二萬五千里。孫悟空會騰云駕霧，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我們沒有那個本事，可也走了二萬五千里……我們紅軍曾有幾十萬人，如今只剩下二萬多。要不是劉志丹幫我們安排這么個好地方，我們還不知道到哪里去呢。反正不到外國去，到外國去干什么？中國的地方大得很，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當前，我們已將‘反蔣抗日’的口號改變為‘逼蔣抗日’。陜北老鄉運東西用驢狗子，驢狗子不愿意上山，老鄉們就在前面拉，后面推，就用鞭子抽。蔣介石抗日就像驢狗子上山，我們就要逼著他走抗日的路。”

◆1938年，童小鵬、朱瑞、楊尚昆、葉劍英、彭雪楓、張純清、李濤（前排從左至右）在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合影。

接著，毛澤東又講到了辦紅軍大學的意義：“第一次大革命，廣東有個黃埔學校，黃埔學生成為革命的主導力量，使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革命精神，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為主導的力量，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

新創建的紅軍大學校部設立在瓦窯堡南門外的米梁山上，校長是林彪，教務委員會的主席是毛澤東，教務長是羅瑞卿。

紅軍大學初建時，學校學員分班不叫班，而是叫科，童小鵬被分在了一科。一科的學員大都是紅軍師級以上的干部，他們是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譚政、張純清、杜理卿、楊立三、蘇振華、符竹庭、耿飚、張愛萍、郭述申、趙爾陸、王平、周士第、張經武、陳士榘、黃永勝、彭加倫、周建屏、李濤、賈拓夫、鄧富蓮、張達志、宋裕和、莫文驊、賀晉年、張樹才、劉惠農、吳富善、譚冠三、蕭文玖、羅寶連、武亭（朝鮮）、洪水（越南）、童小鵬。一科的科長是陳光，政委是羅榮桓。

童小鵬回憶說，有人給一科的師以上干部學員做了一下統計，平均每個人身上有三個在作戰中留下的傷疤。而童小鵬一直是做秘書的，身上一個傷疤也沒有，他也不知道自己憑什么就和這些戰功赫赫的指揮員們分在了一個科。

然而，在紅軍大學上課不到兩個星期，童小鵬又突然聽說中央軍委二局的局長曾希圣提出要調他到二局去工作。他當時內心是不太愿意的，好不容易才有個學習的機會，因此他想找教務長羅瑞卿為自己爭辯一下。

誰知童小鵬還沒找到羅瑞卿，羅瑞卿卻主動找到了童小鵬，正式傳達了組織上的安排。既然組織上已經決定，童小鵬只好表示接受。但他向羅瑞卿說自己雖然到二局工作，但希望還能抽工作空余時間到紅軍大學來聽課學習。羅瑞卿很幫忙，親自就此和曾希圣聯系，征得了曾希圣的同意。

于是，童小鵬到二局工作后，一有功夫就跑去紅軍大學上課。這種邊工作邊學習的生活剛過了一個多月，不知是出于什么緣故，二局同意他重回紅大學習。

當時紅軍大學學習的條件非常艱苦，教室是石洞，教師的講臺，學員的坐凳，都是石頭。來紅大講課的毛澤東見此情景，詼諧地對學員們說：“你們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可學習的是人類最先進的社會科學。”

童小鵬有寫日記的習慣，他清楚地記得，1936年8月13日，校長林彪突然把他叫去。說話一向簡潔的林彪就對他說了一句話：“毛主席找你談話，要調你去工作。”

童小鵬隨后就去找了軍委機要科的科長葉子龍，因為他當時已經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帶他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

讓童小鵬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和毛澤東的“親密接觸”，竟是挨了毛澤東的好一頓批評。毛澤東披頭就問道：“你為什么不愿意在二局工作？”毛澤東這一問，才使他意識到，可能正是二局感到他人在二局，而心在紅大，才同意他重回紅大學習的。

毛澤東的責問，讓童小鵬面紅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但毛澤東的批評卻一發不止：“分配了一件工作不能夠隨便不做，如果大家都這樣，那就連仗也打不成了。如果煤炭工人都不去挖煤，那所有的輪船、火車、工廠也就不起作用了。二局的工作并不怎么苦，就是苦，為了革命也是要忍耐的。紅軍應有它的紀律，不能任自己去挑選工作……”

但是，毛澤東對童小鵬也沒有只一味批評。在批評之后，毛澤東語言緩和了下來：“你是很好的同志，還是青年，前途遠大，應該知道這些……現在調你來這里工作，當秘書，你還可以去紅大聽課。”

那一天，從紅大調出來工作的除了童小鵬，還有張純清、張經武，他倆是被調去西安做統戰工作。那天晚上，羅瑞卿特別為三位即將離開紅大的人餞行。童小鵬說到白天在毛澤東那里挨批評的事，羅瑞卿說：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評是好事，現在又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更是幸運的事。要努力工作，還要好好學習。

第二天，童小鵬就來到了中央軍委機要科，當時的機要科有李質忠、葉子龍等七八個人，他和李質忠、葉子龍兩人住在一起。雖說童小鵬被任命為毛澤東的秘書，可過了許多天，毛澤東有事還是找葉子龍，一直也沒有找過他。

童小鵬想毛澤東不叫，他自己也不好往毛澤東那里跑，問葉子龍怎么辦？葉子龍說，沒叫你，你就在機要科先幫助校對電報吧。結果有不少知道了這一情況的人都和童小鵬開玩笑說：你是毛主席的“名譽秘書”，實際上是毛主席秘書（葉子龍）的秘書。

跟了周恩來源起于“半分私念”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及同他一起到西安敦促他們剿共的幾位國民黨高級官員。中共在西安從事統戰工作的劉鼎當天就將此情致電在保安的中共中央。

童小鵬還記得電報來時是夜晚，他還和葉子龍睡在炕上。譯電員朱志良拿著電文匆匆跑進來叫醒了葉子龍。葉子龍不懂電文中的“兵諫”兩字是什么意思，就問童小鵬，童小鵬也不懂，趕忙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電文說“有好事了”，葉子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此事我最早是在采訪葉子龍時聽葉子龍講的。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楊虎城給中共中央去電，請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扣押蔣介石之后如何解決等重大事宜。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前往西安。

童小鵬在得知中共代表團去西安，要帶報務員和譯電員同行的消息，便生出自己隨團前往的念頭。他從小就牙不好，參加紅軍后長期受齲齒的困擾，苦不堪言，到陜北后更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因此他想，隨團到西安，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一方面是大城市醫療條件好，可以把自己的齲齒徹底地根治一下。

童小鵬把自己的想法跟機要科長葉子龍說了，葉子龍建議他直接找周恩來提要求。童小鵬來軍委機要科后，和周恩來見過面，但從來沒有單獨和周恩來說過話，心想第一次單獨說話就提個人要求是不是影響不好。

但忍不住齲齒折磨的痛苦，他還是在一次給周恩來送電報的時候，鼓起勇氣把自己想隨中共代表團去西安的愿望對周恩來說了。

讓童小鵬想不到的是周恩來聽了他的想法后，并沒有批評他把個人的事和工作聯系到一起，而是很和氣地說：這沒有問題。西安那邊雖然有報務員和譯電員，但代表團去了，電報往來會很多，原來的人手可能不夠，已經考慮帶曾三去當報務員，你可以去當譯電員。

周恩來還說：“我知道你在機要科中文化水平高一點，你去正合適。一邊工作一邊補牙，有別的病也一起治了。”周恩來的理解和體貼，讓童小鵬頓時感到十分溫暖。

12月14日，童小鵬就和周恩來及其他隨行人員從保安出發趕往延安（當時還叫膚施），并于16日從那里乘坐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到達西安。后來有人說周恩來等為處理西安事變是12月17日到達西安的，但童小鵬的記憶是16日。

從那以后，童小鵬跟著周恩來，到了西安，到了南京，到了武漢，到了重慶；在解放戰爭期間，又跟著周恩來到了南京，到了上海，基本上都在周恩來身邊，擔任機要工作的負責人。

從城市歸來進了城工部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隨后向中共駐國民黨統治區的所有辦事機構下發了“逐客令”。1947年3月7日，童小鵬隨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一道，從南京撤回延安。

也許是由于從西安事變爆發后，童小鵬就跟隨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所以他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此時的城工部是1946年12月重新組建的，部長由周恩來親自兼任，李維漢是副部長。童小鵬到城工部后，擔任了城工部的秘書處處長，主管秘書和機要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城工部的所在地，西柏坡附近的李家莊。

在將近11年的時間里，童小鵬工作的所在地基本都在大都市，武漢、重慶、南京。從大城市歸來，進入城工部工作，似乎順理成章。當時中共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是在中央規定的方針下，研究和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切工作，并負責培訓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干部。

然而，童小鵬剛到延安不久，國民黨就在預謀發動對延安的進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各單位都開始緊張地準備撤離。為應對新的局勢，中共中央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領導的中央前委，堅持在陜北與敵周旋；由劉少奇、朱德領導的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縣（今平山縣）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葉劍英、楊尚昆領導的后委，在陜北與河北之間的山西臨縣三交鎮，成為中央前委與全國各戰場的聯絡中轉站。童小鵬所在的中央城工部也到了三交鎮，受中央后委的領導。

在整個轉戰陜北期間，因城工部部長周恩來人在前委，故而城工部的工作由新組成的部務會議集體領導。部務會議成員12人，他們是李維漢、華崗、潘梓年、于江震、童小鵬、王翰、薛子正、齊燕銘、張友漁、周子健、陳華、何其芳。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時，為了隱蔽和保密，許多部門對外都有一個代號。像毛澤東所在的前委就曾經叫“昆侖縱隊”，城工部由于有好幾個戴眼鏡的知識分子，代號便和教育產生了關系，被取名叫“師范研究班”。

據童小鵬回憶，那一階段城工部的主要工作有三個方面：一、掌握情況，向中央提供建議；二、總結經驗，積累經驗；三、訓練干部，輸送干部。當時主要是訓練隨部隊南下開辟新解放區工作的干部。

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童小鵬除了自己原來主管的秘書工作外，還負責中共中央與國統區秘密電臺的聯系。這個工作系統擔負著及時地把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到各地下黨組織，并把國統區各地情況搜集起來上報黨中央的任務。

童小鵬根據周恩來“第二戰線”的思想，積極展開工作，為中共中央指導國統區的群眾斗爭和學生運動，為爭取國民黨人員棄暗投明，為爭取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接受中共立場，展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十二月會議后，中央要求城工部等部門對民主同盟的恢復，對李濟深等反蔣派，對馮玉祥，對一切可能爭取的中間派，要更為積極地爭取和合作。

1948年1月15日，周恩來親自向城工部和社會部的領導布置任務，要他們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指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上層統戰工作。

4月下旬，中央城工部全體人員都齊集到了河北建屏西柏坡東邊的李家莊。5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不再兼城工部部長一職，李維漢任部長。

這時的城工部機構也做了調整，分設了三個室：一室是城市政策研究室；二室是蔣管區工作室；三室是南洋問題（研究華僑問題）室。不久，城工部內又新增設了解放區城市政策委員會，李維漢兼主任，下設工業、商業、文教、市政四個組。

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初創

1948年8月，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開始陸續進入解放區。在8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大家提議將中央城工部改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以便參加政協籌備工作。

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管理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國內少數民族工作，政權統戰工作，華僑工作及東方兄弟黨的聯絡工作。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區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劃歸中央政策研究室。”李維漢任部長，高文華任副部長，齊燕銘任秘書長，童小鵬任副秘書長。

統戰部組建后的中心工作，就是受命籌備新政協，接待從各地護送到解放區的民主人士。當時統戰部本部的業務干部只有30多人，加上機要勤雜人員才百把人，同時經費也十分緊張，擔負這樣的任務面可謂困難重重。

為了接待前來參加新政協的民主人士，統戰部在石家莊建立了交際處，以原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為基礎，增加了一些干部，負責接待民主人士。金城、申伯純分任交際處的正副處長。民主人士到達石家莊后，先在交際處住下，然后再用吉普車轉送到李家莊。

由于從北平、上海到解放區參加政協工作的一批民主人士馬上就要到來，當務之急就是先要讓他們能住下。統戰部所在的李家莊，當時只有五六十戶人家，統戰部自己人員在這里駐扎，房子就已經很擠了，民主人士來了，如何安頓呢？

根據部內的分工，周子健主管總務和財務，解決接待住房的問題由他主要負責。在他的組織下，統戰部干部們將自己住的較好的房子騰了出來。此外迅速召集當地木工、泥瓦工組成建筑隊，利用村里的空地和舊房，新建和裝修出幾棟土木結構的平房。給這些平房砌上土炕，配上木制家具，便成為當時李家莊里的“高級賓館”。

11月，由北平、上海、西安來到李家莊的民主人士有胡愈之、沈茲九、吳晗、符定一、周新民、劉清揚、嚴信民、韓兆鶚、何懼等。不久，周建人、雷潔瓊、翦伯贊、楚圖南、田漢、安娥、楊剛、宦鄉、張曼筠、周穎、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也來了。

民主人士多數來自上海或北平，習慣住城里的洋房，飲食也比較講究。來到中共的根據地，住進了李家莊的“高級賓館”，吃的是首長小灶，雖說與大城市無法比，但當他們看到自己住所的條件比統戰部長李維漢住的還要好，伙食都和部長一樣，從內心感到滿意，有些人士還對共產黨的如此優待感覺有些過意不去。

作為統戰部初成立時的副秘書長，童小鵬分管的是行政和秘書工作，此外他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負責中共中央與上海、香港等地黨組織的秘密電臺通信聯絡。與這些方面的聯絡收發報，多在深夜進行，而且每件都必須及時收發、送達。因此他白天上班，晚上也要上班，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人。當時的電臺在十幾里之外，緊急電報收發，全靠著童小鵬睡覺炕上的一部手搖電話機。電話鈴聲、急電傳送的口述和復述聲，經常吵得他睡不成覺。

后來，童小鵬能夠成為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有著“世界最忙碌的人”之譽的周恩來對他長期使用而感到得心應手，與他能夠不知疲倦地長時間工作不無關系，而他這種能力的養成，又與他在統戰部成立初期的這段不分晝夜的工作經歷有著很大的關系。

統戰部首先接管了中南海

平津戰役中，在中共的軍事包圍和政治爭取下，國民黨北平“剿總”司令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入城接管。北平解放為政協召開提供了有利條件，也使得政協籌備工作必須加快步履。

2月l日晚，周恩來將統戰部的齊燕銘、周子健召到西柏坡，親自布置他們立即前往北平，準備接待民主人士進北平的住處和政協籌備會的會場，同時準備車輛護送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前往北平。

齊燕銘、周子健于第二天就率統戰部的部分工作人員奔赴北平。他們到北平后，在華北局和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葉劍英協助下，首先接管了中南海，成立中南海辦事處，并迅速展開中南海內的房屋管理和衛生清理等工作，以便將這里作為參加政協籌備工作人員的住所和辦公處。

剛剛接管的中南海，滿眼是荒蕪蕭條的景象，許多古建筑已經很破舊，不少房屋衰敗不堪，到處雜草叢生，垃圾污泥遍地。

在中南海辦事處處長周子健的帶領下，幾個干部立即與有關方面聯系，著手清理環境衛生，派部隊進中南海清理污泥雜草。修繕房屋、掃雷、防火和安全保衛等工作也同時展開，聯系中央警衛處安排中南海的警衛。準備給中央領導居住和活動的頤年堂，準備政協籌備會辦公、開會的勤政殿和開大會用的懷仁堂，安全保衛和各種設施的安裝修復，被放在了優先位置。

與此同時，申伯純帶領統戰部交際處接管了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德國飯店、遠東飯店等大飯店后，協同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等部門，布置安全保衛工作，并對飯店的人員進行審查、政治教育，為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進入北平提供生活和工作方便。

3月10日，在部長李維漢帶領下，統戰部的大部分人員到達北平，住進了中南海。李維漢在豐澤園內的頤年堂后院正廳居住和辦公，其余人多住在靜谷北面的居仁堂。住進中南海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操持政協籌備工作同時，抓緊起草了《對新政協單位與人選的擬議》，上報中央。

童小鵬和妻子紫非剛進中南海時，被安置在頤年堂大廳的西側。幾天后，因頤年堂大廳要接待客人，他們就搬到了頤年堂后院的東廂房。

由于當時與統戰部機要科配套的軍委三局電臺設在西郊八大處，從八大處到中南海相距甚遠，且道路交通很差，送報往來非常不方便。主管秘密電臺聯絡的童小鵬經請示同意，在中南海內架設了一部電臺，同香港、上海等地秘密電臺保持聯系。

在統戰部的領導中，因為童小鵬主管著與香港、上海等地秘密電臺的聯絡，所以他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處打交道最多。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處在香山，為了保障密碼的安全，中共中央規定，機密電報一般不抄送駐城內的部門，中央各部的部長都是每隔幾天自己去香山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處看機密電報。

◆1945年童小鵬（中間挎相機者）隨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

由于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緊鑼密鼓，作為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忙得無法分身，沒時間親自去香山，就委派童小鵬代他去看電報。有關統戰部的文電，也請機要處加抄后，由去看電報的童小鵬帶回。其他的文件，也都由童小鵬在香山看后回中南海口頭傳達給李維漢。

有一次，童小鵬從香山回城，走到青龍橋附近時，車子突然起火。司機脫下棉衣將火撲滅，但車子卻再也開不動了，童小鵬和司機只好在路邊坐等。幸虧那天中央軍委衛生部的部長蘇井觀也到了香山，他天黑后回城里，途中看到了狼狽不堪的童小鵬，才把他們一同捎回了城里。

周恩來不到機場迎接張治中

1949年初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擔任國民黨政府代總統后，企圖通過國共和談達到“劃江而治”，表示愿意就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進行商談，決定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為代表與中共談判。

3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于4月1日在北平同國民黨政府代表舉行和談。中共方面的代表為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后國民黨決定加派劉斐為代表，盧郁文、屈武為顧問，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中共方面則加派聶榮臻為代表。

經周恩來建議，中共中央批準以統戰部齊燕銘為中共和談代表團秘書長，負責南京代表團的接待和談判期間的秘書工作。周恩來決定南京代表團住六國飯店，談判地點在中南海勤政殿，由統戰部布置會場，警衛處安排警衛。

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都住在香山，距離北平城里20多公里，加之道路狹窄不平，汽車又都是從國民黨那里接收的破舊汽車，走一趟要一個多小時，晚上更不安全，這對每天都要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周恩來顯得很不方便。本來一天24小時他已經感到不夠用，還要花幾個小時在路上，更成為他的沉重負擔。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談，又是在中南海進行，為了工作方便，李維漢、齊燕銘同周恩來商定，在中南海里給周恩來找個辦公和休息的地方。統戰部隨后將周恩來的住所選在了頤年堂后院東側的一個四合院。這個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書屋”，故而第一個住進這個著名院落的中共領袖是周恩來，而不是后來的長期主人毛澤東。

“菊香書屋”的北屋有正房五間，周恩來只要了東邊的兩間；西邊的兩間給了中共五老之一林伯渠；中間一間作餐廳和會客室。周恩來的警衛住院子的東廂房，而童小鵬和妻子紫非也搬進了“菊香書屋”，住在了西廂房。童小鵬繼續負責著中共中央與香港、上海等地秘密電臺的聯絡，他經常要給周恩來送電報，住進同一個院子就方便多了。

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于4月1日飛抵北平。周恩來事前得知張治中在來北平之前，曾兩次到溪口向蔣介石請示和談事宜，為表示對此不滿，他沒有到機場迎接張治中。因此當張治中等走下飛機，見機場只有林伯渠、李維漢時，感到有些詫異。

當晚，周恩來偕同中共代表團代表林伯渠、林彪、葉劍英、聶榮臻、李維漢等到六國飯店看望和宴請張治中一行。宴后，周恩來和張治中長談，當面表達了對其兩次到溪口的不滿，并說明自己正是因此而不到機場接他。

在談判持續的10多天里，周恩來多次和張治中交談，還陪他到香山與毛澤東長談了半天。這期間周恩來曾5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報告了國共和談的情況，向他們征求意見，親自擬寫了《國內和平協定》的草案。童小鵬則在談判的過程中，進入現場拍下記錄歷史的珍貴照片。

4月13日，草案交南京代表團，當晚即進行了正式會談。經反復磋商，堅持按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原則，接受了南京代表團提出的幾十條修改意見。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會談中南京代表團表示接受《國內和平協議》。代表黃紹竑、顧問屈武翌日便趕回南京，勸南京當局接受這個協議。

然而，國民黨政府的決定權依舊操縱在“下野”的蔣介石手里。李宗仁、何應欽拿到協議后，即送蔣介石審看定奪，蔣介石指示：協議萬萬不能簽。李宗仁、何應欽遂于20日深夜致電張治中，拒絕接受協議。鑒于國民黨政府的表態，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攻克了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

與毛澤東同院而居

1949年6月11日，經反復協商和充分準備，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會議認真而又沒有拘束地商定了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單位和人選的初步名單，在這個名單基礎上，初步擬定了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人選。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正式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人民團體共23個單位的代表134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朱德、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陳嘉庚等先后講話，之后經過討論和修改，通過了政協籌備會的組織條例和常務委員會名單。

◆童小鵬（左三坐者）隨周恩來到西安后，與葉劍英（左一）等在一起。

當晚，舉行了新政協籌備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李維漢為秘書長。

籌委會內成立了6個小組，周恩來被推舉為第三組組長，負責起草《共同綱領》，這是籌備工作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周恩來深知《共同綱領》是建立新中國的總章程、總政策，實際上也是新中國第一部臨時性的根本大法，涉及到國家的方方面面，影響重大，因此他下最大決心，在政事紛繁的百忙中暫時擱下別的事情，集中精力，不分晝夜地在勤政殿里查閱大量資料，親自執筆，用7天時間擬出《共同綱領（草案）》全文，經毛澤東審閱后提交討論。

在新政協籌備工作中，有許多重要問題必須及時向毛澤東報告和請示；作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的毛澤東，也經常要找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黨外人士面談，商議建立新中國的大政方針。因此，從香山到城里的長時間往返也讓毛澤東感到十分不便。

6月中旬，毛澤東提出要在中南海里找個住所。周恩來考慮自己此刻住的院子比較安靜，適合毛澤東居住，就提議把他和林伯渠居住的正房讓給毛澤東，自己搬到院子的南房里辦公和居住，又給林伯渠另找了房子。

從那以后，毛澤東來中南海，就住在了菊香書屋院子的正房。毛澤東身邊的警衛人員住進了原來周恩來警衛員住的東廂房，和童小鵬對面。這樣，童小鵬就和毛澤東同院而居了。

他的老相識、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也搬了進來。葉子龍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女兒，擠在院子旁邊的一間小庫房里。香山來的一位炊事員，在院子里臨時搭個小灶，給毛澤東做飯煮菜。葉子龍有時會親自下廚，給毛澤東炒個他喜歡吃的辣子雞。

就在童小鵬與毛澤東同院而居的那段日子里，毛澤東寫成了他那篇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名文《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于6月30日公開發表，為新政協的召開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準備，也為《共同綱領》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毛澤東到“菊香書屋”住了沒多久，他的大女兒李敏從蘇聯回國，來中南海看望父親。葉子龍就把李敏臨時安排在童小鵬家暫住，并囑童小鵬妻子紫非照顧。

作為童小鵬家的西廂房，面積不到20平米，本來住著夫妻倆就已顯得局促了。李敏是客人，她來了，自然要好好照顧。于是童小鵬就在自己的辦公室臨時支了個床鋪，打起了“游擊”。

有一天，毛澤東利用休息時間來看李敏，正好紫非也在房里。毛澤東對李敏說：“你在阿姨這里睡，好呀!”當時紫非只有20來歲，一聽到毛主席要李敏叫她阿姨，還有點不好意思。兩天后，李敏就離開了童小鵬家，中央辦公廳為她另外安排了住處。

又過了一段時間，江青也從香山搬進了中南海，周恩來又把他辦公和居住的南房讓給了江青。考慮到政務院日后可能設在中南海的位置，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周恩來選擇了中南海西岸最北邊的西花廳辦公和居住。他在西花廳一住就是25年，直到與世長辭。

為了第一屆新政協會議的召開

隨著中共中央辦公廳部分機關和中央幾位領導逐漸從香山搬進中南海，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干部和工作人員也逐漸從原先辦公和居住的豐澤園、居仁堂等處，遷移到更北邊的錫福堂、迎春堂等處。

為了加強黨對新政協會議的領導，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建議，決定成立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干事會，共設干事21人。干事會設常務委員五人，書記是周恩來，委員是林伯渠、李維漢、徐冰、李立三。童小鵬隨之以黨組干事會工作人員的身份，投人到了新政協籌備會的秘書工作中，在周恩來的親自指示下，完成他所交辦的各項任務。

◆這張照片許多人都知道，卻沒幾個人知道拍照者是童小鵬。

周恩來在黨組干事會上作了《新政協籌備會的工作與統戰工作》報告。他說：新政協的召開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具體組成。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全國政協便成為中共領導的各黨派的政治協商機關，國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協商。

身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是當時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重要角色。他是新政協籌備會的秘書長，對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理論很有研究。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小組組長，他在起草《政協的性質、地位和政權的組織問題》時提出：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由新政協行使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產生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是最高政權機關，政務院是最高行政機關。

童小鵬記得，在制定《共同綱領》過程中，涉及到少數民族的政策問題，當時有人主張采取蘇聯的做法，實行聯邦制。毛澤東曾就此問題征求各方意見。李維漢認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比較適合我國國情，而不宜套用蘇聯的“民族自決”搞聯邦制。李維漢的意見得到了綱領起草小組、籌備會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贊同，最終被采納。

然而就在新政協籌備工作緊張進行之際，李維漢這個重要的角色卻遇到了“無妄之災”，摔斷了右胯骨，不得不脫離了工作一線。

李維漢這一摔住院治療了好幾個月，在他治病期間，新政協籌備會秘書長一職只好由林伯渠來代理，統戰部的工作則由副部長徐冰負責。

從6月15日到9月20日，新政協籌備會開了兩次全體會、八次常務委員會，決定將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三個月的籌備會，最大的成果就是為新政協的正式會議準備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三個文件，同時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下，廣泛協商擬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代表名單，完成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業。

此外，有關新中國的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等草案，也都在籌備會議中擬出。會議協商同意的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和特邀代表五種類型，來自45個單位，共有正式代表585名，候補代表77名。

中央統戰部會同中央組織部，把新政協代表人選和各項統計，印成了一本很厚的資料報送中共中央。為了編這本資料，中共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從部長到具體工作人員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童小鵬也為之付出了許多心血。他后來聽說，毛澤東看到這本資料時高興而風趣地說：這真是一本“天書”啊!

統戰部初創時期第一個歷史性的重要任務圓滿完成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開幕式的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少數民族代表、華僑代表和特邀代表等共有632人，應邀來賓300人。大會由毛澤東、朱德、李濟深、沈鈞儒和郭沫若5人擔任執行主席。當毛澤東宣布大會開幕時，禮炮和軍樂齊鳴。

◆童小鵬得意的新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張彩照。

就是在這個開幕儀式上，毛澤東在致辭中說出了那句讓人記憶深刻的話：“……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中共中央對這次政協會議非常重視，指定書記處書記彭真負責，成立會議的黨組秘書處，童小鵬和中央組織部的韓勁草被指派為秘書處的正副處長，專門負責到會代表和工作人員中黨員和團員的報到、編組和相應的活動。

秘書處請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專門作了一次動員報告。劉少奇在報告中講述了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大會的意義和任務，他要求每個黨員堅決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團結黨外人士一起把大會開好。他特別說明，大會候選名單中的黨外人士的安排是經過黨中央批準的，黨員要保證投黨外人士的票。會后，各黨小組學習和討論了劉少奇報告，保證完成任務，使政協大會順利進行。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前后開了10天。會議聽取新政協籌備會代理秘書長林伯渠所作的籌備工作報告后，由周思來作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特點的報告》，董必武、譚平山也作了重要報告。會議期間，有各方面代表88人在大會上發言。

特邀代表宋慶齡盛贊這次政協會議的召開，她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9月30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全體會議還通過建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定和碑文，并決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這天下午，全會選出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選出56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最后，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

下午6時，利用大會統計選票的時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碑奠基典禮。周恩來代表會議主席團致詞說：“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1949年9月30日，我們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外舉行這個紀念碑的奠基禮。”

周恩來致詞后，全體代表脫帽靜默致哀。接著，毛澤東宣讀了他親自撰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宣讀完碑文，毛澤東、周恩來和各單位首席代表一一執锨為紀念碑的基石培土，表達對革命先烈的緬懷、尊敬。

10月1日下午2時，新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毛澤東主席主持下，于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方針，并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至此，中共中央統戰部初創時期的第一個歷史性的重要任務，圓滿完成。童小鵬為自己有幸參與這項不尋常的工作，感到無比地欣慰。

當天下午3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童小鵬身背相機，以大會工作人員身份，隨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而許多新聞記者卻因沒被批準上城樓，只好守在梯道口捕捉這個歷史時刻的鏡頭。

在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大會開始后，童小鵬親眼目睹了毛澤東按下電鈕，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廣場上空冉冉升起。在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他搶拍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照片。

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是童小鵬用彩色膠卷拍的，而當時國內還沒有彩色膠卷和曬印設備，這個彩色膠卷是在香港工作的袁超俊此前不久剛托人送給他的。童小鵬拍攝后，托外貿部的人千里迢迢帶到香港沖洗曬印。雖然童小鵬覺得拍攝效果不夠理想，但它是新中國誕生第一時刻的彩照，是新中國攝影史上的第一張彩照，這已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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