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徐帥《年譜》和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文件匯編》等刊載的文獻/史料：

1935年8月19日，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會議決定：由毛主席“負責軍事”一一在不知不覺中，中共和紅軍走過了自己命運“顛覆性扭轉”的時刻…。

歷史的從大局上看，中共歷經九年來“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實踐，已經是到了推出自己軍事統帥的“最佳時機”，以宜全黨全軍戰略方向、方針和任務“徹底轉變”的順利過渡。

客觀的從當時“黨內高層分歧嚴峻對峙”角度看，實際上也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針對“負責軍委工作”的張國燾“槍指揮黨/挾兵自重”專權/擅權，而特意安排了一個能“管得了”他的人的工作>>>五五年開國上將軍許世友曾言“在黨內除了毛主席，沒有那個人是張老黑的對手”！

20號，黨中央政治局依照毛主席提議在毛爾蓋索花寺召開擴大會議，在毛主席個人履歷上銘刻下“三個”第一次：1）第一次以“負責軍事”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資格提議召開會議；2）第一次以“負責軍事”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資格在會議上作主報告；3）第一次以“負責軍事”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資格受會議委托親自撰寫“黨中央決定/文件”。

毛主席“主報告”針對的主要是張總政委鼓吹的《略阿壩進夏河戰役計劃》/《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所隱瞞了的西出退卻圖謀，指出：紅軍在到達夏河后，一是向東/陜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我的意見，主力應當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而不應向黃河以西…”。

他在主報告中還神乎其神的預言：目前長征的落腳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要抗日、要再向東發展，“后方可移至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地區”>＞>三個月～八個月之后，那一片地區成為“陜甘寧邊根據地”的部分，亦是“七.七事變”后八路軍東進抗日的出發地！

在經過充分討論后，毛主席作會議總結：“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采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應堅持向東打，不應以一些困難轉而向西。”會議一致同意毛主席的主報告及總結，決定委托他撰寫會議決定文件。

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主席撰寫的《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決定指出（概略）：

1）“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東岸流域地區，并依托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

2）“…特別是東北軍正從日本帝國主義刀鋒前的河北調來，他們中間逐漸增長著的抗日與反蔣情緒，正是進行革命工作的有利條件。”

3）“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政治局認為，目前采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夸大敵人力量，失去了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