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為新中國事業奮斗終身的先輩，在建國后都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豐厚的待遇。

但也有一些人，雖然經歷了黨的眾多關鍵事件，也曾在危急時刻發揮作用，但最后卻淪落到被開除黨籍的地步。

戴季英就是后者之一。他到底做了哪些事？

戴季英為革命事業做出的貢獻

戴季英是新中國革命事業的“元老”之一，一生中經歷了我黨的眾多關鍵時期。

他出生于湖北紅安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戴季英就作為共青團員積極參與了國民大革命的農民運動。革命失敗后，共產黨員遭到抓捕，戴季英就在其中。

許多人因為革命失敗而喪失了信心，另一些人面對追捕而離開了革命隊伍。

然而，面對危險，戴季英不僅毫不退縮，還與鄭位三等人重整旗鼓，繼續動員、組織工人和農民進行不屈的斗爭。

可惜，雖然他在抓捕中得以保全自己，但其雙親皆死于非命，其余家人全部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后來，中共開創了鄂豫邊根據地，戴季英繼續在領導層發揮作用，并在縣委工作中擔任“一把手”。

戴季英先后擔任省委、紅軍師政委，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他帶領紅四主力西征，到達陜北后重整旗鼓繼續堅持斗爭。

可以說，戴季英為農民斗爭、紅軍發展都作出過貢獻。

到了抗日戰爭后時期，戴季英繼續為黨工作，雖不領兵打仗，但他精妙的指揮藝術、有勇有謀的氣魄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略戰術得以貫徹執行的得力保障。

他曾擔任河南抗日軍政治委員等官職，從紅軍挺進豫西到抗戰勝利，戴季英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當時，日軍開始向湖南發動大規模進攻，于是開辟河南敵后戰場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點。

根據中央指示，戴季英、王樹聲認真分析了河南的形勢，決定部隊于11月從延安分兩批開赴河南。

挺進豫西后，戴季英立即著手對中共豫西地方黨組織進行恢復和建立工作，人民抗日力量迅猛發展。

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發展新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壯大黨的力量，使之成為根據地的領導核心。

可以說，他對河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僅如此，戴季英還致力于黨的建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

武裝斗爭固然重要，思想斗爭也不容小覷。這對黨實現聯系群眾、引導群眾理解并支持黨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力增強了共產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當時的共產黨能夠發展壯大、廣得民心，離不開黨建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那么，他究竟犯了什么大錯，導致被開除黨籍呢？這要從他的“極左”思想談起。

他犯了哪些錯？

戴季英曾被調到政治保衛局工作，據袁克服等老同志回憶，這份調動名義上是工作，其實是監視。因為戴季英算是革命的“老人”了，許多人都不相信他。

這里有一個歷史背景，就是1931年鄂豫皖地區對地方領導群體進行整肅運動，目的是改造中共黨政軍群組織。

在整肅中，每個人都要受到嚴密審查，這導致當時人心惶惶，有很多地方領導群體被錯罰甚至錯殺。

而戴季英原本就受到懷疑，因此在他擔任保衛局審訊科長時，他積極參與肅反，大搞“逼供信”，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堅定性。后來，肅反擴大化，戴季英作為具體操辦人都深度參與其中。

根據曾在鄂豫皖政治保衛局工作的丁同志回憶，審訊室在西關外的一個小院子里。

“許繼慎、周維炯等紅軍將領都是那時殺害在此處的。那時他帶著幾個人到這里審訊，并殺害了他們。”

曾與他是戰友的徐海東在《生平自述》中提到，部隊剛整編起來，領導上不是全力對敵，又開始肅反。

師政委戴季英同志親自下手，把二二零團的政委、參謀長等四十九名黨團干部捆起來。

一天，我聽政委要審訊一位指導員，問了好久也沒得到口供，便叫他的警衛員把這些人抓起來。

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沒有，怎么能這么做？’他只說，‘你不懂肅反的事’，不讓我干涉。”

在陜北，擔任西北保衛局局長的戴季英繼續肅反，先后逮捕了劉志丹等人。

不僅如此，他還派人到外地執行肅反任務，錯殺了許多優秀干部，導致紅軍人心不穩。此外，許多普通民眾對這樣嚴苛的做法也十分不滿，甚至對領導層失去信心。

后來，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得知陜北肅反的具體情況后，迅速派遣王首道等人代表黨中央去瓦窯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衛局，并下令停止肅反。

王首道等人經過仔細的調查，發現劉志丹等人的“罪行”完全是強加的，于是很快就釋放了他們。

隨后，張聞天主持為劉志丹等平反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

會議宣讀了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同時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決議》。

決議明確指出，戴季英是肅反中嚴重錯誤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本應受到黨的最嚴重處分，但黨中央念其長期參加國內戰爭，為黨工作了很久，特決議從輕給予他了最后警告。

1942年，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會議，全面否定了1935年陜北肅反的必要性，并為眾多無辜者平反。

戴季英被開除黨籍始末

建國后，由于戴季英所犯的這些錯誤，國家并沒有重用他，只讓他擔任了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的職務。對此，戴季英很是不滿。

作為一個經歷風雨的革命老人，他倚老賣老、固執己見，瞧不上河南省委內部那些年輕干部，并多次公開對黨中央三反運動的開展表達異議。

不僅如此，由于認為自己的官“太小”，戴季英竟然向毛主席邀功要官。

1951年底，他在給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中對河南省委領導進行了攻擊，并要求讓自己做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

毛主席看后十分生氣，當即就給予了批示：“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干部。”隨即下令革去其黨籍，并永遠不再用他。

1952年，《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員會關于開除戴季英黨籍的決定》，上面寫的非常清楚。

戴季英“在歷史上一貫地不斷地鬧不正派活動，鬧不團結，突出個人，反對領導，犯過幾次嚴重的原則錯誤。

在市委會上前一個時期實行家長制統治，毫無民主作風，后一個時期消極不管，陷市委于癱瘓狀態，對工作、團結、干部、群眾產生了嚴重惡劣影響。”

就這樣，戴季英從一個老黨員落到了開除黨籍的地步。

回顧戴季英的生平，他參與了黃麻起義、土地革命、長征、抗日戰爭等重要歷史事件。

在革命前期，戴季英確實作出了一些突出的貢獻，但其在“肅反”中犯的錯誤也是不可忽視的。即使如此，黨中央也念及舊情從輕發落了，還在建國后給予了他官職。

但是，戴季英卻是一個好大喜功之人，在革命勝利之時，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人民群眾的作用，而是覺得自己的功勞大，還嫌棄自己的官配不上自己的功勞。

這顯然是脫離了群眾路線的表現，若真讓他做高官，他如何會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結語

總的來說，戴季英在我黨內擔任過多個重要職務，有比較強的領導和組織能力，尤其是在發動群眾、指揮戰斗方面，對于他的能力和貢獻，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

不過，他所犯下的錯誤也是實實在在不容忽略的。

在肅反中，他的做法顯然不利于黨的團結和穩定，一些人才的隕落更是我們革命事業的損失。建國后對于官位的不滿，更反映了他過于重權的錯誤思想。

更何況，他在河南的行為導致了地方政府難以正常運轉，這就難怪毛主席大發雷霆下令開除其黨籍了。

不過，客觀來看，戴季英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并不是叛黨分子。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曾提出，“犯了錯誤的同志們的觀點中，并不是一切都錯了，它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

可能這也就是為什么1984年4月，戴季英得到了平反，恢復了黨籍和省級干部待遇。晚年的他在鄭州過著低調平靜的生活，直到1997年去世，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