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韶山開展土改運動，要對每家每戶進行家庭成分劃分，但是論到毛主席家時，地委書記犯了難，書記認為毛主席家是富農，但是把偉大領袖家里說成富農，這不是敗壞毛主席家里的名聲嗎？

最后實在沒辦法，他只能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希望毛主席回復一下，他家里是什么成份。

其實關于這個問題，多年來很多人都避而不談，但毛主席從來就沒有回避過這個問題，有幾點情況需要明白。

第一，1936年毛主席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親口說過，“我父親當過兵，做過生意，積攢了一點錢，后來買了土地，積攢了資本。”

“我家有15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60擔谷子。一家5口人每年吃35擔，這樣每年還有25擔剩余。”

后來埃德加斯諾也把毛主席的話記在了他的《西行漫記》中，這就說明，毛主席從來沒有隱瞞自己家里是富農成分這件事，至少不是貧農，按照糧食生產力，應該是到了富農的地位。

第二，多年來，很多外國學者開始研究毛主席，比如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系教授施拉姆在他的《毛澤東》一書中說，中國的農村非常貧窮，但毛澤東夸大了他家的階級成分。這可能有他和父親的矛盾有關，施拉姆的意思就是，因為他由于其他目的夸大了家庭的成分，準確來說應該是貧農。

日本著名學者大澤升在《中國去向何處》書中說，中國的毛澤東是“富裕中農的長子”。

所以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他們都認為毛主席家里的成分應該是貧農，因為1929年國民黨反動派就沒收了毛主席的父親的所有房產和徒弟，一直到韶山解放（1949年8月），土地還沒有歸還。

第三，當年毛主席離開韶山時，曾處理過家里的東西，1919年前后，毛主席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就決定帶著弟弟妹妹走出韶山，全部鬧革命。當時毛澤民就問，那我們的家業怎么辦？

毛主席當時就說，把家里的土地和房屋，交給老鄉打理。此外，我們欠人家錢的，一律還清，如果還不了就宰羊殺豬還了，別人欠我們的，一筆勾起。所以此后，毛家剩下的財產都交給了湘鄉唐家坨文家舅舅、表兄和毛震公祠同族人代為處理。

所以，當時韶山進行土改時，當地書記自然不敢輕易決定，一來他沒看過《西行漫記》也不知道毛主席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過自己家里的情況，二來是，毛主席是一國領袖，總不能把毛主席家里化成富農吧，這說出來也不好聽。

因此秉承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韶山的書記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就是說韶山土改，希望毛主席給證實一下，家里幾口人？

其實書記寫的這封信已經十分含蓄了，按理說一個書記怎么可能突然寫封信，問問家里幾口人這樣的廢話，當地老鄉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毛主席見信后，馬上就明白了其中意思。

隨后毛主席親自給韶山鄉政府寫了回信，其中有三個意思。第一，我們家不參與分田，所有家產都劃分給農民或者交給政府處理。第二，我家化為富農，該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三，人民政府不準徇私，照政策辦事。

當時書記見信后，一顆懸著的心終于落地了，毛主席身為一國領袖，向來秉公處理，從來不會搞特殊，這也是毛主席可以成為人民領袖的重中之重。

毛主席的一生，始終秉持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1950年的春天，毛主席前往北京郊區視察工作。彼時，他看到戰士們挖掘了一些苦菜，執意要將這些苦菜帶回中南海食用。

在毛主席的言傳身教之下，他的孩子們也深受感染，逐漸養成了不怕吃苦的堅韌品質，不僅如此，毛主席深知勞動對于培養孩子們吃苦耐勞精神的重要性，故而常常安排孩子們深入鄉村，參與到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中。

自新中國成立起直至1976年毛主席逝世，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毛主席很少買新的衣服。他生前一直穿著的那件睡衣，上面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補丁，數量多達幾十個。毛主席所睡的床鋪，一直是最為簡樸的木板床，這些看似平凡卻又極具代表性的生活細節，深刻而生動地展現出毛主席作為人民領袖的偉大風范。

而至于家庭成分，如今再看這個問題，由于時代不同已顯得不是那么重要，其實在老百姓眼里，毛主席的偉大形象，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這些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