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栗龍池

白求恩在中國家喻戶曉，緣于毛澤東撰寫的《紀念白求恩》一文的發表。他來中國前后，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更跨越國界，成為了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1890年3月4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格萊溫赫斯特鎮。上世紀30年代初，即已成為馳名北美的杰出胸外科專家，實現了從小立志要像爺爺那樣做一位名醫的人生目標。但作為一位胸懷遠大政治抱負的社會改革家，一位革命者，他卻經歷了許多坎坷。在生命最后近兩年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才得以充分展現才華智慧，實現了人生的光輝理想。同時，白求恩也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成就了白求恩的偉大，白求恩也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內涵。

一、加拿大難圓夢想

白求恩是一位對社會底層人民群眾和廣大患者懷有深厚愛心的醫者。他之所以會患上肺結核病，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底特律開診所期間，經常到社會底層居民區出診，接觸肺結核患者被感染引起的。當年，肺結核病在北美地區十分流行，白求恩稱它是一種“白色瘟疫”。

與肺結核病的抗爭，成了白求恩從醫路上以至人生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1926年12月，白求恩因患肺結核病住進美國紐約州北部的特魯多療養院。在就醫期間，他開始對加拿大及整個北美社會不合理的醫療制度進行反思。他非常贊成特魯多說的這句話：“有富人的肺結核病，有窮人的肺結核病。富人康復了，窮人卻死去了。”

起初，白求恩很悲觀，認為自己死期將至，便開始創作大型壁畫《一個肺結核患者的歷程》，他預測即使治愈，1932年也將是自己的死期。他決定在有生之年，為人類鏟除肺結核病作出自己的貢獻。他說：“從現在起，不管還能活多久，我都會去做一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情，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1927年12月痊愈出院后，白求恩來到美國紐約州立早期結核病醫院進修，開始致力于結核病感染問題的研究。之后，他返回加拿大蒙特利爾，拜著名外科專家、麥吉爾大學教授愛德華·阿奇博爾德為師。

1933年初，經阿奇博爾德教授推薦，白求恩出任蒙特利爾圣心醫院胸外科主任。與此同時，他經常主動到社會底層進行醫療服務，并辦起了星期六免費門診。但，獨木難支。他發現自己一個人解決不了生活在貧困線上廣大患者的就醫難題，便向同行們呼吁：“醫生們要獻身于維護人民的健康事業”，“到人民中間去”。但幾乎沒有響應者。他很苦悶。

◆年輕時的白求恩。

白求恩逐漸超越了醫學的狹隘視野，思考如何從根源上鏟除這個危害人類的“白色瘟疫”。

他聽說蘇聯醫療衛生制度不錯，決定親自去看個究竟，便應邀出席了1935年8月9日至16日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為湊齊路費，他甚至賣掉了自己心愛的汽車。去蘇聯后，他幾乎沒有怎么參會，而是忙于參觀醫院和診所，會見政府官員，還訪問了包括巴普洛夫等著名專家學者，深入考察蘇聯醫療體制的運行模式。在此期間，他親眼看到蘇聯政府在醫療保健事業上發揮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防治結核病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從而堅定了尋求政府支持去根除結核病的信心。蘇聯先進的醫療制度也激起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好奇心，在旅途中，他就迫不及待地參與了一個青年研究組織關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討論。

這次去蘇聯參加世界生理學大會，成了白求恩從醫路上以至人生路上的又一個重大轉折。

白求恩的傳記作者、加拿大著名白求恩專家羅德里克·斯圖爾特教授認為，這兩年對白求恩而言是一個深刻反省的階段。他意識到，要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醫療發達，健康不足”的局面，只有從改變現有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入手，才能從源頭上鏟除結核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底層人民群眾的就醫困境，也才能從根本上解除經濟大蕭條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從此，他由一位有良知有正義感的醫生，轉變為一位推動社會醫療制度改革、以至推動整個社會變革的革命者。

白求恩回國后，在各種場合大講去蘇聯的觀感和啟示。他指出：“政府應該把保護公眾的健康看作自己對公民應盡的首要義務和職責。實行社會化醫療，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現實做法。社會化醫療意味著保健變成公共事業，就像郵電局、陸軍、海軍、司法機關和學校一樣。”

白求恩傳記《手術刀就是武器》的作者記錄了1934年至1935年間，白求恩在與前妻弗朗西絲幾次談話的內容，其中特別指出：“我們的目的是保護和救活人的身體。這應該是一種神圣的目的，我們的獻身也應該像我們的目的一樣神圣。”另外，在一次演講中，他向同行們陳訴了自己的一個重要理念：“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讓我們把建筑在同胞們的苦難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種恥辱。”“讓我們不要對人民說：‘你們有多少錢？’而是說：‘我們怎樣為你們服務得最好。’我們的口號應該是：我們是為你們的健康而工作的。”

1935年11月，白求恩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

◆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寓所里。

入黨后，白求恩的關注點依然是實現社會化醫療改革。他在蒙特利爾發起建立了一個志在推動社會化醫療改革的社會組織“保衛人民健康委員會”。但事情并不是那么順利。黨內同志只注重他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身份，并不在意他的社會化醫療改革方案。“保衛人民健康委員會”的絕大部分成員，對白求恩的建議大打折扣（白求恩希望把這個組織的宗旨確定為推動實現免費的社會化醫療體制改革，而其他成員則推崇以實行部分醫療保險為目標的醫療改革），而議員們對“保衛人民健康委員會”即使是打過折扣的提案也根本不予理會。此外，他關于“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的言論，則引來醫學界強烈的反對聲，蒙特利爾醫學會竟然召開特別會議，決定把白求恩從學會中清除出去。白求恩傳記作者羅德里克·斯圖爾特認為，以上這一切對于白求恩來說，簡直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

二、西班牙搏擊受挫

就在白求恩為推進社會化醫療改革陷入困境，深感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思考自己下一步該如何走的時候，西班牙內戰爆發了。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法西斯軍人弗朗哥發動了反對共和政府的武裝叛亂，共產國際很快向各國共產黨發出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爭的號召。白求恩的朋友溫德爾·麥克勞德鼓勵他：或許西班牙這個全球矚目之地，有可能讓他實現為人類福祉作貢獻的夢想。白求恩深以為然，果斷決定辭去穩定的工作，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前往西班牙，支援那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臨走前，他寫下這樣一句話：生于資產階級，死于共產主義者。表達出來的是一種“一去不復返”的心態。

到西班牙后，經過考察、調研，白求恩發現前方戰士因戰傷失血太多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死亡的很多。他認為，為前方傷員及時輸血，比做一個戰地醫生能救更多人的性命。于是，他開始研究革新流動輸血車，并建立了加拿大輸血研究所。他利用廣播鼓動人們獻血，然后向各醫療機構源源不斷送血。他甚至冒著炮火把血送到前線，親自參與現場搶救傷員。一次，白求恩開著輸血車到前線去，敵人突然一陣掃射，一粒子彈打穿駕駛室座位前的擋風玻璃，幸好此時白求恩因搶救傷員剛離開駕駛座位，否則生命難料。

白求恩的同事索倫森評價說，他就是一位真正的戰士，面對槍彈炮火，我們往往不知所措，而他卻毫無俱色，總是沖在搶救傷員的最前線。

白求恩革新的流動輸血車和在前線搶救傷員的壯舉，開創了世界戰爭史上在前線輸血的先河。敵我雙方很快效仿，二戰時得到廣泛運用。

但由于西班牙當局的狹隘，決意要把輸血研究所的管理權收歸國有，從而引起白求恩的強烈抵觸。他們又懷疑白求恩是間諜，準備逮捕他。好在缺乏證據，只能作罷。再加上白求恩個性太強，內部關系沒有處好。這樣，里里外外相互策應，開始采用種種手段排擠他。最后，以要求白求恩回北美募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善款的名義，變相迫使他放棄了自己親手創辦的輸血研究所的管理權。

白求恩雖然心有不甘，但回到北美后還是遵照組織既定安排，利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到處演講鼓動募捐。從加拿大東部的多倫多、蒙特利爾到西部的溫格華，從美國東部的紐約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亞，整個北美的許多地方都留下了白求恩的足跡。他的演講內容，以及他極具煽情的風格，深深地打動了聽眾。人們紛紛解囊相助，為西班牙收到了不少善款。

由于按捺不住內心的苦悶，白求恩在演講時暴露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受到黨組織的批評，也引起曾經工作的醫院和同事對他的規避。更為嚴重的是，加拿大警方對他采取了嚴密的跟蹤監控措施。就這樣，一個胸懷偉大理想的戰士，幾乎走進了命運的死胡同。白求恩傳記作者羅德里克·斯圖爾特在《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白求恩此時的心情：“他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覺不僅僅是因為專業身份的無所適從，他對整個北美地區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現狀感到絕望。”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出席在美國洛杉磯醫療局舉行的歡迎西班牙之友宴會。在這里，他見到了同時出席這次活動的中國著名社會活動家陶行知先生。他向陶行知打聽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后，對陶行知說，如果中國需要，自己愿意去中國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陶行知立即表示感謝和歡迎。

◆白求恩率隊在太行山區巡回醫療。

白求恩很快向加拿大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巴克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巴克向美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白勞德反映了白求恩的想法。兩黨決定共同組織由白求恩、美國外科醫生帕森斯及加拿大護士瓊·尤恩組成的加美援華醫療隊。經過緊張的準備，他們于1938年1月8日從溫格華啟航。

臨行前，巴克問白求恩還有什么需要交待，他莊嚴地表示：“我只有一個條件，如果我回不來，你們要讓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犧牲的。”與去西班牙時一樣，表達出來的同樣是一種“一去不復返”的堅定決心。

三、在中國找到了真正的同志

1938年1月27日，加美援華醫療隊一行來到香港。在宋慶齡和她的助手廖承志的協助下，白求恩他們很快來到漢口，見到了中共南方局即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同志。在等待去延安前的一段時間里，白求恩在高隆龐修女會診所參加醫療救治，做了100多例手術，同時還考察了軍地衛勤保障情況，撰寫了一份上萬字的考察報告。國民黨軍隊負責衛生工作的官員發現白求恩是一位醫術精湛、思維縝密、站位很高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熱情邀請他留在國民黨部隊工作，但被白求恩拒絕了。

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1938年3月底白求恩來到延安，于第二天晚上就會見了毛澤東，并徹夜長談。接著，他在延安考察和工作了一個月。他非常欽佩毛澤東，他說：“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白求恩在日記里還表達了對延安的高度贊許，他指出：雖然延安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覺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個城市。在這里，在古老的建筑當中，街道是清潔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氣象。醫院設備雖然簡陋，但這兒的政府卻已經實行了人人免費的醫療制度！

◆迄今為止能看到的唯一一張毛澤東與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來到晉察冀邊區后，在與八路軍官兵的朝夕相處中，白求恩看到共產主義理想生活在邊區展現出了朝氣蓬勃的生動局面。他常常為此而激動不已。他在給加拿大朋友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寫的：“我能與這些同志相處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空談或信仰。他們的共產主義簡單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運動、肺之呼吸、心臟之搏動。這里能找到人們稱為共產主義領導階層的同志——布爾什維克。”他說：“這里需要我，何況，使我的虛榮心得以滿足的是，他們已向我表明這種需要。”“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一切均已供應。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國王般的同志，給予各種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難以想象的禮遇。”

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偉大事業和它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深深地感染了白求恩。他歡欣鼓舞，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兒。他決心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力量貢獻給中國人民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

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成了白求恩成就自己偉大人生的廣闊舞臺。

四、在援華抗戰中，上演出一部氣勢磅礴的人生大劇

自1938年1月27日抵達香港到1939年11月12日因傷口感染患敗血病不幸以身殉職，白求恩在中國僅僅生活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在這些日子里，特別是在晉察冀邊區一年又五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一再要求人們把自己當作一挺機關槍使用，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甚至不斷挑戰人的生理極限，做了大量常人難以做到的事情。

他總是盡量把手術臺搭建在離火線更近的地方，傾注全部愛心，為抗日將士施行手術上千例，檢查傷員無數。

◆白求恩在抗戰前線的臨時醫院檢查傷員的康復情況。

1938年11月29日，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冒著大雪，沿著崎嶇的山路，連夜急行軍120里，趕到山西北部靈丘一帶參加王震359旅對日軍的伏擊戰，在離火線幾里的一個叫黑寺村的小廟里搭起手術臺。敵機不斷向黑寺村投彈，小廟旁邊的一堵外墻被炸塌了，雨點兒般的石頭土塊落在了手術臺上方的屋頂上。白求恩毫無懼色，繼續鎮定地做手術。就這樣他連續戰斗40個小時，為71名傷員做了手術。除一位傷員由于傷勢太重沒有搶救過來，其他傷員都轉危為安。其成功率大大超過了在延安時向毛澤東承諾的75%的搶救成功率。

1939年，白求恩和醫療隊的同志們隨賀龍率領的八路軍120師赴冀中參加反“掃蕩”。4月，在齊會戰斗戰地救治期間，他們又連續工作69個小時，做手術115例，成功率高達85%以上，創造了世界野戰救治史上的奇跡！

白求恩親自參與創建了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并組織開展了“特種外科實習周”和多次舉辦醫護培訓班，使一大批普通醫護人員和年輕戰士，很快成長為戰時急需的醫療骨干。

白求恩創辦模范醫院、特種外科醫院、馬背醫院；他整頓醫療秩序，結合抗戰實際編寫了20多種醫學教材。1939年夏天，他在養病期間，非但沒有休息，還僅用半個月編撰完成了9章、14萬字、并配有119幅插圖的《游擊戰爭中的師野戰醫院的組織與技術》一書。由于他的親自示范和組織指導，使邊區醫療工作逐步走上了科學發展的路子。

他還因地制宜實行醫療技術革新，自制醫療器材藥品，創造了“盧溝橋”藥馱子，配制了“畢普”藥膏等，彌補了八路軍極其簡陋的醫療條件。

白求恩為八路軍開創了輸血史，創建了“人民血庫”“血液銀行”。為了搶救失血過多的傷員，他動不動就躺下來為傷員獻血。當大家勸阻他，與他爭著獻血時，他總是大喊：“不要爭了！我是萬能血型，快，輸我的！”359旅營教導員、開國少將彭清云身體里就流淌著白求恩的血液。

他經常寫信、寫文章，甚至寫小說，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形勢，并大力呼吁為中國抗戰提供經費、物資和人員援助。

◆向白求恩烈士敬獻花圈。

為了搶救傷員，白求恩常常不吃不喝工作在手術臺上。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很累，可是我好久沒有這樣快樂了。我很滿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把每分鐘的時間都占據了。”他對勸他注意休息的同志說：“我年紀是大了些，所以更要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這樣生活才更有意義。”白求恩為了多救助傷員，不斷挑戰生命的極限。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預定回國為中國抗戰募集經費和醫療物資的日子。晉察冀軍區已經舉行了歡送大會。偏在這時，日軍組織3萬兵力，向我晉察冀邊區發起大“掃蕩”。軍區命令衛生部即刻組織醫療隊，趕赴河北淶源摩天嶺一帶搶救傷員。白求恩毅然決定暫時放棄回國，當夜冒雪急行軍70里趕到離前線約7華里的孫家莊，在一座小廟里搭起手術臺。10月28日，敵人開始向孫家莊一帶移動，上級不斷打來電話要求白求恩帶手術隊盡快轉移，但白求恩不為所動，一聲不吭，堅持做手術。當最后一位叫朱德士的傷員抬上手術臺后，警衛部隊已經與敵人交上火，軍區衛生部長葉青山一再催促白求恩立即轉移，躺在手術臺上的朱德士也懇求白求恩不要給自己做手術了。白求恩卻堅定地說：“孩子，誰也沒有權力把你留下。現在如果不做手術，你這條腿就保不住了。”畢竟時間緊迫，手術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術刀刺破了，沒想到由此便埋下了重大隱患。第二天手指發炎了，但白求恩堅持繼續為傷員做手術。11月1日早飯后，醫療隊準備從一分區醫院離開，但白求恩還是習慣性地到病房看了留下來的傷員。這時他發現一位頸部患丹毒合并蜂窩組織炎的傷員，頭腫得很大，白求恩立即命令卸下已經裝上馱子的手術器械，馬上手術。因為沒有戴手套，不幸使傷指受到致命的感染。

直到臨終前的10來天里，白求恩仍然不顧自己的病痛，還是把傷員的安危放在首位，依然拖著病體堅持做手術，而且在高燒攝氏39.6攝氏度的情況下，還親自指揮搶救傷員。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敗血癥醫治無效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終年49歲。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是那個念頭——“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多作貢獻”；他最后的遺囑依然無我，居然是——“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

這就是白求恩，一個為自己認定的光輝理想奮斗一生的白求恩！

正如毛澤東在白求恩逝世不久發表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指出的，白求恩偉大的一生，展現出來的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的熱忱、對技術精益求精的精神；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光輝形象。

在毛澤東這一光輝文獻影響下，白求恩的名字迅速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中成為無人不曉的偉大英雄和學習榜樣，白求恩精神亦成為鼓舞人們積極向上英勇奮斗的巨大精神動力。直到全國解放以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白求恩的名字已經成為精神文明的一種經典象征，白求恩精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內涵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白求恩已經成為一種風尚。

正如李瑞環同志在1989年11月11日首都各界紀念白求恩逝世50周年大會上指出的那樣：“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毛澤東同志《紀念白求恩》這篇著名文章的影響，白求恩精神已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間形成為一種風范，一種楷模，一種準則，一種傳統。……成為中華民族之魂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正是由于白求恩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加拿大政府漸漸發現白求恩對他們這個國家的重大價值所在，把白求恩列入國家醫學名人堂，從教會買下格萊溫赫斯特市白求恩故居并辟為紀念館，在蒙特利爾等地豎立白求恩雕像供世人瞻仰。

白求恩的朋友溫德爾·麥克勞德說過一句話：“他是加拿大山野中的一株玫瑰，在他熱情獻身中國反法西斯戰爭這個對他一生最偉大、最崇高、最有意義的事業的同時，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這朵加拿大的奇葩得以勃然盛開。”生動地證明白求恩來中國是一個無比正確的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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