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被稱為“黨內最危險叛徒”的顧順章叛變后，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來緊急對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進行了轉移，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住在一塊。

因為考慮到向忠發身份的特殊性，周恩來當面告誡向忠發，千萬不能出去，以免出事情。

結果向忠發住了三四天就趁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不在時，溜到一家外國人的旅館看他的小老婆楊秀貞。

原來向忠發將自己偽裝成一個有錢的古董商人，不但出手十分闊綽，還要有一位“太太”陪同，于是便動用中央工作經費，從妓院買了楊秀貞做自己的小老婆。

可是不成想，正是因為這次短暫的纏綿悱惻，導致向忠發被捕。

等到周恩來回家時，發現向忠發不在，當即意識到出了問題，在第一時間進行了轉移，如果晚幾個小時，周恩來很有可能也被捕了。

事后證實，向忠發被捕后旋即被捕，供出了許多同志，楊秀貞在受審時，堅決不承認向忠發是共產黨，于是國民黨當局便讓向忠發與她對質。

盡管楊秀貞堅持不承認，可是向忠發卻說：“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講了吧?！?/p>

這也無怪乎周恩來后來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個妓女?！?/p>

那么，如此貪生怕死，又缺乏組織紀律性的向忠發，是如何登頂中共權力之巔的？

向忠發于1880年出生于湖北漢川，做過學徒，當過碼頭工人，因為做過的工作很多，因此被人稱為“包打聽”。

在工人運動如火如荼的情況下，向忠發開始參加工人運動，1922年向忠發入黨，被派往湖北省工會工作，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此后，擔任過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武漢工會委員長等職務，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當選中央委員。

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失敗找借口，認為失敗的原因是中共中央的領導層沒有工人。

1927年8月9日，即“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選舉政治局委員時，特別強調工人成分，盡管向忠發沒能參加八七會議，卻依然全票當選中央委員。

八七會議后，向忠發作為中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典，向忠發因為工人出身、能言善辯等因素，讓共產國際的領導們眼前一亮。

與此同時，在八七會議上被共產國際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使革命接連慘遭失敗，這更加讓共產國際認為應該由工人取代知識分子。

實際上中國革命接連遭受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共產國際在千里之外亂彈琴，可是，他們卻從不自省。

1928年2月，向忠發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會議，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并分別以聯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聯合發布了《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因為能夠與斯大林同時起草文件，向忠發的聲望一下子提高到了頂點。

毫無意外，在接下來1928年6月18日莫斯科近郊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常委會主席，一躍成為中共最高領袖。

中共六大之所以會在莫斯科召開，是因為當時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在國內召開大會，風險很大，于是100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莫斯科參會。

在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滿足這個條件的只有向忠發。

客觀來說，向忠發并不具備駕馭全局的能力，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

向忠發在工人運動中可能做出了一點成績，但是他因為沒有文化，所以并沒有深層次的理論支持，對農村工作經驗更是一竅不通。

由于中共代表團接下來還要參加共產國際的六大，新當選的七位常委，只有向忠發和蔡和森暫時回國開展工作。

因為向忠發對復雜的國內革命斗爭感到手足無措，因此實權便落在蔡和森手里，蔡和森因為對“順直省委”問題處理不當而被免職，取代他的便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

李立三當過向忠發的上級，再加上脾氣火爆，毫無主見的向忠發變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曾公開表示：“立三同志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

李立三在大力推廣“立三路線”后，使中共蒙受了比瞿秋白時期更為慘重的損失，當共產國際對李立三進行批評時，見風使舵的向忠發當即表示，自己早就看出立三同志的做法有問題，因此，向忠發并未收到牽連，后來向忠發又毫不猶豫地占到王明一邊，所以能夠再一次保住自己的地位。

可以說，向忠發擔任黨的總書記并未作出多少成績，反而給黨帶來巨大的損失，而在1931年被捕后立即叛變，在被捕后，向忠發又想要見風使舵，打算投降。

只不過當時蔣介石認為向忠發沒有什么價值，在得知抓捕信息后，當即回電：“立即就地槍決?！?/p>

在行刑前，貪生怕死的向忠發跪地求饒，要求見蔣介石一面。

在向忠發被槍決幾個小時后，蔣介石才發來第二封電報：“暫緩槍決。”但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