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5日是朱光亞（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朱光亞是中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曾任中國科協主席、名譽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黨組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被譽為“中國科技眾帥之帥”。長期在他身邊工作的中國科協原調研室主任、研究員吳偉文同志撰寫了文章，追憶了朱光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

朱光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事業的貢獻

吳偉文

1986年6月，戰略科學家錢學森當選中國科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1991年5月，另一位戰略科學家朱光亞當選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兩位主席在復雜和困難的外部環境下，牢記黨建立群團的初心使命，堅持了科協的性質宗旨。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我們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黨要“保證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文聯等群眾組織主動負責地進行工作”。在《決議》精神的鼓舞指引下，各級科協協助黨委撥亂反正，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充分調動了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85年1月，中國科協二屆全委會主席周培源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談談“三科”的分工與協作》的文章，提出了“三科”（科委是科技工作行政機關，科學院是科學研究的國家隊，科協是科技工作者的群眾組織）觀點。雖然限于歷史的局限，“三科”沒有提到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和工程技術人員，但將科技工作者團體與行政機關科委和事業單位科學院并列為“三科”，還是高瞻遠矚，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決議》精神的。可是不久，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和具體條件，上級明確科協仍在黨群口，由國家科委主任分管、國家科委黨組“代管”，“三科”實際上變成了“二科”，造成科協出現“重科技工作、輕群眾工作”的不正常局面，更危及到在國際交往中代表中國科技界的NGO地位。錢老上任中國科協主席后，倡導開展“中國科協學”的研究。作為系統論和系統科學的權威學者，面對“代管”“助手”的不正常局面，他委婉地運用“科協學”研究的方式，希望大家弄明白科協的性質宗旨以及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在他的努力下，說自己也是科協會員的江澤民、李鵬同志（均系中國電機工程學會會員）會見了出席中國科協三屆五次全委會議的人員；中央指定溫家寶同志聯系科協；全國政協作出決議，恢復中國科協為政協組成單位。

1991年5月中國科協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四屆一次全委會議上，朱光亞當選為全委會主席。與他的前任錢老不同的是，朱光亞是在仍然擔負國防科技領導和組織重任，不時要到地下核試驗現場進行指揮的情況下接過科協主席擔子的。雖然公務十分繁忙，但朱主席非常珍視黨的重托和科技工作者的期望，仍然兢兢業業、認真負責地履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事業的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不忘黨建群團初心，牢記密切聯系科技工作者使命

在革命戰爭年代，群眾路線是黨團結人民、奪取政權的重要法寶。1949年，在黨即將處于執政地位、新中國即將成立的前夕，推動召開自然科學工作者全國代表大會，后來又成立了包括科協前身“全國科聯”“全國科普”在內的許多群團，表明我們黨在歷史新時期仍然堅持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的決心。

朱光亞主席不忘黨建立群團的初心，將密切聯系科技工作者、突出科技工作者在團體中的主體地位放在履職的重要位置。1992年初舉行的四屆二次全委會議上，他首次代表常委會作年度工作報告，提出：“從團體性質出發，我們的最大優勢，就是作為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群眾組織，能夠最廣泛地團結和聯系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條戰線、各類崗位、各種年齡的科技工作者，這是我們能夠履行自己職責的根本基礎和條件。我們應該無比珍視這一優勢，把這一優勢最充分地發揮出來?！?/p>

光亞主席非常關注青年科技人才成長。1992年4月，中國科協舉辦首屆青年學術年會，他為年會題寫了主題詞“科技增強國力 青年開創未來”，并在年會開幕式以此為題發表講話，勉勵青年科技工作者“希望當你們在21世紀采擷的時候，人們會說：這是他們最光榮最美好的時刻”。1995年，中央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光亞主席在出席首次青年科學家論壇和第二屆青年學術年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鼓勵青年科技工作者繼承和發揚周培源、錢學森等前輩在組織開展學術交流中的精神和經驗，更好地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中成才。光亞主席對中國科協與中央組織部、人事部聯合開展的中國青年科技獎評選表彰工作也十分關注。30多年過去了，我們欣喜地看到，許多當年青年學術年會、青年科學家論壇的組織者、參與者，中國青年科技獎的獲獎者，已經成長為我國科技事業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和中堅力量，正如光亞主席所說的那樣，這21世紀的采擷季節，成為他們最光榮最美好的時刻。

在關注青年科技人才成長的同時，光亞先生對老一輩科學家十分尊重，1992年5月31日，為慶祝周培源教授九十壽辰，包括1901年出生的嚴濟慈、1902年出生的趙忠堯在內的海內外老中青三代物理學家匯聚北京釣魚臺芳菲苑，舉行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座談會。光亞先生見到了闊別多年的恩師吳大猷，代表主辦方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在晚宴上致辭，闡述了這次活動的深刻意義。

光亞主席對科技工作者的訴求十分關切。1994年3月，他代表中國科協界在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大會發言，針對有些地方政府為減少財政支出而造成農技推廣工作“線斷、網破、人散”局面，為農技推廣人員發聲。針對汪誠信等五位科技專家因宣傳科學滅鼠而被海淀區法院一審宣判敗訴，代表中國科協表示堅決支持五位專家上訴，有力地維護了科學尊嚴和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權益，在科技界和司法界產生重大影響。

二、堅持系統觀念，厘清政群關系，維護科協的性質宗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在我國的治理體系中，有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括，就是“黨政軍群”四大系統，其中黨處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將“群”——群眾路線、群眾工作、群團組織放置于與“政”和“軍”同等的地位，充分彰顯了黨對群團的高度信任、重視和期望。

在中國科協的歷史上，遭遇過背離系統觀念的不利局面，也有著從周培源、錢學森到朱光亞先后三任全國委員會主席堅持系統觀念，應對和解決這種局面的成功案例。

在計劃經濟年代，出現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情況。到1985年，這種大政府的觸角甚至擴展到了政群關系方面，中國科協雖然仍然在“黨群口”，但卻由國家科委主任分管、國家科委黨組“代管”?？莆涂茀f雖然同處科技界這樣一個復雜巨系統，但兩者的性質不同，職責不同，分屬于政府系統和群團系統?？茀f由科委“代管”，科委只能將科協當成科技工作行政系統中一個機構來管理，丟棄了群團系統對科協的職責規范和要求。在錢老和一批科學家的努力下，全國政協恢復了中國科協在政協中的界別地位。同時，中央書記處指派溫家寶同志聯系科協，加強了對科協工作的領導。

1991年5月，中國科協召開“四大”，朱光亞同志當選為四屆全委會主席。在他的五年任內，中國科協遭遇困難局面。80年代“代管”以來，縣科協成了政群不分的機構。幾乎所有的縣科協不是面向本縣的科技人員尤其是農技推廣人員開展工作，做好后盾，而是像縣科委、縣農技推廣部門一樣，將農民作為工作對象，將農村實用技術推廣作為工作內容，造成職能高度重合。每逢機構改革，縣科協就成了改革的目標靶子，不是被撤銷，就是與縣科委合署辦公。這時，縣科協往往請省科協下去“救火”，強調自己是群團，可是這種得不到本縣科技工作者認可的辯解，卻是那么的蒼白無力。幾次機構改革之后，科協受科委代管、職能與科委雷同的認識和判斷，在機構編制主管部門系統形成了共識，甚至影響到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在事關科協事業的關頭，光亞主席召開主席辦公會議進行商議，取得共識，與黨組書記高潮同志緊密聯手，根據溫家寶同志建議向江澤民、胡錦濤同志致函，力陳科協應繼續留在“黨群口”。1995年中央下發中國科協“三定”方案，明確中國科協由中央書記處領導，結束了長達10年的“代管”。1996年中國科協召開“五大”，將章程中“助手”的表述修改為科協是“國家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要社會力量”，厘清了政群關系。在重大歷史關頭，光亞主席和高潮書記從科協性質的初心出發，堅守群團系統與政府系統的邊界，在中央的支持下結束了政群不分的局面，對科協的歸屬作出了正確的抉擇。

三、為群團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積極有效探索

我國民事法律上對法人規定為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和特別法人等不同類型。各類法人包含許多性質不同、職能不同的機構和組織，它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也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中國科協章程規定，科協是科技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是黨領導的人民團體。從本質上講，科協（以及所有群團）是黨堅持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的一個部門，但實踐中沒有像組織部、宣傳部那樣在黨委機關中掛“群眾工作部”的牌子，而是采用了群眾組織的組織形式，不屬特別法人，而屬非營利法人。這種性質上的雙重性，導致了科協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的復雜性。

作為科技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治理體系是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委員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治理機制與所屬學會相同，為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民主辦會。作為黨領導的人民團體，治理體系是黨組領導下的機關，治理機制是下級對上級負責，黨組決策時少數服從多數。這兩套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在實踐中如何相互配合協調，實現相得益彰，是中國特色群團事業改革發展的重大課題。特別是，如果群團機關將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委員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治理體系和民主辦會機制看作雞肋，看作不得不走的工作程序，就會影響到全國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參與科協事務的積極性，把自己從團體的主人變成了客人，把所承擔的責任變成一種榮譽性安排，使機關為使會議出席人數滿足規定要求而犯愁。這種治理機制的失衡，導致群團出現機關化的不良傾向。朱光亞同志在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崗位上，堅守黨建群團的初心，為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和成長發聲；與科協黨組密切聯手，運用自己作為戰略科學家的聲望和影響，在解決事關團體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實踐的基礎上，運用系統觀念，將堅持科協性質宗旨從具體工作層面上升到理念和文化建設的高度，為群團改革和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首提“黨的群眾工作”命題，為正確理解把握科協的性質宗旨和職責任務樹立了不容忽視、不可或缺的原則和標準。做好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本來是作為群團的科協開展各項工作的應有之義、首要之義?？墒窃陂L達10年的“代管”時期，這項與群團初心須臾不可分割的重要使命和工作，卻被置于可有可無甚至完全拋棄的危險境地?？偨Y歷史經驗教訓，光亞主席在中國科協“五大”工作報告中語重心長地提出“黨的群眾工作”概念和命題，揚棄“重科技工作，輕群眾工作”甚至“唯科技工作”的錯誤傾向，強調“群眾觀點是黨的基本政治觀點，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中國科協的建立和發展，是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在我國科技界的具體體現”，“要引導各級科協組織和廣大工作人員不僅從科技工作的全局，更要從黨的群眾工作大局出發，全面認識和把握科協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增強人民團體和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特色和形象”。

對科協機關工作者提出“對黨負責、對上級負責與對科技工作者負責相統一”理念，為科協機關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石。在1992年初召開的四屆二次全委會議上，他強調各級科協領導人和專職干部要牢固樹立為所屬團體和科技人員服務的思想，把對黨負責和對廣大科技人員負責很好地統一起來，處理好科協機關逐級負責的運行機制與民主辦會、搞好服務的關系。在四屆三次全委會議上，他要求樹立“搞好為科技團體和科技人員的服務也是為經濟建設和學科發展服務”的觀念。光亞主席這些充滿辯證精神的告誡，為機關文化建設和干部培養注入清流，產生深遠的影響。

提出“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傾向”。在四屆三次全委會議上，光亞主席引用方毅同志指出的“科協是科技工作者的群眾團體，在性質上它既不是黨的組織，更不是行政職能部門，……千萬千萬要注意，科協不要變成行政化、官僚化的機構”的告誡，要求科協工作充分發揮科技工作者的主體作用，使我們團體“牢固和不可替代的社會地位植根于廣大會員和科技工作者的信任和擁戴”。在“五大”工作報告中他再次強調，“改進機關作風，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傾向，竭誠為全委會、常委會服務，為學會、下級科協和廣大科技工作者服務，接受批評和監督，努力創造群眾化、社會化工作的新經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群團機關化概念還未誕生，光亞主席提出“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傾向”，在科協內部指突出科技工作者的主體地位，發揮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作用；在外部指防止和克服與行政機關職能雷同，甚至覬覦政府部門權力。

光亞主席五年任期已經過去近30年，他為堅持科協的性質宗旨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彪炳史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事業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