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底，鄭新立自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被分配至國家計委，其職業生涯的新篇章由此拉開序幕。

他先是在國家計委麾下的國家信息中心干了兩年，1989年12月，他的身影出現在了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的門檻上，先后擔任副主任、主任之職，并兼任副秘書長與新聞發言人。

從1987年到2000年，鄭新立在國家計委度過了整整十三個春秋，而這段時光，恰是我國改革開放歷程中最為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章節。

鄭新立，無疑是這段光榮歷史的幸運見證者。

作為國務院麾下的一個綜合性經濟部門，國家計委肩上承載的是對國民經濟運行中那些重大而緊迫問題的深刻剖析與應對。而政策研究室在國家計委的眾多部門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鄭新立：那段光榮歷史的見證者

它如同一座橋梁，將國家計委各部門對于重大問題的真知灼見匯聚一堂，熔鑄成上報國務院的沉甸甸的報告，以及對國務院下級部門的指導性文件。

在國家計委13年間，鄭新立歷經了三任計委主任——鄒家華、陳錦華、曾培炎。他的日常工作內容，主要是為幾位主任撰寫講話稿與計委重要文件，包括“八五”、“九五”、“十一五”計劃等歷史性文件的起草工作。

這樣的工作，幾乎是參與掌舵中國這艘大船的航向，鄭新立就算不是舵手，最起碼也是那個負責看航海圖的人。

“這13年里，我在洞悉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規律、學會如何分析與處理那些重大矛盾的過程中，視野得以拓寬，見識得以增長。”鄭新立感慨萬千。

1989年年底鄭新立調到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時，鄒家華剛剛接掌國家計委帥印。在鄒家華掌舵計委的三年多時光里，計委改革的核心便是“權力的下放”，以此重塑計劃體系。

鄒家華視察建設項目

彼時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十年，但“計劃”這兩個字，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計劃”如此重要，對這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并非好事。

這體現在計委的權力之大：工業部門所有的擴大再生產皆由國家計委一手操辦，地方政府無權涉足投資領域，甚至工廠里新建個廁所也要層層上報審批。

至于機器設備的更新換代、車間的改造升級同樣需要計委審批同意，至于那些耗資巨萬的大型項目，更是計委說了算，堪稱權力高度集中。

從鄒家華時代開始，行政審批權限如同春雨般紛紛灑落。起初，是那些投資總額較小的項目得以解脫束縛，幾千萬元以下的審批權下放至省級政府。

隨后，這一門檻被提升至幾億元，最終，國家審批的項目聚焦于那些關乎國家經濟命脈與國計民生的重大基礎設施與骨干項目，其余項目的審批權則悉數下放至省與計劃單列市。

給北京理工大學揭幕

“投資權限的下放，極大地激發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企業的投資熱情。”鄭新立在回顧歷史時言簡意賅地總結道。

80年代時，諸如鋼材、煤炭等重要物資基本由國家計委統一調配，這一格局在90年代開始根本性地扭轉。

在鄒家華主持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僅留下少量發電用煤炭、石油等關鍵資源的分配權，其他一些工業部門所需的重要物資如鋼鐵等的供求幾乎全部交由市場主宰。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計劃”徹底退場，而是在一個過渡時期內讓計劃去了更加合適的位置，發揮其合理的作用。

計劃要不要做？還是要做的，但主要是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以及專項規劃，三者相輔相成，我國的計劃體系由此日漸完善。

當年的國家計委

鄭新立對鄒家華時期的“放權”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應當說，在鄒家華任副總理兼計委主任期間，改革的力度是最大的。”

期間，國家計委的職能不斷分解、組合、優化，包括將投資職能分解給了新成立的六大投資公司——能源、交通、農業、林業、電力（火電、水電）、原材料（鋼鐵、化工）。

后來，這六大投資公司合并為一家，即今日的國家投資公司。

1994年3月，國家開發銀行應運而生，作為直屬國務院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它的誕生標志著我國投資體制的重大變革。

國投公司與國開行的成立，將過去完全由政府撥款、政府審批項目的投資體制，轉變為由市場決定的投資體制。國家的重大建設項目，如電力、煤炭等，皆由國家投資公司承擔。

電力建設一日千里

這樣的及時調整，為包括電力建設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松了綁”，也推動了工業投資的全國性繁榮。

投資管理權限的下放，對于激發市場活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時至今日，國家的審批項目仍在進一步下放，但真正的大規模下放，其實是從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之后開始。

當時下放投資管理權限被視為對計劃體制的一次深刻改革，即改革原有的以直接計劃為主的體制，構建新型計劃體系，包括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這是一場重大變革。

鄒家華主推的，和計劃的主導權向市場轉變幾乎同步的另一件事是市場價格改革。

原先中國應用的是價格雙軌制，也就是國家定價與市場調節價并存，這是有中國特色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價格管理制度。

80年代的排隊購物

“票證經濟”就是價格雙軌制下的一個重要產物，這種經濟雖然為城鎮居民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對于發展生產而言長期是不利的。

繼1979年工業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探索悄然啟幕后，工業原材料市場定價的萌芽破土而出。

而到了鄒家華時期，價格改革的方向直指雙軌制的終結，最終市場成為原材料價格的主導。

實際上，我國市場價格放開的程度甚至超越了某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有一段時間里，90%以上的商品價格皆由市場決定。

這一系列改革得以順利展開的背后，是小平同志關于“計劃”和“市場”區別的精辟論述：“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應有市場，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鄧小平的意見給了關鍵支持

1993年黨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后，緊接著召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改革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隨后，在國家計委的帶動下，各部門又掀起了向國外學習先進經驗的浪潮，大家先是去日本，然后又去了德國、美國。

再后來，學習的對象又擴展到韓國、荷蘭、芬蘭、愛爾蘭，這些國家各具特色的工業化道路，為我們搞活產業提供了重要借鑒。

雖然在現在看來西方的管理思想、計劃工具未必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但在當時卻是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

可以說，國家計委在鄒家華時期推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不僅為中國從90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后續的深化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經驗。

斯人已逝，貢獻長存

正是通過不斷學習、借鑒和創新，中國逐步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為全球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