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謹

1956年，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見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的代表。圖為毛澤東與周恩來交談

1968年6月21日，在陪同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周恩來說，已從外電獲悉坦桑尼亞新聞報刊報道他在歡迎尼雷爾總統的宴會上譴責新殖民主義時蘇聯等一些國家的使節退席的消息。尼雷爾說：總理，你了解消息比我們還快。毛澤東說：他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作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周恩來及時了解外電報道的相關消息，以便針對性開展外交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毛澤東稱他為“消息靈通人士”，既是緣于一時一事的有感而發，更是基于對自己親密戰友、得力助手的長期觀察與深度了解的結論性評價。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周恩來都能夠高瞻遠矚、胸懷大局，致廣大而盡精微，博聞強記天下事，耳聰目明觀四方，是名副其實的“消息靈通人士”。

志存高遠，博聞天下大事

周恩來一生富有理想，胸襟寬廣，關注的目光不拘泥于眼前，不局限于家庭，“不為利起，不為勢屈”，而是把個人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胸懷世界，放眼未來，“樂人民之樂，憂人民之憂”。

學生時代，周恩來就懷抱為“中華之崛起”“中華騰飛”而讀書的理想，在專心學習、專注學業的同時，熱衷“從無字句處讀書”，放眼世界，觀瞻未來，既關注身邊人、身邊事，更關注與國家命運相關的天下大事。在《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中，14歲的周恩來發出這樣的心聲：“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在南開《敬業》發表詩作，正視現實，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擔憂，“茫茫大陸起風云，舉國昏沉豈足云”。東渡日本后，周恩來十分留意日本社會，每天除用一個小時閱讀日文報紙外，還經常到東京中國青年會閱讀報紙雜志，了解各種新思潮。他在日記中寫道：求學又何必終日守著課本呢？他后來又遠涉重洋，到歐洲加入勤工儉學的潮流。周恩來在踏上這片土地后，逐步放棄求學的初衷，不斷地向探求真理的方向轉變。由此，他在特殊的環境、特別的群體中嶄露頭角，由一名普通的勤工儉學生成長為一位成熟的職業革命家。

周恩來有著長期辦報以及領導辦報的經歷，對新聞有著極高的關注度，對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在南開中學讀書時主編《敬業》學刊，在五四運動中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旅歐期間，他兼職天津《益世報》記者，廣泛進行社會調查，撰寫反映一戰后歐洲資本主義衰落以及華工、勤工儉學生遭遇的新聞調查，并領導編輯中共旅歐支部刊物《赤光》和《少年》，撰寫發刊詞和大量倡導新風、針砭時弊的政論文章。在武漢和重慶，周恩來領導創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要求報刊社的工作人員“努力學習，下苦功，多看，多讀，多研究，學習要專還要博，不要自滿”。他還審閱報紙的社論、專論和重要文章。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依然高度重視新聞宣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要求，并為報刊題名、題詞。對經他倡導、由新華社主編的《參考資料》，因其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無論工作多忙，都做到每日必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處于風口浪尖，用羸弱之軀苦撐危局。盡管如此，但他還盡心盡力，審批和過問新聞宣傳。據不完全統計，僅1970年一年，他就審批新華社各種稿件439篇，其中國際問題稿件213篇。

周恩來作為中共隱蔽戰線的開創者和卓越領導人，深刻領悟到情報的價值。情報是不公開的信息，是隱蔽戰線斗爭的最重要資源，情報的精準性、時效性往往決定斗爭的成敗。因此，長期以來，尤其是在戰爭年代，周恩來對情報工作高度重視，努力健全情報搜集、識別、傳遞系統，培養優秀的情報人才，在關鍵時刻親自掌握情報，運籌帷幄開展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精彩篇章。錢壯飛提供的顧順章叛變的情報，使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共中央核心機關免遭滅頂之災；熊向暉傳送國民黨軍隊閃擊延安的情報后，中共中央及時將這一計劃有意識地提前公開發布，蔣介石、胡宗南的陰謀遭到破產；中共情報系統多渠道提供的蔣介石、傅作義部企圖偷襲石家莊、直搗中共“要害”的情報，經新華通訊社公開揭露后，打亂了敵軍部署，國民黨10萬大軍不戰而退。在解放戰爭指揮三大戰役中，周恩來協助毛澤東“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規模最大的革命戰爭”。他對敵我雙方的戰爭態勢、兵力部署、部隊特點、戰斗力強弱，甚至國民黨軍指揮官的簡歷、性格等，可以說了如指掌。新中國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周恩來作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毛澤東軍事上的主要助手，密切注視著戰局的發展，經常到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匯報，掌握動向。他“對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情況，特別是志愿軍方面包括團一級單位的狀況，了如指掌。對哪一個部隊正在哪些村莊、哪個山頭，都很清楚”。

夙夜在公，諳熟政務民情

周恩來一生工作勤勉，精力充沛，能力超群。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他總是勇挑重擔、肩負重任，是黨內外公認的最為忙碌的人。延安時期，毛澤東評價周恩來“工作有拼命精神”；新中國成立之初，稱譽“周公確有吐哺之勞”。鄧小平說，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

周恩來勤奮刻苦、忘我工作的精力，達到驚人的程度。他在中南海西花廳的臥室被稱為“第一辦公室”。他每天起床后，首先聽取關于急辦事情的匯報，然后迅速批閱所有的急電、急件，接著便開始閱讀當天報紙上重要的國內外新聞和秘書用紅筆勾出的重點資料。1954年4月，為了參加日內瓦會議，周恩來做了充分的準備，閱讀了大量有關這次會議的文件、函電和資料，多次約請外交部和其他方面的有關人士進行商談。

1956年下半年，為了解決中緬勘界問題，周恩來認真地查閱有關中緬邊界問題的各種資料，研究中緬邊界涉及的各項問題，最終形成了同時解決南北兩段問題的方案。毛澤東說，為此“周總理讀了幾本書”。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饑荒問題，周恩來對糧食數據反復盤算，爛熟于心，專門設計了一種“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看起來一目了然。他對具體數字和整體情況總是看得很細、記得很牢。“文革”中，他的處境十分困難，仍堅守在崗位上，承擔著超負荷的工作量。

1970年11月，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貿部部長布爾蒂卡時，周恩來破例吸煙，說：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煙。即使我不跟你說話，我也不能睡覺，還要做別的事情。病重住院期間，周恩來也沒有減輕工作負擔，尤其是在1974年8月做了第二次手術后，批閱的文件逐漸多起來，而且有的文件仍像過去一樣標上“先呈總理”的字樣。病房辦公桌上的文件越積越多，辦公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基本上恢復了他往常的工作時間，有時晚上工作到深夜。

周恩來擔任新中國總理26年，親自謀劃、直接指揮了一系列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事件、重大項目，在他的記憶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從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到抗美援朝的策動，到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啟，到對外交往的拓展，以及祖國統一大業的推進，無不凝結著周恩來的智慧與心血。

1972年11月，周恩來說：“解放后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指導彈、衛星）。”這兩件是大事，也是難事。他知難而進，擔起了責任。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永定河等，修建了荊江分洪工程和官廳水庫；50年代后期，領導研究長江流域規劃、三峽壩址和三門峽、密云水庫等重點水利設施的決策；60年代，領導制定了三門峽工程改建、海河治理等重大決策；70年代，對葛洲壩工程建設給予全方位支持，保證了長江第一壩的順利建成。為了推進以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發展，1962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周恩來擔任主任。其間，他主持召開60多次中央專委會會議，為“兩彈一星”的研制確定了許多重大方針、原則和政策措施。

在1964年9月召開的首次核試驗準備會議上，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并且在試驗的時間上作了細致的考慮，“看來需要在20天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氣，中旬可能趕上也可能趕不上，還有下旬1次；11月上旬還有1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對環境污染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把風向、放射性微塵飛散距離詳細計算，搞出資料”。會上，他周密部署了核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防空、安全、對外宣傳、現場指揮、保密等方面，一應俱全，確保了“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卓越的才能、忘我的工作，強化了周恩來博聞強記的超凡才能。

周恩來勤于深入基層，搞好調查研究，面對重大事故、災害能夠親臨一線，掌握第一手資料。盡管政務繁忙，他總是不失時機深入工廠、農村、學校、商店、軍營以及工地開展調查研究，與普通群眾接觸，了解他們的所需、所盼、所想。祖國廣袤的大地上到處留下他的足跡，他也把那些民情訴求、民生苦樂記在了心間。特別是1958年這個不同尋常的年份，他更加專注調查研究，幾乎每個月都穿插安排調研活動。盛夏酷暑，他專程南下廣東、上海，先后重點走訪了水利工地、農業合作社和鋼鐵廠，對“大躍進”的實際狀況有了直觀的了解。遇到重大事故和嚴重災害，周恩來總是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爭分奪秒趕赴現場，搞清真相，賑災濟民。

1958年7月，黃河泛濫，鄭州黃河鐵路橋受損，他暫停上海會議，冒著濃霧飛赴鄭州指揮搶險。三年困難時期，他響應黨中央號召，到河北邯鄲伯延公社蹲點調研，召開座談會，走訪困難戶，聽真言，了解實情；調整時期，他按照分工，奔赴工業基地東北，到鞍山、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地，了解鋼鐵、拖拉機、汽車、石油等生產情況，還故地重訪，在鐵嶺深入學校和田間地頭，與群眾交心、拉家常。1963年5月，“躍進”號巨輪沉沒，為弄清真相，他親自到海軍第六研究所察看潛水加壓試驗，檢閱將要出海的編隊艦只。1966年3月，河北邢臺突發地震，他冒著余震危險，三赴震區，穿行在廢墟瓦礫之中。在這些災害面前，周恩來是鎮定自若的現場指揮者，更是真實情況的見證者。

1962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圖為周恩來與中央專委會成員聶榮臻（左一）、賀龍（右二）、張愛萍（右一）交談

結交廣泛，兼聽百家之言

周恩來結交廣泛，與各界精英、中外名流以及普通群眾保持經常性聯系。他經歷豐富，性格溫和，重情重義，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在與人們的長期接觸、交往中贏得了普遍尊重和信任。

周恩來在學生時代就注重師生情、同窗情、手足情，許多膾炙人口的臨別題詞、贈言、書信以及故事佳話見證了這份情誼。在戰爭歲月與和平年代，他和無數戰友、同事并肩戰斗，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成為生死相依、患難與共、心心相印的至交密友。其中包括功勛卓著的開國領袖，馳騁疆場的軍隊將帥，聞名遐邇的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等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才。朱德總司令把最后一個軍禮獻給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鄧小平談到與周恩來的關系，深情地說：“我一直把他當作兄長，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也最長。”葉挺將軍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周恩來是中共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和開創者。在這個特殊舞臺上，他與許多民主人士交往密切，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共產黨執政之后，都一如既往休戚與共、平等相待。許多民主人士成為他的“諍友”，視他為知己。周恩來邀請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勸說陳叔通擔任全國工商聯籌委會主任，舉薦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部長、蔣光鼐擔任紡織工業部部長。一大批民主人士中的精英在周恩來的影響和感召下，成為新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力量。

周恩來平易近人，注重密切聯系基層群眾。他不僅與各界高層人士交往，與普通群眾也能夠保持密切聯系，放下身架，開誠布公地交流。周恩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召開群眾座談會，走訪農戶、家庭。周恩來5次到杭州梅家塢，結識了那里的村支書和采茶女。1961年5月，周恩來在河北邯鄲伯延公社調研期間，與敢講真話的農民張二廷結交成為朋友，多少年一直保持聯系。

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曾3次到大慶，與石油工人王進喜建立了感情，高度贊揚“鐵人精神”。得知王進喜患病，周恩來特批其進京治病，在其病危彌留時還專程到醫院看望、告別。周恩來還利用機會，請普通人到西花廳家中做客，向他們傳遞溫暖，分享成功的喜悅，同時了解各方面情況。內蒙古自治區烏蘭牧騎的基層演員、出席全國農業先進工作者會議的代表、參加國際比賽的乒乓球運動員以及北京環衛工人時傳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等，都曾受邀走進西花廳，成為“座上賓”。周恩來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平等相待。誰家有困難，他總是解囊相助。逢年過節，他還抽空到機關家屬區看望大家，表示問候。每一位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都感到那里是個民主、平等、和諧、溫暖的大家庭。

周恩來虛懷若谷，善于傾聽，善于吸納各種意見，兼聽各方面信息。周恩來富有民主精神，在與人們的交往中鼓勵暢所欲言。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他特別注重聽取委員們的意見，“開了20多天的會，有200多位委員發言，提了400多件提案”。盡管如此，他還覺得意猶未盡，“我們不能說，大家的意見都說完了，要說的都說出來了”。周恩來主持國務會議，“總是很耐心地靜聽發言，不管發言多么長，多么繁復，而且一再促請與會者發言，甚至對坐在部委首長身后的工作人員也風趣地說：‘后排議員有何意見，也請談談’”。

1961年7月，周恩來與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就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改編成電影后的效果發生爭論。他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而是說，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來重視聽取不同意見，說：“我們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見的人跟我們來討論、爭論，真理才能愈辯愈明。”對于民主人士在建言獻策時心存顧慮的問題，周恩來表示：“我們有責任去打破這種觀念，循循善誘，使他們敢于把話都說出來。”他強調指出：“愿聽意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須去聽，特別是要能聽不同的意見。”在討論研究“兩彈一星”工作時，每次周恩來都盡可能多地安排參會人員，特別是注意把有不同意見的人也請來。大家都談完，他還反復問：“還有什么意見沒有？”他發表意見后，仍讓大家討論，看看還有什么不同看法。

1972年7月初，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時談到，你說我們是基礎科學理論太貧乏了，而且也不同國外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是看到我們的毛病了。你有好的意見我們應該聽取，不要還是自高自大，聽不進你提的意見，或者聽了當耳邊風就更危險。此后，他叮囑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負責人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

目光敏銳，洞察變幻風云

周恩來自投身革命之后，就置身于政治舞臺的中心，憑借博學與睿智、勇毅與果敢，勇立潮頭，在槍林彈雨中頑強搏擊，在艱難困苦中經受考驗與錘煉，展現了超強的政治敏銳性和時勢洞察力。

周恩來著眼時局，對未來具有前瞻性。旅歐期間，他清楚地意識到，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聯合一切愛國的民主力量共同奮斗，主動與國民黨歐洲支部籌備組織代表王京歧取得聯系，達成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全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協議，與國家主義派人物展開論戰，毫不遲疑地站到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最前沿。在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前夕，周恩來深知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之間素有利害沖突，派紅軍代表與陳下屬秘密會談，雙方達成5項協議，其中包括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告知陳濟棠，陳部就后撤20公里，這就為紅軍長征突圍創造了有利條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官員以及社會上流傳著許多幻想。為了澄清錯誤看法，周恩來五天后寫了一篇題為《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局》的長文。文章概述了有利條件和不容樂觀的原因，透徹分析了戰爭的特征，闡明只有懂得世界戰局的規律，才能正確地認識太平洋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的任務，同時也必須從任務分擔中解決太平洋戰爭問題。此后戰爭的整個進程正如周恩來所預測的那樣一步一步地展開。事實表明：作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周恩來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具有明晰的判斷能力和遠見卓識。

周恩來善于從平常中察覺異常，從偶然中發現必然。1971年3月，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舉行。在比賽期間，中國運動員與美國運動員進行了友好接觸，在日參賽的美國隊向中方提出訪華的請求。周恩來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契機，隨即將外交部、國家體委的報告送毛澤東審批。在毛澤東作出批示后，周恩來立刻告訴外交部電話通知在日本的中國代表團，正式向美方發出邀請。周恩來興奮地在轉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上寫道：“電話傳過去后，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31屆國際比賽的消息。”當晚，周恩來向出席全國旅游和援外工作會議的代表宣布：從今天起，我們展開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中國乒乓球隊開始。周恩來與毛澤東共同決策推動的“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動大球”的戲劇性效果，加快了中美高級接觸的進程。

1971年9月12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其間，他接到電話報告，得悉林彪等人打算離開北戴河出走，去向不明。周恩來十分警覺，預感有重大事變發生，立刻指示警衛部隊加強觀察，有情況隨時報告。在證實山海關機場確有一架專機后，親自打電話向葉群詢問，并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見林彪。因為周恩來緊緊地追查停留山海關的飛機情況，林彪等感覺陰謀已經敗露，南逃廣州的計劃難以實現，決定向北叛逃國外。最終飛機在蒙古國境內機毀人亡。對林彪事件的發生，周恩來事后說：它既在預料之外，又在預料之中。林彪摔死是偶然性，但他失敗是必然性。

周恩來對事物觀察細致周密，由點及面，見微知著。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愛國民主人士熱烈響應。愛國將領馮玉祥沖破阻攔，從美國輾轉回國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時因輪船失火不幸遇難。這一意外事故給接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敲響了警鐘。獲知消息，周恩來即刻致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蘇輪北上事，望慎重處理。“第一，如該輪確無船行保證，以不乘該輪為妥；第二，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顧慮，亦可不乘該輪；第三，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輪，應改為分批前來，此次愈少愈好。”前車之鑒的預警、細致入微的安排，保證了護送350多名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東北、華北工作的順利進行。

1950年10月志愿軍入朝參戰后，周恩來全神貫注地注視著戰局發展和志愿軍行動態勢。11月21日，他“據從志司歸來的同志面報”，得知志愿軍司令部不大重視自身安全，隨即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軍司令部黨委電：“規定志司駐地應經常變動，電臺應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須按標準挖好，并布置地下辦公室。凡遇敵機來襲，負責同志必須進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應違背。”急電發出后第4天，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志愿軍司令部擔任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在美軍空襲中犧牲。慘痛的教訓，從反面印證了周恩來明察秋毫的犀利與精準。

志存高遠、恪盡職守、廣交兼聽、睿智博學是周恩來成為“消息靈通人士”的秘訣所在。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等。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