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新中國的成立使許多海外的華人科學家和留學生們受到極大的鼓舞，迅速掀起了歸國熱潮。回國以后，他們大都成為各方面的學術帶頭人和科研骨干，為發展新中國的科技事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錢三強在1982年10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只有在新中國建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的科學工作成為國家的一項事業，作為整個共產主義實踐的一部分，才使科學的全面發展成為現實，才有今天這許多科學成就。”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開幕式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動員全國人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說道：“我要感謝科技工作者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和爭得的榮譽。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

“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錢學森

◆錢學森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一家歷經曲折，終于回到祖國。1956年10月8日，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首任院長錢學森進行了簡短的任職講話后，就在主席臺上擺起一塊黑板，給大家講起了導彈技術的基本知識。全部科技人員就是從有關部門抽調的30多名科技專家和當年剛分配來的100多名大學生，他們對導彈基本上是一無所知。錢學森“手把手著教”。由于高度保密的需要，錢學森當時的公開身份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

1957年9月7日，聶榮臻副總理率代表團赴蘇聯談判關于蘇聯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的協議。在飛機上聶榮臻和錢學森暢談發展導彈的前景。聶榮臻希望能夠只用5年成功，錢學森當即表示可能用不了5年。聶榮臻興奮地說：“如果這樣，那就是世界的一個奇跡了！”錢學森說：“我有個預感，因為，我們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統一，這比自由化的美國更適合搞這種工程。”

根據中蘇雙方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政府決定于1957年年底前，向中國政府提供兩枚P-1模型導彈進行教學和科研使用。這實際上是已經退役的裝備。由此可以說明，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先進的武器裝備，依靠外援畢竟是有限的，必須自力更生。聶榮臻和錢學森共同確定了中國導彈的研制工作實行“三步走”的方針：先仿制，后改進，再自行設計。在1958年的“大躍進”熱潮中，作為黨外人士的錢學森，拒絕搞“自行設計射程達數千公里的導彈”之類的東西，而是掀起了全面仿制的熱潮。后來的實踐證明：這種仿制練兵、循序前進的正確方針，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保證和促進了仿制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帶動了一大批新興學科，推動了國內材料和元件等科研事業的發展。

1958年10月16日，中科院力學研究所黨支部召開大會，討論通過了錢學森入黨申請。就在同一天，國防科委宣告成立。國防科委成立后抓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將五院仿制P-2導彈工程正式立項，并將工程代號取名為“1059”。在仿制“1059”的同時，地空、岸艦等常規導彈型號的仿制工作也開展起來，錢學森都要兼顧。同時，在錢學森領導下，與仿制P-2導彈同時起步的還有探空火箭的研制，這項工作主要在中國科學院進行。

1960年3月，為使錢學森能集中精力搞業務，錢學森改任五院副院長。1960年10月，五院黨委專門作出決定：“凡是科學技術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員定，其他人不能干預。”就在這段時間，蘇聯政府撤走全部專家。但是，由于黨中央早已有所準備，又因為有錢學森這樣的科技主帥，“1059”于1960年11月5日發射成功。12月6日和12月16日，又成功發射了第二枚、第三枚“1059”地地導彈，都達到了預期的試驗目的。“1059”地地導彈，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列入“東風”導彈系列。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震驚世界。美、蘇領導人在失望之余，又寄希望于“中國人有彈無槍”。意思是，中國把原子彈研制出來了，但沒有運載工具，距離用于實戰的導彈核武器的路還相當遠。美國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枚導彈核武器出現，經歷了13年。而由錢學森抓總的中國首次“兩彈”結合（導彈核武器）試驗，只用了2年時間，在1966年10月27日發射成功。速度之快又一次震驚世界，意味著中國終于躋身世界核大國行列，改變了世界的戰略格局。

錢學森于2009年10月31日去世。在11月6日舉行追悼會當天，新華社發表了相當于悼詞的《錢學森生平》，用11個“第一”概括了錢學森對中國航天和國防科技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其中包括作為技術總負責人的“導彈核武器”、領導設計制造的“核潛艇”、牽頭組織實施的“人造地球衛星”、參與組織領導的“洲際火箭”和指揮成功的“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

1991年10月1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頒布一項命令，授予錢學森共和國歷史上唯一的“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

◆1991年，錢學森與朱光亞合影。

在美國的20年間，錢學森逐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他閱讀過《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并參加了加州理工學院一些師生自發組織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回國不久，錢學森在中科院作報告時說：“我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20年，從科研工作中不斷積累和認真總結的經驗和科研方法，自感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回國后，學習了有關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方面的著作以及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總結出來的那套科研方法，在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著作中都已闡述得很清楚了。”2021年12月11日是錢學森110周年誕辰。人民資訊發表的《走近錢學森——不只是兩彈一星元勛》指出：錢學森在美國開始研究的系統工程，晚年到了成熟階段。“事實證明，系統工程對新中國的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從三峽大壩、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到奧運工程建設等，無一不是系統工程，需要以系統工程的科學方法加以統籌和管理。”“縱覽錢學森先生的一生，他無疑，是一位塑造時代的巨人。”

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卓越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錢三強

◆錢三強

2020年1月15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核工業創建65周年座談會表彰了71位功勛人物，分為特別上榜的14人和上榜的57人。在特別上榜人物中，有中核集團前身的第二機械工業部的兩位部長宋任窮、劉杰和副部長錢三強。對錢三強的定位是：“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卓越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錢三強1948年從法國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50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1951年任所長；1956年擔任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即“二機部”）；1978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和副院長；1978年至1982年兼任浙江大學校長。1992年病逝于北京。1999年9月，被國家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錢三強在法國留學時就靠近黨組織，回國后他的入黨愿望日益迫切。他曾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多次出國。郭沫若對黨對人民事業的忠誠使他終生難忘。郭沫若去世后，錢三強撰文深情回憶：“1954年1月26日，我被光榮地批準入黨了。第二天我將消息告訴了郭老，他聽了非常高興。”“1955年初，黨中央決定開展原子能工作，因為任務需要，我的工作重點逐漸轉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方面。郭院長十分關心原子能事業的發展，經常詢問情況，提醒應該注意的問題。很自然，無論在我取得成績或遇到挫折的時候，我總是想到了郭院長，郭院長也總是及時給以指點和鼓勵。”

錢三強在入黨《申請轉正報告》中寫道：“為了使得我國的科學從落后的狀態快步的趕上我們的需要，我們必須要加強黨的領導。”事實證明，錢三強的熱情積極的工作，在黨的領導和科學家之間架起很好的橋梁，使許多科學家及大批青年的創新精神得到發揮，直到取得集體的勝利。彭桓武在《送別錢三強》中寫的：“忠心遵照黨領導，服務竭誠終此生”，可以說是錢三強回國后工作的真實寫照。當時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曾坦言，錢三強的弱點是有書生氣，但“書生氣比官僚氣要好得多！”那段時間錢三強的毅力和組織能力，應該說是真的了不起。他把能夠網羅的人才都團聚在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事業上，包括錢三強的老師吳有訓。1956年11月16日，國家設立組織領導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的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由宋任窮上將擔任，錢三強被任命為5名副部長之一。很長一段時間里，錢三強辦公室的日歷臺，要么好些日子不見翻動，要么密密麻麻記滿要辦事項，或者參加二機部的會，或者向領導人匯報，或者到“娘家”科學院點將搬兵，或者出差各地組織技術攻關，他還成為莫斯科的常客……。這一切，都是為了順利實現毛澤東十分想要而不能沒有的原子彈和氫彈。

1958年8月，錢三強推薦鄧稼先調入二機部，得到二機部和中科院領導的同意。鄧稼先后來果然成為了我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此可見，錢三強在知人善任方面的確有過人之處。張勁夫在回憶文章中強調指出：“我國研制原子彈和氫彈，三強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有人總認為三強自己沒參加具體的研究工作，我卻認為，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與課題，那么你怎么趕上和超過別人。”中國從原子彈研制成功到氫彈研制成功的時間在幾個核大國之中是短的。這和黨中央的提早決策分不開，錢三強起到了重要作用。1960年代初，聶榮臻提出科研工作像下象棋，要看三步棋。接替宋任窮擔任二機部部長的劉杰找到錢三強商量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錢三強根據毛澤東倡導的“預則立，不預則廢”，建議開展氫彈的預先研究。于敏是1951年在北大畢業后不久，被錢三強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于敏很快成為所里核物理方面的學術帶頭人并在1955年被授予“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稱號。在二機部確定啟動氫彈預先研究項目后，知人善任的錢三強立刻將于敏調入并委以重任。于敏不負眾望，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于敏繼1999年9月榮獲“兩彈一星”勛章后，又在2019年9月榮獲“共和國勛章”。

◆錢三強

錢三強在1990年所作的《神秘而誘人的路程》一文中寫道：“我們中國的原子核科學家，在這方面應該說一直是幸運的。國家最高層不但有果斷的決策，實行決策的條件、措施也都在周總理的運籌之中。”1962年11月，黨中央成立加強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核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的中央專委會。周恩來任專委會主任。專委會成員為各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像錢三強這樣的科學家，有時作為匯報人參加有關會議，有時列席會議。每一次會議的內容都是高度保密的。1964年9月，錢三強列席了會議。但會議并沒有確定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具體時間。作為專委會委員的劉杰，在參加稍后周恩來召集的會議上，知道了經毛澤東批準的具體時間。鑒于當時國內外的復雜形勢，周恩來一再要求與會者務必嚴守機密。劉杰遵照周恩來“你們知道這項任務的人不要太多了”的指示，沒有向其他幾位副部長透露口風。直到10月16日下午將近起爆時間時，劉杰才準備告訴幾位副部長。恰在此時，錢三強來到劉杰的辦公室。劉杰說：“三強同志，時間定了，今天下午3點鐘爆炸。”錢三強聽了很激動，頓時熱淚盈眶。值得一提的是，從1958年到1964年，錢三強主要因書生氣而發表的幾次言論，在二機部黨內受到批評。最后一次是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些天。10月18日，根據二機部黨組的決定，派錢三強去農村搞“四清”。據現有的資料，沒有錢三強本人對這件事的看法。在2023年5月出版的《錢三強往來書信集注》一書中，1983年1月18日錢三強給他兒子的信里說“我們經常回憶的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時代……。”1977年以后，他多次率科學代表團出訪歐美國家。1981年10月27日，他在致國家科委副主任武衡的信中寫道：“過去我曾向你和其他同志都提到過，世界各國對我國三十年來的重大成就差不多都一致認為①原子彈、氫彈②導彈、衛星③石油地質（指大慶油田）④胰島素全人工合成是比較突出的。”從這些出自于錢三強內心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他始終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榮的光明心態。1979年4月，作為兼任校長的錢三強第一次與浙江大學師生見面時，就向他們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提倡和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繼承和發揚“求是”精神，培養和鼓勵“創新”精神等。

1982年10月24日，錢三強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就頒發自然科學獎之事的專訪。錢三強如數家珍地把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的科技成果和主要參與人員一一作了詳細的介紹，但只字沒有提到他自己。他最后滿懷信心地說道：“有黨的領導，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沿著我們自己開辟的道路走下去，再過20年，十二大提出的戰略目標一定能實現。”

李四光：中國科技界的一面光輝的旗幟

◆李四光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先后于1904年赴日本和1913年赴英國留學。在英國伯明翰大學期間先后攻讀采礦專業和地質專業，走上了科學救國之路。1948年4月，為了躲避國民黨的糾纏，李四光帶著夫人許淑彬一起離開上海，去英國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學會。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李四光當選為政協委員。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李四光為中科院副院長。12月25日，李四光夫婦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阻撓，在意大利熱那亞秘密登船回國，幾經輾轉，于1950年5月6日才到達北京。

1950年8月25日，李四光被任命為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在當年12月的中國地質學會第26屆年會上，李四光致題為《在毛澤東旗幟下的中國地質工作者》的開幕詞并作題為《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的學術演講。1951年7月1日，他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誕生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以全國科聯主席身份發表獻詞，說道：“為什么從辛亥以來，中國人民要求革命，幾次達到高潮，而終歸失敗？為什么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才有今日？”答案就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為地質部部長。

石油是工業的血液。1953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把李四光請到中南海，征詢他對我國石油資源的看法。李四光陳述了他不同意西方“中國貧油”論調的理由，深信我國的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要抓緊做地質勘探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很支持李四光的研究結論。1955年1月20日，地質部召開第一次全國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會后，地質部組成5個石油普查大隊。6月，又決定組織松遼平原踏勘組。地質部松遼石油普查大隊經過1956年、1957年兩年的地質、鉆探和物探工作，肯定了松遼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這時，1955年成立的石油工業部的隊伍也開進松遼平原。從此兩支兄弟隊伍，同心協力，并肩戰斗，終于迎來了1960年大慶油田大會戰。

1954年2月，李四光在第一屆中國地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上傳達黨中央的指示時說：“目前最需要的是‘油’和‘鈾’兩種礦。”當時中國急需鈾金屬用于研制核武器，以打破美國的核訛詐。同年4月，李四光在他擔任主任的地質部普查委員會內設立了第二辦公室，專門負責鈾礦資源的普查勘探工作。到1960年代初，勘察隊根據李四光提出的“地質構造與輻射勘測相結合”的思路，找到了一批國家急需的鈾礦資源，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四光

李四光回國后一直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又覺得自己還不夠格。但他擁護黨的領導是堅定不移的。1957年在杭州治病療養期間，針對科技人員中極少數人懷疑共產黨是否能領導科技工作的現象，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談話《黨能領導科學工作的談話》。1958年10月18日，李四光申請入黨，同年12月被批準為預備黨員，1960年6月轉為正式黨員。

毛澤東、周恩來高度評價李四光的工作，稱贊他是中國科技界的一面光輝的旗幟。1964年12月20日，三屆人大開幕前一天，毛澤東單獨和李四光談話，用風趣的口吻表揚了李四光對石油工業的重大貢獻。三屆人大開幕當天，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晚年，工作十分繁忙：既有礦產資源的勘探，又有地震災害預報的研究，還有地暖的開發利用等等。但進一步發現新油田的努力并未停步。1969年3月5日和11日，他分別同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領導談開發石油的10年規劃問題。他去世后的幾十年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一些新突破，證明了李四光指出的新華夏系第一沉降帶石油開發的廣闊前景。

1982年，“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完成人為來自地質部的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等9位專家，還有來自石油部和中國科學院的14位專家，總共23位。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講話時贊揚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輩科學家是愛國科學家的典范。2023年6月29日，英國伯明翰大學舉行儀式，為李四光紀念牌匾揭幕，以紀念這位曾在該校求學的中國校友“在中國地質和自然資源領域的開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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