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來，你曉得我想問什么嗎？”1964年深秋的午后，毛主席放下批閱文件的鋼筆，突然打破中南海菊香書屋里慣常的工作節奏。周恩來總理正俯身整理會議紀要，聞言抬頭時恰好迎上主席探詢的目光，手里那支蘸水鋼筆在墨水瓶沿輕輕一磕：“主席的問題，必定值得深思。”

這個被歷史封存的對話場景里，毛澤東用食指敲著泛黃的線裝書冊沉吟：“你參加革命整整四十五年，淮安距離南京不過二百里地，怎么十五年都沒能抽空回去看看？”書頁間夾著的淮河水利工程圖紙微微顫動，周恩來整理袖口的動作停頓了兩秒，窗外的銀杏葉沙沙作響。

江蘇淮安駙馬巷的青石板路上，1898年的春雨曾浸潤過周家宅院的瓦檐。少年周恩來在這里讀過《資治通鑒》，臨過王羲之的《喪亂帖》，也親眼見過運河纖夫脊背上的血痕。1927年南昌起義前夜，這位29歲的革命者在九江客棧給家鄉親屬寫過最后一封信，此后四十八載歲月里，淮安始終是他口中“最牽掛卻最不敢觸碰的念想”。

1946年5月的南京梅園新村，國共談判陷入僵局。某日黃昏，周恩來站在臨時辦事處的閣樓上向北眺望，暮色中的紫金山輪廓讓他想起淮安城外的缽池山。警衛員小張捧著新沏的雨花茶進來時，聽見首長正用淮安方言喃喃：“三阿婆門前的石榴樹，該有碗口粗了吧？”但當代表團成員提議趁談判間隙回鄉省親，周恩來卻擺擺手：“我要是回去，老家親戚怕是要被特務盯上三個月。”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十個春天，總理專機從淮安上空掠過。機組人員特意降低飛行高度，周恩來卻突然起身拉上舷窗布簾。隨行的保健醫生記得清楚，總理當時攥著窗簾的手指節發白，聲音卻平穩如常：“底下正在春耕，飛機太響要驚著老鄉。”那年淮安遭遇旱災，他批了三十臺抽水機支援故鄉，卻在物資清單上劃掉自己的名字。

“總理，您看這個要不要帶回去？”1958年冬，淮安縣政府派人送來一筐文樓湯包。周恩來仔細詢問了鄉親們的口糧情況后，讓秘書原封不動退回包裹，只留了張便條：“每月糧食定量請按中央標準執行，不可因我破例。”次年返鄉干部帶來周家祖墳的照片，他凝視許久后親手將照片鎖進保險柜，鑰匙交給鄧穎超保管。

1972年確診膀胱癌后，醫療組曾建議去揚州療養。周恩來對著地圖上近在咫尺的淮安看了許久，最終選擇留在北京。去世前三個月，昏迷中的他突然用淮安話清晰說了句“駙馬巷的梧桐......”，守在床邊的醫護人員無人知曉，那幾株百年古樹早在抗戰時期就被日軍砍去修了碉堡。

毛澤東1964年的那個疑問，直到1976年1月15日才得到完整答案。當百萬人佇立長安街送別靈車時，淮安老宅的井臺上擺滿了從全國各地寄來的白花。有位紅領巾在吊唁信里寫道：“周爺爺，我替您摸了駙馬巷的老磚墻，陽光照在上面特別暖和。”這些信件后來被鄧穎超轉贈淮安紀念館，嵌在玻璃展柜里，與周恩來少年時臨的字帖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