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學愛

1954年9月，劉少奇歡迎波蘭政府代表團團長、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貝魯特

特殊的信及黨費收據

在湖南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文物庫房里，收藏有一組特殊的文物。即1981年10月25日王光美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轉中央組織部的信及1981年11月10日中組部開具給王光美代劉少奇交納黨費的收據。

信長26.6厘米，寬19.2厘米，重5克，共2頁。信的第一頁右上角寫一“存”字，說明是王光美自存的一份。王光美在信中說，人民出版社給她送去出版劉少奇《論黨》的稿費2471.46元，作為少奇同志的黨費，請中組部收下。她還說，今后，無論初版或再版少奇同志著作（包括《劉選》）的稿費，她和少奇同志的孩子們均不能也不應該接收，請指定接收少奇同志稿費的單位。

黨費收據，長26.5厘米，寬19.1厘米，重2克。在印有“中共中央組織部”信紙的右上角，一長方形公章內有“值辦字1352號，81年11月10日”的字樣。收據內容為：“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轉來的王光美同志代劉少奇同志交納的黨費貳仟肆佰柒拾壹元肆角陸分整。”落款為“中央組織部，1981年11月10日”，并加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的紅色公章。

1981年12月底，王光美收到了中組部給社科院黨委轉她的復信，即中共中央組織部（81）組建字769號文件。

有的同志可能會問，劉少奇不是在1969年就逝世了嗎，1981年王光美怎么還要幫他交黨費？

原來，劉少奇生前曾囑王光美，將他的稿費全部作為黨費上交給黨組織。王光美多次收到的劉少奇的稿費，均按數額的多少分別交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或劉少奇所屬的黨支部。因此，劉少奇平反后，王光美仍按劉少奇遺囑將稿費作為他的黨費上交。1981年，人民出版社送來劉少奇《論黨》的稿費共計2471.46元，王光美全部上交中組部，作為劉少奇的黨費。這套文物就是王光美就此事寫給中組部的信及中組部開具的收據。該套文物是2022年1月劉家親屬捐贈給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體現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心系黨和國家，大公無私的精神和崇高品德，讓我們深深為之感動。經專家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稿費自己不用而是當作黨費上交，是不是劉少奇生前很富有呢？不是，而是他心中只有黨，只有人民，他考慮的是黨和人民的利益，而從不考慮自己個人的得失。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少奇的生活一直是很儉樸的，尤其在伙食方面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因為患有胃病，加上條件艱苦，到了延安后，劉少奇的胃病曾幾次發作。1945年，延安一帶遇上大旱，生活物資供應十分緊張，劉少奇就帶頭挖野菜充饑。可是，他也并不是沒有機會改善伙食。一次，報社送來了2000多元稿費，勤務員接到后，心想：這回有了稿費，可得好好給首長改善一下，讓他補補身子。沒想到把錢送到劉少奇那兒，他卻堅決不要，并耐心解釋道：“現在敵占區的老百姓都沒有飯吃，解放區群眾生活也有困難，咱們替人民辦點事兒不能額外再要報酬，要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結果，硬是把稿費退了回去。有的稿費劉少奇干脆把它當作黨費上交黨組織。如他把撰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得稿費就全部交為黨費。

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雖身居高位，但始終以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要求自己，所得稿費全部上交為黨費，帶頭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始終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劉少奇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不吃肉食，不要特殊照顧。他從不計較工作條件，在生活問題上始終堅持低標準，從未就這類問題提出過什么特殊的要求，一直在儉樸的生活環境中，不知疲倦地為國為民操勞著。

1963年以后，劉少奇一家住在福祿居的三合院平房里。為了節省煤，冬天他就讓孩子們和警衛人員住在一起。劉少奇生活很儉樸，很注意節約，甚至連“人走燈滅”這些細節都帶頭做好。

那時，劉少奇夫婦的工資，加在一起總共只有500多元。但家里人多，各項開支多。如他們每月交黨費25元（當時劉少奇每月交20元黨費，王光美交5元，超出規定好幾倍），劉少奇買煙、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費150元，給保育員的工資40元，每月的房租、水電等費用起先是40多元，后來增加到60多元。再除掉孩子們的生活費，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錢，就所剩無幾了，手頭不能不說是有點兒緊。可劉少奇還要用之接濟、幫助有困難的親朋好友。

所有稿費都上交為黨費，體現了劉少奇一心為黨、艱苦樸素、勤儉奉公、甘為公仆的高風亮節，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樹立了永遠值得學習的楷模，給我們以深思和震撼。

貝魯特送給劉少奇孩子禮物的禮品單

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文物庫房里，還收藏有這樣一組特殊的文物。這組文物就是1954年9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貝魯特送給劉少奇孩子禮物的禮品單，附件包括寫有“給劉少奇同志的孩子”的信封及貝魯特英文名卡片。

禮品單長27厘米，寬19厘米，紙質泛黃，上有五排打印的英文禮品名稱。每件禮品下面都對應地被工作人員翻譯成了中文：

兩盒巧克力糖

穿著克拉科夫附近波蘭民間服裝的一對洋囡囡

用波羅的海海岸琥珀做的項鏈

波羅的海琥珀制的手鏈

女人用的上衣裝飾品兩件

從禮品單上可看出來，后面3件禮物用大括號作了標記，旁邊寫有特別醒目的幾個字：“較貴重，當時即上交”。這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筆跡。禮品清單是1988年2月王光美捐贈給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經專家鑒定屬國家三級文物。2022年5月至8月，這份禮品單曾陳列于劉少奇同志紀念館“人·物·情——劉少奇交往文物展”的展廳里。當時，不少觀眾駐足于展柜前，聽講解員講述它背后的故事，深受感動。

貝魯特，1892年4月生，波蘭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波蘭人民的杰出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波蘭人民的偉大兒子、中國人民敬愛的朋友”。他為增進中波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他曾多次指出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并且經常關注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他曾經說過：“雖然我們兩國相距甚遠，但是我們之間有著生活各方面的空前緊密和深厚的合作。”1949年10月5日，波蘭就宣布承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7日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初期，中波關系處于全面發展時期。兩國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高層互訪頻繁，如中國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等先后訪問過波蘭；波蘭領導人貝魯特、奧哈布、西倫凱維茲等也先后訪問過中國。

1954年9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之際，貝魯特率領波蘭政府代表團前來中國參加國慶5周年慶祝活動。當時，劉少奇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會見波蘭代表團并向他們介紹中國情況，貝魯特非常高興。9月30日，劉少奇主持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大會。在慶祝大會上，貝魯特在講話中熱情洋溢地贊揚了中國人民在革命與建設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表達了波蘭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會后，貝魯特到我國各地參觀訪問。訪華期間，他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的極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

這份禮單上的禮品，就是貝魯特此次訪華特意送給劉少奇孩子的禮物。項鏈、手鏈、裝飾品，較貴重，劉少奇都按照規定上交國庫。但是糖果和洋娃娃，是貝魯特給孩子們的心意，價錢也不高，就替孩子們收下了，既有人情味，又嚴格講規矩。在劉少奇看來，利用個人特殊身份和地位，貪圖享受、中飽私囊的做法是與共產黨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

一般來說，劉少奇有一條規矩，凡是外國領導人贈送給他的禮品，他都要叮囑工作人員一件件登記造冊，上交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及有關部門保存，特別是對于一些具有收藏價值的珍貴禮品更是如此。后來，這些禮品大多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籌辦禮品館的陳列品，供人參觀。

1966年3月、4月間，劉少奇訪問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這三個國家送了不少貴重藥材、工藝品、紀念品等禮物給劉少奇，而且他們非常友好，非常真誠，工作人員實在推托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按照劉少奇的要求，他們把每一個國家送的東西，都造冊登記，送到有關部門收存。再如在1964年的一次日本工業展覽會上，日本友人送給劉少奇一臺九英寸電視機，體積小、造型美、圖像好。工作人員想給他的小孩留下，劉少奇說：“這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我們國家的。”最后，工作人員只好把它上交了。劉少奇就是這樣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公私分明。

劉少奇不僅嚴于律己，對子女、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同樣高標準、嚴要求。如他為工作人員明確規定了出差“四不準”：“每到一地，不準要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準請客吃飯，鋪張浪費；不準向人家要東西，人家送上門來也要婉言謝絕；參觀時不準前呼后擁地陪同，有個向導引路就行，不準影響地方負責同志的工作。”

貝魯特返回波蘭后，與劉少奇常有電文往來。如1955年1月，劉少奇收到了貝魯特發來的新年祝賀。1月9日，劉少奇也給貝魯特發去了新年賀電：“衷心地感謝您的新年祝賀。親愛的同志，請允許我向您致同樣熱烈的祝賀，并祝您健康。”

1956年2月，貝魯特率領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出席了蘇共二十大，會后突發心肌梗死，于3月12日在莫斯科逝世，終年64歲。3月13日，劉少奇獲知貝魯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于當晚11時同毛澤東、周恩來等到波蘭駐華大使館吊唁，面請大使館臨時代辦馬伊曼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貝魯特的沉痛悼念。他們在吊唁中對貝魯特作了高度評價，贊揚了他為波蘭人民以及中波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所作出的努力。

這張禮品單，不僅反映了中國人民與波蘭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更讓我們從中感受到劉少奇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的高尚品格，讓我們的心靈受到洗禮。

1981年，王光美給中國社科院轉中央組織部的信及代劉少奇交納的黨費收據

1950年5月2日劉少奇寫給七姐劉紹懿的信的抄件

1950年5月2日劉少奇寫給七姐（劉少奇的二姐，按叔伯姐妹排行為七姐，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劉紹懿的信的抄件，全文1500多字，信長27.2厘米，寬19.1厘米，重16克；2022年1月由劉家親屬捐贈。它體現了劉少奇在對待親友的請托問題上，堅持律己修身、不徇私情的清廉本色。經鑒定，為國家三級文物。

劉紹懿生于1896年，是劉少奇胞姐，只比劉少奇大兩歲。姐弟倆幾乎是一起長大的，只是沒有一同上學。小時候，姐弟倆關系很好。七姐10多歲出嫁到離炭子沖七八里路遠的楊林橋白蟻塘，劉少奇和六姐一起去送過親。

七姐丈夫張澤南家也是當地一戶比較殷實的人家。他們家祖祖輩輩都是以種田為本。七姐長年在家務農，一年到頭都沒有得閑的時候。

湖南解放后，劉少奇和七姐有來往并互通書信。1950年春，劉少奇又接到了七姐的一封來信。這次七姐在信中主要是說家鄉土地改革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想法。

1950年湖南土地改革運動開展起來以后，七姐家因為解放前將家里的土地全部出租，自己不耕種，所以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他們家按人口平均分得田3畝，茅屋3間。七姐年歲已大，子女都外出讀書或工作，家中勞動力不足，生活自然比不上過去。七姐想到自己過去也勞累了一輩子，如今劃個地主，一時想不通，對減租、限租和退押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便將自己的情況向北京的弟弟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反映，并抱怨說：“我在塘邊，一邊打水一邊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這里打水……”言外之意，是希望劉少奇幫忙說句話，特殊照顧一下。

劉少奇接信后，知道家里其他人都存在和七姐同樣的思想問題，需要向他們解釋。于是，他親自提筆給七姐回了這封長信。其實，劉紹懿哪里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區實行減租退押，她弟弟劉少奇就是具體政策的參與制定者。回信中，劉少奇進一步向七姐宣傳黨的政策，幫助教育她應該相信政府，糾正自己的模糊和錯誤的思想。

在信中，劉少奇首先告訴七姐，要正確認識自己對別人的剝削行為，要正確對待遭受剝削的貧苦農民。他明確告訴七姐：“鄉下現在要減租退押，也是對的，你們應該照退。”“二五減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辦的，你們必須老老實實照辦。”

對于日后的生計，劉少奇規勸七姐說：“你們以后應該勞動，自己作田，否則，你們就沒有飯吃。……在今年分田以后，農會還會分幾畝田給你們自己作的，以后你們就作田吃飯。”

在信中，劉少奇還表明了自己的榮辱觀：“你們不要來我這里，因我不能養活你們。我當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們在鄉下種田吃飯，那就是我的光榮。”

劉少奇考慮到家鄉健在的六姐（劉少奇大姐）家也是地主，七哥（劉少奇三哥）家是富農，已經過世的四哥（劉少奇大哥）和六哥（劉少奇二哥）家也都是富農，希望七姐能把他這封信讓他們都看看，使他們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正確地對待土地改革運動。

七姐按劉少奇的意思把這封信傳給在家的六姐和七哥他們看了，大家都覺得弟弟講得有道理，今后不能再買田吃租金了，只有老老實實地參加生產勞動才是唯一的出路。后來，他們再也沒有怨言了。他們在政府分給的土地上辛勤勞動，自食其力，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好評。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少奇為使自己的親人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正確地對待土地改革運動而不濫用黨和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對自己的親屬不徇私情的高大形象。劉少奇嚴于律己，公正廉潔，從不利用權力謀私，為各級領導干部作出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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