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潤民

劉志丹

劉志丹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中國工農紅軍的高級將領。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陽縣三交鎮（今屬柳林縣）作戰中不幸犧牲，年僅33歲。1994年被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2009年9月，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短暫的一生，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歷盡艱險。1931年，劉志丹在陜西省彬縣（今彬州市）從事“兵運”期間，被敵誘捕入獄是他革命生涯中驚險的一幕，也是他在陜甘邊地區由“兵運”轉為創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的一個轉折點。

開展“兵運”，“借水養魚”

1928年，中共陜西省委根據黨的六大制定的方針，作出開展軍事運動的決議。“軍事運動”又稱“士兵運動”，簡稱“兵運”：派共產黨員打入軍閥部隊，發展黨組織，學習軍事，訓練干部，做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工作，伺機發動起義。這種做法被比喻為“借水養魚”：借國民黨軍閥的“水”，養共產黨的“魚”——軍隊。這是中國共產黨吸取大革命運動失敗的教訓，被“逼上梁山”后采取的應對措施。1924年至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掀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和政治運動，史稱“國民革命”。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為了支持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唯獨沒有搞士兵運動。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年7月，汪精衛也在武漢背叛革命，“寧漢合流”，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血的教訓使共產黨認識到，必須抓槍桿子，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劉志丹上過黃埔軍校，又是陜北人，被中共陜西省委任命為陜北特委軍委書記，領導那里的兵運工作。他利用各路軍閥招兵買馬的機會，號召黨團員和進步青年打入軍閥部隊，爭取掌握兵權，為起義作準備。

1930年10月1日，劉志丹在甘肅合水縣太平鎮收繳國民黨民團武器，舉行起義，接著又收編了趙二娃、唐青山、賈生才三股“山大王”，隊伍一下子發展到2000多人。不料，在寧縣的張皮塬遭敵伏擊，損失慘重，只剩下100多人。為了保存這支革命隊伍，劉志丹決定投奔軍閥蘇雨生，爭取在國民黨西北軍弄個番號，使部隊的吃、穿、武器等有保障，再尋找機會把隊伍帶走。

蘇雨生早年在綏遠當過土匪，馮玉祥主政西北邊防期間，將蘇的人馬收編，給了他一個騎兵師師長的頭銜，命其駐守陜北三邊。1930年11月，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被蔣介石打敗，無力負擔蘇部糧餉。蘇雨生改換門庭，投靠了主政陜西的地方實力派楊虎城，被任命為警備騎兵旅旅長，駐守陜甘交界的彬縣。

1929年，劉志丹搞兵運時，曾在蘇雨生部當過中校團副。劉志丹乘蘇擴充勢力之際，派馬錫五、陳鴻賓兩人前往彬縣，商談加入蘇部。

蘇雨生被收編以后，聘請榆林中學教師谷連舫擔任副旅長。谷連舫在榆林中學任教時，劉志丹是他的學生，兩人有師生之誼。雖說劉志丹和蘇雨生是“舊交”，但時過境遷，若蘇雨生一口回絕，丟面子事小，沒有了回旋余地事大。因此，派曾當過哥老會大爺的馬錫五出面，陳鴻賓做助手。哥老會是清末民初一個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多由中下層群眾組成，帶有反抗官府壓迫的色彩，在陜甘民間很有勢力。馬錫五有哥老會的背景，再加上谷連舫從中斡旋，蘇雨生很給面子。馬錫五先用哥老會的話題開場，蘇雨生假惺惺地說：“早聞‘馬大爺’的大名！實不相瞞，當年我還想投奔您呢，只是無人引薦，哥老會門戶太深，這才落了草。”馬錫五接過他的話說：“風水輪流轉！當年您想投奔我，今天我來投奔您，咱倆不是有緣嗎？如蒙蘇旅長看得起，請給我這100多個弟兄賞口飯吃。”又補充道：“我這100多個弟兄都上過戰場，不用訓練就能打仗，這比您招新兵要省事得多！”蘇雨生和谷連舫交換了一下眼色，谷副旅長點了點頭。蘇雨生趕忙回應道：“俗話說，來得早不如趕得巧！當值用人之際，‘馬大爺’來得正是時候！”遂答應收編劉志丹的游擊隊，給了個補充團的番號，任命劉志丹為團長，楊樹榮為中校團副，陳鴻賓為少校團副，馬錫五為軍需官。

馬錫五圓滿完成了劉志丹交給他的任務。在后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陜甘寧邊區隴東地區專員的他，巧判封捧兒的婚姻案件，被譽為“馬青天”。電影《劉巧兒》原型就是封捧兒。因了這部電影，全國人民都知道了馬錫五的大名。

不計較的那些事

1931年3月3日，劉志丹奉蘇雨生之命，帶著隊伍開往職田鎮。

職田鎮位于陜西旬邑縣東門以外20公里處，距離彬縣30多公里，離甘肅正寧縣最近處還不到10公里，是陜甘交界處最大的一個鎮，又是進出子午嶺山區的必經之路，當地人稱之為“出山口”。旬邑縣國民黨政府在這里設有鎮公所和民團，把守著這個出入甘肅境地的“關口”。職田鎮的名字頗有來歷，相傳唐朝大將尉遲敬德在此屯兵養馬，“帶職耕田”，鎮名由此而來。

筆者的出生地青村，距離職田鎮5里路，童年時常隨父母到鎮上趕集、看戲。那時，職田鎮城墻又高又厚，有幾戶人家竟然在城墻上打窯鑿洞，安家過日子。進了城門，就是職田街，街道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店鋪，路旁吃食攤子一個接一個：羊肉燴餅、豬肉包子、油糕、麻花、炸油餅、石頭干糧……伴隨著撲鼻的香味，“豬油哩肉哩，肥哩瘦哩”的叫賣聲不時傳入耳鼓，把我們小孩子饞得直流口水。更令人向往的是位于城內的大戲樓，那是鎮上的娛樂中心，縣劇團的名角們常在這里亮相。每逢重要節日或重大活動，鎮上舉行群眾大會，那戲臺便成了大會主席臺。史書記載，劉志丹曾在那戲臺上講過話。兒時的我，能去職田鎮趕一次集、看一回戲，真是開眼界，見世面！

可惜的是，職田鎮那雄偉壯觀的城墻，那高高聳立的戲樓，在20世紀70年代初被拆除了。

蘇雨生將劉志丹的隊伍安置在這里，一是子午嶺大山里的土匪經常來此搶劫百姓，讓這個新收編的補充團來對付土匪；二是讓這支非嫡系武裝遠離自己的統治中心。劉志丹不計較這些，有番號就有了合法地位，不僅穿上了正規軍的服裝，還領到了生活費，解決了后勤保障問題。

安頓停當后，劉志丹派楊樹榮前往西安，向陜西省委匯報。

1936年，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與女兒劉力貞合影

密寫在《紅樓夢》里的省委指示

1931年4月初，中共陜西省委派高崗以巡視員身份來到職田鎮。高崗，陜西橫山縣（今榆林市橫山區）人，1905年出生，比劉志丹小兩歲，兩人是榆林中學校友，早年一起搞過兵運。此時的高崗代表中共陜西省委，一是傳達省委的指示，二是視察劉志丹的部隊。

省委的指示密寫在拆開的《紅樓夢》字縫中，放在點心盒里。大意是：同意劉志丹的決定，充分利用蘇雨生給的補充團的名義，迅速擴大隊伍，尋找機會把部隊拉出去，打擊敵人。王世泰在回憶錄中說，他見過密寫在《紅樓夢》里的省委指示。這說明省委的指示只傳達到黨員干部這一級。王世泰當時是補充團一名班長，在黨內擔任組織委員。高崗拎著個點心盒子到職田鎮，一是隱藏省委指示，二是佯裝看望老鄉和好友。補充團大多是陜北人。

筆者在職田鎮上高小時，常常聽到鎮上的老人們議論說：“‘高麻子’（高崗）曾在咱這里住了半年多！”“半年多”，顯然是夸張了。高崗是4月初到的職田鎮，6月，補充團就被迫繳了槍。這樣算來，高崗在職田鎮最多住了兩個月。處于秘密狀態下的省委代表能在渭北高原一個小鎮住上兩個月，時間已不算短。高崗，人如其名，大高個兒，和職田鎮當地人比起來高出一大截，臉上有麻子，說一口帶有濃重鼻音的陜北話。職田鎮除逢集開市外，平時外地人很少，常住人口不多，大家彼此都認識。這樣一個很有特點的外地人在鎮上一住就是兩個月，必然引人注意：“探親訪友？一般探親訪友，不過三五天，這個人怎么待了這么長時間？做生意的？不像！咱這地方沒有啥大買賣可做，最大的生意不過是倒賣牲口，最遠的客商是北塬（甘肅正寧）來的人。”鎮上的人紛紛猜測這個大個子陜北人的身份、來職田鎮的目的，可就是猜不出來。

高崗在職田鎮這兩個月究竟做了些什么，盡管對外保密，但從側面可以反映出來。

劉志丹看到省委的指示后，馬上行動起來，開展宣傳、交友、擴軍等工作。他派馬錫五、陳鴻賓到子午嶺、南梁一帶尋找失散的部隊。他要求部隊抓緊發展黨員。雖然活動是秘密的，黨員的身份不公開，但王世泰（補充團1連1排2班班長）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這說明，補充團黨組織所進行的各種活動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聲勢。劉志丹的部隊紀律嚴明，買賣公平，不打人罵人，禁煙、禁賭、禁嫖，老百姓明顯感覺到這支隊伍不同于其他軍閥的部隊。

王世泰在回憶錄中還說：“黨員人數已達到30多人。”補充團剛到職田鎮時總共才100多一點人，短短的時間里，黨員人數一下子達到全團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黨組織的發展和進行的“有聲有色”的活動，顯然是在省委代表高崗領導下進行的。

高崗不僅僅巡視和指導補充團的工作，旬邑有地下黨，黨組織受省委直接領導，省委巡視員既然已經到了旬邑，不可能不和當地黨的組織發生聯系。

最近幾年，發現了一份革命文物——“呂振邦盤費”。這是旬邑地下黨和劉志丹的部隊聯系的物證。1928年5月，旬邑起義失敗后，旬邑黨組織成立了游擊隊，呂振邦既是旬邑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又是旬邑游擊隊隊長。“盤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支出清單。清單上列舉了從采購食品到住宿、遞狀子等名目繁多的開銷。這顯然不是旬邑游擊隊的開銷清單。旬邑游擊隊不過二三十個人，都是當地人，他們主要靠打土豪解決吃穿問題，有時候還自帶干糧，用不著、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支出。“盤費”落款的年份是“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31年。而陰歷的三月二十三日，按陽歷算是5月10日，正是劉志丹的補充團在職田鎮駐扎期間，也是高崗以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在職田鎮活動的時間段。高崗奉省委指示，為劉志丹的隊伍和旬邑地下黨牽線搭橋。

劉志丹在補充團內發展黨員以及和旬邑地下黨聯系的消息，傳到了蘇雨生的耳朵里。讓蘇雨生特別不安的是，劉志丹的補充團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人數翻了一倍，由原來的10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他擔心這會對自己構成威脅。更讓他惱火的是，劉志丹還和自己手下的苗團長和谷連舫副旅長經常聯系，蘇雨生認為這是挖他的墻腳。矛盾日積月累，蘇雨生對劉志丹的疑慮一天天地加重，開始在糧餉問題上發難，既不足額撥糧，又不按時發餉。劉志丹派人交涉，蘇雨生冷冰冰地回復：“我是按100人的名額撥的糧餉，現在你們增加到200多人，有能耐，自己去想辦法！”

不久，一樁突發事件使蘇雨生徹底變臉。

被誘捕入獄

因蘇雨生斷了糧餉，補充團陷入沒有糧吃、沒有錢花的困境。沒有辦法，只好采取打土豪的老辦法，解決吃飯問題。一天，陳鴻賓帶領一個班的戰士，到離職田鎮不遠的下塬，找當地一名叫劉日新的大地主借糧。這劉日新可不是一般的財主，家有上千畝土地，整個村都是他劉家的。村子不大，實際上是座小城，四周由城墻圍著，進出只有一條通道。入口有人把守，外人不得隨便進入，儼然是個獨立王國。劉日新常年雇有10多個持槍的“保家隊”，保護他的家產和人身安全。他還和國民黨旬邑縣政府以及縣保安團有聯系，方圓幾十里沒有人敢惹他。

一開始，陳鴻賓以禮相待，以商量的口吻說是借糧，等糧餉發下來一定如數歸還。陳鴻賓還說：“我們是奉蘇旅長之命駐扎職田鎮，身負剿匪重任。劉先生想必知道楊謀子、李培宵這兩股土匪常在這一帶禍害百姓，他們首先搶的就是你們這些有錢人。我們是保護你們的，你拿出點兒糧來支援一下駐軍，難道不應該嗎？”

劉日新平日驕橫慣了，根本不把陳鴻賓他們放在眼里，氣哼哼地說：“我手下那十幾個保鏢可不是吃素的！你打聽打聽，哪一路土匪搶過我？小股土匪，我這十幾個弟兄就能對付。這里離縣城近，大股土匪不敢來！”末了，竟說：“我看，你們私闖民宅，上門要糧，和土匪沒有什么兩樣！”戰士們一聽，火冒三丈，回敬道：“你這個守財奴！不給糧也就罷了，還張口罵人！”有個戰士指著身上的軍服，說：“誰是土匪？你睜大眼睛看看！”年輕氣盛的戰士們越說越有氣，忍不住推了這老家伙幾下，又踢了幾腳。陳鴻賓趕緊上前阻止。

把糧食和面子看得比命還重的劉日新認為受了侮辱，事情傳出去，沒有臉見人，于當日服毒自殺。

劉日新在旬邑縣是有名的大財主，據說家里存糧上百石。兔死狐悲，旬邑當地那些大大小小的財主借機生事，說劉日新是被逼死的，還有人說是被劉志丹手下的兵打死的。“什么補充團？分明就是共產黨！劉志丹是共產黨的頭子！”20多個財主、鄉紳聯名向省政府告狀，而劉日新有個外甥在楊虎城的省政府里任職。事情一下子鬧大了。楊虎城本來對共產黨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一下出了人命，不能不管，下令蘇雨生查處。

蘇雨生接令后，以商量軍機要事為由，將劉志丹騙到彬縣，關押起來。接著，派出兩個團的兵力包圍了職田鎮，勒令補充團繳槍。

補充團的指戰員聽說劉志丹被押，群情激憤，紛紛表示要與蘇雨生拼命。但是，又擔心一旦打起來，會危及劉志丹的性命。部隊臨時負責人魏佑民、劉約三、陳鴻賓經過反復考慮，決定派劉約三為代表，與敵團長談判。劉約三，陜北保安縣人，和劉志丹是同鄉，畢業于綏德第四師范學校，當過保安縣教育科長，1928年經劉志丹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補充團里少有的“大知識分子”。和敵人談判屬于“文仗”，需要文化人出面，劉約三就成了不二人選。他向對方提出三個條件：一、立即釋放劉志丹；二、補充團里不愿當兵的，發路費讓其回家；三、不準傷害我方任何一個人，不準搜腰包。這三個條件有理、有節，敵團長基本答應，只是釋放劉志丹一事他這個級別做不了主，不過，他可以保證劉志丹的人身安全。劉約三覺得這個團長的話可信，遂命令部隊繳槍。繳槍后，少部分人回家了，剩下七八十個骨干被帶到彬縣，先軟禁在彬縣縣城東關的娘娘廟里，后被編為蘇雨生部直屬運輸隊。運輸隊只不過是個幌子，實際上什么也沒有運過。同志們關心劉志丹的命運，迫切想見到他，無奈自身處于被監視狀態，只能把營救的希望寄托在上級黨組織上。

營救劉志丹

在劉約三一行七八十人被帶到彬縣的同時，補充團黨支部趕緊派劉映勝等人趕往西安向省委匯報，希望省委通過上層關系營救劉志丹。中共陜西省委得知后，立即通過在國民黨陜西省政府擔任要職的地下黨員南漢宸聯系杜斌丞。杜斌丞，時年40多歲，身材偉岸，皮膚紫黑，方臉闊面，雙目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世事；最有特點的是那微微上翹的黑色八字須，成為他形象的標志，人稱“杜大胡子”。杜斌丞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曾任榆林中學校長，是劉志丹的老師。他思想進步，同情革命，非常賞識劉志丹的才干和愛國思想。此時，他擔任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總參議兼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經楊虎城批準，他借檢閱蘇雨生部隊的機會，親臨彬縣。臨行前，楊虎城要他就“劉日新事件”實地調查，弄清真相。而杜斌丞則想借此機會營救劉志丹。

蘇手下的谷連舫副旅長是杜斌丞任榆林中學校長時的同事，老朋友相見，噓寒問暖之后，直奔主題。谷連舫明白老校長此次來彬縣的真實目的。杜讓谷向蘇旅長曉以利害：“要給自己留條后路，切不可把事做絕了！”

蘇雨生久闖江湖，面對變幻莫測的政壇風云，當然想給自己留條后路。在歡送杜斌丞離彬回省府的宴會上，他說：“杜先生德高望重，名震三秦。您老不辭辛苦光臨這渭北小縣，鄙職不勝榮幸，招待不周，見諒！還望先生在楊主席那里多美言幾句。”說到釋放劉志丹一事，蘇雨生說：“鄙職是奉命辦事，不得已而為之。既然（劉志丹）是您的學生，鄙人哪敢興師問罪？不過，要把人放出來，還得有人擔保，這也是例行公事嘛！”

坐在一旁的谷連舫爽快應道：“我來擔保。”

1931年6月，劉志丹獲釋。谷連舫俠肝義膽，好人好事做到底，為了保證劉志丹的安全，特意安排出獄后的劉志丹住到他在彬縣城內后稷祠的家里。在劉志丹離開彬縣時，又送了他兩支駁殼槍，還順便將一同入獄的李勤甫放了出來。李勤甫是隴東軍閥陳珪璋的副官處處長，因為陳珪璋買槍路過彬縣被捕，在獄中和劉志丹交上了朋友。劉志丹由李勤甫陪伴，前往駐守在甘肅平涼的陳珪璋部。

在蘇雨生部搞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白冠五為劉志丹送行。劉志丹請白冠五將自己的行程和打算轉告運輸隊內的黨員同志，要求運輸隊暫時駐在彬縣，隨時做好把隊伍拉出來的準備，同時要向省委匯報。兩人邊走邊談，不知不覺來到彬縣有名的古跡大佛寺前。劉志丹依依不舍，離別時以詩相贈：“丹心綿綿欲訴君，五中耿耿千秋銘。西出陽關擊螃蟹，旭日東升滿地紅。”

創建陜甘游擊隊

補充團被迫繳槍以及劉志丹在彬縣入獄，表面上看是壞事，實際上意味著蘇雨生這個小軍閥的好日子到頭了，同時也加快了西北地區中共直接領導的軍隊的誕生。壞事最終變成了好事。

杜斌丞回到西安后，面見楊虎城將軍，將“劉日新事件”及劉志丹入獄情況作了詳細匯報。杜斌丞說，劉日新是自殺身亡，他要自尋短見，誰也攔不住。經查詢，劉死前身體沒有被打傷的痕跡；如果真的是被打傷致死，那還不鬧翻了天！也不會那么匆匆下葬。所謂“被劉志丹手下的人打死”一說，純屬謠言。此事起因是蘇雨生違背承諾引起的，他不給補充團按時發放糧餉，弄得劉志丹的隊伍沒有糧吃。聽到這里，楊虎城忍不住插話：“咱們不是按他報上來的人數撥款了嗎？”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看來這家伙是編造假名單，吃空餉啊！”杜斌丞又把蘇雨生克扣軍餉據為己有的有關事實相告。楊虎城說：“此人言而無信，陽奉陰違，不能再用了！”

1931年8月，楊虎城派孫蔚如部進兵甘肅，順手將蘇雨生部從彬縣武力驅逐，換上省政府警衛團駐守彬縣。警衛團團長張漢民，山西人，中學畢業后進入楊虎城的教導隊，先后擔任楊的隨從副官、衛士營營長、警衛團團長，是楊的親信。張漢民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關系在中共陜西省委軍委。警衛團里有不少共產黨員，此時駐守彬縣的李明軒連長就是其中之一。派張漢民的警衛團駐守彬縣，從后來的結果看，是楊虎城和陜甘游擊隊建立聯系的布局。

早前，楊的部隊在三原縣駐守期間，張漢民鏟除了當地一名惡紳，因此被捕入獄，還是楊的部下趙壽山保釋出獄的。張漢民中共黨員的身份，楊虎城心里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久，劉志丹的部隊從甘肅北部華池縣南梁南下，開到毗鄰陜西旬邑的甘肅正寧縣境內。開始，部隊叫西北抗日同盟軍，1932年初，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這正是楊虎城的警衛團駐防彬縣期間。

楊虎城是20世紀30年代和中共建立統一戰線較早的地方實力派。1933年，他和紅四方面軍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開辟了川陜紅色交通線。1935年紅25軍入陜，楊虎城派張漢民的警衛團追而不打，還給紅25軍送地圖、通信器材、藥品等。

而楊虎城和自己眼皮底下的共產黨人建立統戰關系，時間更早，那就是1931年8月至1932年初，張漢民的警衛團駐守彬縣期間。當時，中共陜西省委軍委書記汪鋒和張漢民團長在彬縣水簾洞設立了秘密交通聯絡站，給陜甘游擊隊提供武器、醫藥、軍用地圖、望遠鏡和通信器材，掩護往來于西安和旬邑以及甘肅正寧的地下黨、游擊隊傷病員。

1935年12月，毛澤東派汪鋒以“特使”身份赴西安面會楊虎城，共商“反蔣抗日”事宜。一年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發生既有外因，又有內因，內因就是楊虎城和中共長期實行統一戰線的結果。

決心向毛澤東學習：建立根據地，擴大游擊區

當孫蔚如率兵武力驅逐蘇雨生時，留在彬縣的運輸隊，在省委派來的聯絡員史直齋和運輸隊黨組織委員王世泰率領下離開彬縣城，趕往寧縣早勝鎮，和劉志丹會合。

從1929年到1931年夏，劉志丹在陜甘地區進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運和士兵起義，大多以失敗告終。他總結失敗的原因是：“軍事運動沒有和農民運動相結合，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

劉志丹決心向毛澤東學習，要“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游擊區”。

劉志丹認為，陜西旬邑地區溝壑交錯，塬、川相連，利于開展游擊戰。“二八起義”后，那里黨的組織一直在活動，群眾基礎好，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理想之地，而毗鄰旬邑的彬縣，可以成為游擊區。

1932年2月初，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在職田鎮以北10多里的甘肅正寧縣三甲塬宣告成立。緊接著，陜甘游擊隊攻取了職田鎮，進行了陽坡頭伏擊戰，南下攻克旬邑縣城。如劉志丹所設想的那樣，旬邑周邊成為陜甘邊新蘇區的一部分。1932年12月24日，陜甘游擊隊在旬邑馬欄的楊家店子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西北地區第一支正規紅軍誕生。

1932年3月至10月，劉志丹帶領陜甘游擊隊先后3次在彬縣二十里塬一帶打土豪、分糧食，處決了幾個民憤極大的貪官和土豪，在部分村莊還建立了農會和政權機構。

1932年5月初，劉志丹帶領陜甘游擊隊去馬欄，路過彬縣，在龍高鎮的土陵河灘石橋渡口，乘坐船工竇彥明父親的船渡涇河，中午時分，在土陵村休息、吃飯。部隊一到村里，便宣傳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為窮苦老百姓打天下的，號召窮人團結起來鬧革命。劉志丹平易近人，吸著旱煙，說話和氣，給當地群眾留下深刻印象。竇彥明的父親說：“我活了半輩子，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到了窮人家里，掃院子，喂牲口，打水……什么活都干！”當時游擊隊穿的衣服破破爛爛，劉志丹穿著和士兵一樣的衣服。衣服雖破，但紀律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吃飯付飯錢，渡河付船錢。群眾不收，劉志丹解釋說：“這是紅軍的規矩，請大家一定要收下。”

1933年4月的一天拂曉，紅26軍第2團由旬邑縣土橋鎮和淳化縣方向開到彬縣的龍高，包圍了龍馬城，全殲城內國民黨民團。接著，又開往高村，打富濟貧，開倉放糧。1933年秋，紅26軍第2團和騎兵團先后兩次攻打彬縣永樂城，雖未攻克，但在周圍村莊打土豪，分糧食，發傳單，貼標語，大殺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威風，長了人民的志氣。

正如劉志丹兩年前所設想的那樣，彬縣成為紅軍的游擊區。劉志丹的大名傳遍了彬縣，當地人民都知道他領導的隊伍是窮人的隊伍，共產黨和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年輕人向往紅軍。就連國民黨彬縣政府設在永樂鎮的反動武裝民團中的很多士兵也人在敵營心向紅軍，于1933年和1935年先后發生兩次起義，起義領導者胡彥英和王富貴分別帶領一個班和一個連的戰士參加了紅26軍，跟隨劉志丹南征北戰，為窮人打天下，成為紅26軍團級指揮員。彬縣永樂和龍高地區1932年至1933年一年時間內，另有10多名青年參加了劉志丹的部隊。

劉志丹在彬縣從事兵運，不管是駐防職田鎮開展工作，還是最后被營救出獄，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共陜西省委的領導下進行的。1931年底，劉志丹率軍到陜甘交界的甘肅正寧縣，在中共陜西省委的直接領導下，公開打出紅旗，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接著，陜甘游擊隊又根據黨中央和陜西省委的指示，于1932年12月在陜西旬邑縣馬欄鎮改編為紅26軍。西北第一支紅軍隊伍，從醞釀到誕生，始終置于黨的領導之下。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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