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70年1月20日，中斷了整兩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又舉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國大使館進行會談。

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當天中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可是，幾個小時以后，麥克洛斯基又奉白宮的指示，出來修正他的說法。他宣稱，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

敏感的外交界人士當然注意到，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美國官方發言人首次用這個正式名稱。麥克洛斯基反復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次。

在此以前，中美大使級會談延續了15年，會談了134次，被人稱為“時間之長、次數之多、爭論之激烈，為近代國際關系史上罕見的外交談判”。

如今，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除了地點是第一次在中國大使館舉行之外，程序上、內容上幾乎沒有什么新變化。

1、蘇聯大使的擔憂

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拿出一份事前在華盛頓經過充分準備、逐字推敲的發言稿，照本宣科地讀了一遍。中國駐波蘭使館代辦雷陽也同樣拿出一份得到國內批準的稿子，像往常一樣照念。

當周恩來在北京讀到斯托塞爾的正式發言稿時，敏銳地從兩句不那么顯眼的話中發現了一點新信息：發言中申明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的官員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面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基辛格在華盛頓接到中國臨時代辦雷陽的發言稿，也從中國人慣常用的詞句中發現了兩句頗有新意而又相當含蓄的話：

我們愿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于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并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系。這些會談可繼續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級進行或通過雙方同意的其它渠道進行。

基辛格看罷暗自發笑：

在相隔一萬二千英里的兩國首都擬定的兩篇正式發言，實際上是用兩國各自慣用的語言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可見，兩國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第一次開始彼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對方。基辛格想到這里，趕快拿起直通總統辦公室的專用電話。

1970年1月21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級的第135次會談舉行以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剛剛跟尼克松總統碰過頭，昨天的華沙會談使他深受鼓舞。尼克松覺得，這次該由他本人發出信號了。尼克松決定在2月份向國會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別報告中，發出新的信號。他已經囑咐這個報告有關中國的部分由基辛格來起草，要講幾句中聽的、讓中國人獲得好感的話，要透露美國“盡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實際關系的步驟”。基辛格的頭腦中已經涌現出諸如“偉大而生氣勃勃的人民”、“勤勞、勇敢而有天賦有教養的人民”之類的形容詞，用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國。

基辛格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不久，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就出現了。這位身材高大、器宇軒昂的蘇聯大使跟基辛格保持著一系列的機密往來，這一往來后來被稱為“后門渠道”，又被稱為“多勃雷寧-基辛格渠道”。它是處理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極為敏感的問題的一種手段。

多勃雷寧剛剛坐下寒喧了兩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請給他介紹昨天中美華沙會談的情況，多勃雷寧凝視著基辛格，說：

“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布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基辛格感覺到他的睿智、關切的目光包含著忐忑不安。盡管基辛格極為自信，他還是十分欽佩多勃雷寧，認為他是蘇聯第一流的美國問題專家。多勃雷寧富于想象力，溫文爾雅，具有開展高級外交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交場合，都能控制感情，反應敏銳，談笑自若，應酬自如。基辛格覺得他是一個能以爐火純青的技巧活躍在華盛頓上層社會的能人。

基辛格了解過他的履歷。他在大學里學的是歷史，又獲得過航空工程師的職稱，戰時在造飛機的工廠干過，年輕時在莫斯科就有“美國通”的雅號。基辛格常常利用他與蘇聯高層首腦的關系向克里姆林宮轉達美方的觀點，而依靠自己駐莫斯科外交官的時候并不多。

現在，基辛格聽著多勃雷寧的要求，產生了一種下棋獲勝者的優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寧就很善于利用美國人的弱點來巧妙地耍弄美國人。

有一次，多勃雷寧在社交場合中引用了威爾·羅杰斯的話：“美國在戰爭中從來沒有失敗過，而在會議上從來沒有得勝過。”他在眾多的各國外交官面前博得了笑聲。

昨天華沙會談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機會，他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寧：“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多勃雷寧老練地用笑聲掩蓋了自己的尷尬。笑罷，他說：“我希望美國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

基辛格笑著提醒他說：

“大使先生，我記得去年尼克松總統當面向你表明過，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想使蘇聯為難。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雙方都不能容忍互相為敵的形勢發展下去，就像美國不想永久與蘇聯為敵一樣。我也再次說明，中美兩國的接觸，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動，這不是針對蘇聯的。”

基辛格望著多勃雷寧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態，本來想告訴他，昨天會談的情況很簡單，無非是每個大使念了一篇預先寫好的發言稿；但又一想，多勃雷寧并未因為莫斯科在任何問題上從未向美國介紹過情況而猶豫不決，竟然理直氣壯地來打聽中美會談的情況。

基辛格笑了笑，把話題換了：“大使先生，您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會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著多勃雷寧心不在焉地應酬著答話的樣子，基辛格幸災樂禍地想到，北京已經成為觸發蘇聯人“神經痛”的地方。

基辛格馬上聯想起最近流傳的一個典型笑話——勃列日涅夫給尼克松打熱線電話說：“聽說你有一臺新式的超級電腦，能預言2000年將要發生的事情。”

尼克松當然自豪地回答：“是呵，總書記閣下，我們美國有這種玩藝兒。”
“嗯。總統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那時的蘇共政治局委員的姓名呢？”
沉默了頗長一段時間。
“啊哈！”勃列日涅夫譏笑地叫了起來，“你的電腦不怎么先進嘛！”
“不，不對。總書記閣下，”尼克松認真地回答說，“電腦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但是我不認得。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

基辛格想，對于蘇聯人來說，這并非笑話。中美接近必定會觸發一場地緣政治革命。要是昨天華沙會談能取得成果，一個美國使節訪問北京所造成的沖擊力，將不亞于一顆百萬噸級的原子彈爆炸，會使克里姆林宮苦惱萬分。

2、氣急敗壞的尼克松

1970年5月21日，當自信滿滿的尼克松總統坐下，批閱起辦公桌上的報告與文件時，他看到了毛澤東的“五二○聲明”。昨天，這位中共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著廣場上近百萬革命群眾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他的下巴都氣得扭歪了，脾氣變得特別壞。尼克松沒有像往常那樣，將自己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召來，對事態作進一步的分析，而是氣急敗壞地抓起電話頒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著的第七艦隊的艦只全部開進臺灣海峽，挫掉中共那種好戰的銳氣。我要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在虛張聲勢，恐嚇他們…，我不想要什么長篇大論的文件。不要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我要你打電話傳達，這是總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訴萊爾德（當時的國防部長)，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我要艦只在24小時內到達臺灣海峽。”

盡管尼克松大發脾氣，他的下屬們倒是十分清醒。毛澤東無非是在天安門上像往常一樣大罵“美帝”，這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并沒有產生異常的攻擊美國軍艦或是殺害美國人生命的后果，也沒有進犯美國盟友臺灣，并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威脅美國安全的行動。

而且，尼克松的親信們追隨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與脾氣，早已認識到這類命令如果不在24小時內執行是會更有利于國家利益的。

這件事表明了這位偏愛外交事務的美國總統的兩種心態：

一是焦急，急于打開與中國的關系，從而在東南亞脫身并制約蘇聯；二是說明他把握不定。連基辛格也感覺到，尼克松說“無可挽回”的時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定。

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復雜的因素積累而成的。“五二○聲明”只不過是條導火線而已。這除了表明中美長期敵對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復雜而矛盾的內心性格，還表明了尼克松對國內因內部扯皮而耽誤了華沙會談的日期十分惱怒。

本來，1970年2月20日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第136次大使級華沙會談中，中國代辦雷陽作了一次非常奧妙和委婉的發言，表示中國方面愿意接受美國派一個使節去北京的建議。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接著，尼克松又于2月22日收到了葉海亞總統托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希拉利轉來的一封信。葉海亞在信中有把握地告訴尼克松，美國近幾個月來所采取的行動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動”了中國人。

葉海亞還說，中國人現在不像以前那么擔心美國與蘇聯勾結了；但是，要是美國把中國愿意同其進行實質性對話歸結于中國實力的虛弱和對蘇聯的懼怕，將會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應。葉海亞還說，中國人“認為擴大越南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不那么大了。他們認為中美交戰的可能現在已經變得很小了”。

他們“愿意同美國進行一場涉及兩國一切分歧的實質性對話”。

葉海亞還指出，“談判將是嚴峻的和艱難的”。

尼克松讀了葉海亞的信十分高興，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覺得毛澤東和周恩來不是他以前想像的那種怒氣沖天、頭腦僵硬的領導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經打開，只要美國準備巧妙地往下走的話。他當即授命基辛格復信給葉海亞，美國對報界的揣測雖然無法控制，但是白宮將審慎地避免發表任何可能懷疑中國的動機或實力的評論。

他還通過葉海亞向北京建議，開辟一條比華沙會談更適于秘密交換意見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宮的渠道。不久，傳來的回音是中國拒絕了。看來，只好繼續依靠華沙會談了。

3、基辛格和羅杰斯的齟齬

下一次華沙會談該是第137次了。面臨中國接受美國派使節去北京的建議的情況，令尼克松惱怒的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經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華沙會談中，美國不能僅僅用大家所喜愛的那些常規議程項目（臺灣問題、資產問題、權利要求、囚犯問題、記者互訪，如此等等)來回避問題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筆法擬定給斯托塞爾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蓋美國必須回答中國人邀請去北京這個現實。

可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認為，討論了15年的那些雙邊問題還未取得進展就去北京，豈不暗含有向中國人讓步的意思？

而且會使美國的盟國發生誤解，更不消說要引起莫斯科的敵意了。國務院東亞司的官員與專家主張要中國人對美國所關心的主要亞洲問題作出讓步，作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價。這些官員們更擔心派使節去北京這件事可能要由白宮執掌，國務院插不上手，因而對之進行了頑強的抵制。

這場官場爭斗是針鋒相對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現在使中國人感到不安的主要問題比較，雙邊問題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擔心蘇聯的意圖才能說明為什么中國人愿意坐下來跟一個以前被自己稱為頭號敵人的國家會談。羅杰斯國務卿卻擔心，中國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曠日持久的屈辱性談判中而不能自拔。雙方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中激烈地爭論。

基辛格說，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們受辱。只有肯定中國人是在謀求減少他們的敵人才能說得通為什么北京會發出邀請，光是開始會談就會使國際關系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意見的分歧和官場的爭斗使基辛格和國務卿羅杰斯結下了宿怨。這已經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給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他甚至公開對人抱怨說：“羅杰斯真蠢！羅杰斯對全世界來說是個危險人物，羅杰斯是外行！對外交一點都不懂！”

羅杰斯為人挺有涵養，對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禮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開場合把他說得太不像話了，他才會給尼克松的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打電話。但是，羅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厲害。這真給尼克松帶來很大的壓力，基辛格更是沒有少告羅杰斯的狀。

基辛格經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滿情緒地長篇大論指責羅杰斯。一開始，尼克松容忍了這種指責，他從大處著眼，很欣賞基辛格的學識和才干，特別是兩人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張很合拍；于是，他認為容忍這種指責是聘任基辛格當顧問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時間一長，尼克松就覺得基辛格太過分了。

他私下向霍爾德曼抱怨說，基辛格總是讓總統浪費大量時間，來聽其對羅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綱的埋怨話。

這次，基辛格與羅杰斯之間在對待中美華沙會談問題上的扯皮，使尼克松考慮過用大調動的方法來解決這兩個人之間的問題。他想過要把羅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讓同基辛格合得來的埃利奧特·理查森擔任國務卿。這個想法，他沒有馬上付諸實現，因為他并不認為羅杰斯是個庸才。他的內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現象又延續了下來。

3月10日，羅杰斯在向總統提出的備忘錄中概述了國務院的意見，建議3月19日為舉行第137次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日子。

基辛格看了這份備忘錄，怒氣沖沖地對尼克松說，國務院顯然存心在開會日期上搞拖延，除去總統考慮問題要用的2天時間，中國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7天時間內準備好去參加會談。基辛格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務院建議的議程也使會談不可能有成果。

議程是，中國人只有在臺灣問題、貿易問題、釋放犯人等雙邊問題上讓步以后，美方才可以萬無一失地去討論僅僅是派更高級的使節去北京的方式問題。基辛格又在尼克松耳邊抱怨起來，說羅杰斯正在破壞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

4、一再耽誤的華沙會談

原先打算在3月19日舉行華沙會談的日期就這樣在扯皮中給耽誤了。

基辛格在3月20日給國務院發了一個備忘錄，建議立即舉行華沙會談，并主張給斯托塞爾大使的指示要反映總統對更高級會談的積極態度；美方還應該接受雷陽的暗示，即一般的遠東問題也可以討論，而不僅限于傳統的中美雙邊問題。國務院回復說，最早也要到4月8日才能把“經審批”的發言稿擬好。尼克松同意了這個方案。

北京在答復中建議4月15日開會。可是，美國國務院又提出，臺灣“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定于4月22日訪問華盛頓，因而在訪問前兩個星期或訪問后10天內舉行華沙會談是不明智的，建議4月30日或以后的任何一個時間舉行華沙會談。

信息傳給中國人以后，過了20來天都沒有答復。尼克松曾經擔心地問基辛格，是不是中國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澀地一笑，答道：“顯然，中國人被我們的拖延激怒了。”整整過了四個星期之后，4月28日，華沙才傳來中國人的答復，提議5月20日舉行第137次會談。尼克松馬上批準同意了。

基辛格意味深長地對尼克松說：

“目前，周恩來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與解放軍，而我軍與南越軍隊正開進鸚鵡嘴，要踏上柬埔寨領土。在這時，中國還同意進一步會談，安排頭號帝國主義的代表進北京，這已經很不尋常了。”

直至5月18日，美軍采取進入柬埔寨的作戰行動已將近三個星期的時候，中國政府授命新華通訊社發表了一個簡要的聲明：鑒于美國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國政府認為按原定5月20日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37次會議已不適宜。今后何時舉行，將通過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請基辛格分析這個聲明。基辛格樂觀地認為，中國人認為“不合適”的只是舉行會談的日期，而不是舉行會談這一事實。中國人在聲明中還提出了繼續會談的程序。基辛格寬慰尼克松說：“總統，這樣反而好些。我們開起會來免不了要對罵一通，在柬埔寨問題上他們非嚴厲譴責我們不可。”

尼克松剛剛放下心來，就又接到了毛澤東譴責美國“入侵柬埔寨”的“五二○聲明”。尼克松當時的反應真可以用“氣急敗壞，暴跳如雷”來形容。

基辛格很快就給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對毛澤東聲明的分析：

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聲明。…聲明的中心論點是：小國能夠打敗大國，河內看來必定從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沒有提出什么威脅，沒有承擔什么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
從策略上來說，毛的聲明是要達到這么幾個目的：
（1）利用你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
（2）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銳地指出，已有20個（別的）國家承認西哈努克（莫斯科沒有承認西哈努克，而且始終不承認他)。

尼克松經基辛格分析以后再瀏覽了一遍毛澤東的聲明，才覺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詞語去掉以后，聲明露出了非常謹慎的實質。尼克松豁然開朗，省悟到他要在臺灣海峽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只會把事情搞砸。

他覺得自己更離不開這個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電話，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比斯坎島度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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