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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毛澤東在他的窯洞里會見了延安電影團的全體成員，為他們即將離開延安到華北敵后根據地去攝影送別。電影團成員中就有徐肖冰。

延安電影團是怎么成立起來的？其淵源還要從1937年8月上海淪陷后說起。

1、延安電影團的緣起

因為1937年上海淪陷，在上海拍攝影片的中國左翼電影人撤離上海，著名導演兼演員袁牧之、演員陳波兒和攝影師錢筱璋等人決定奔赴延安。9月13日，三人從上海啟程，到達南京，找到陽翰笙，準備一起去當時的抗日中心武漢。

在南京停留期間，陳波兒獨自找到南京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經葉劍英、李克農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連隨行的袁牧之、錢筱璋她都沒有告訴。11月到武漢后，他們來到“漢口攝影場”工作，地址就是1936年春徐肖冰去的“武昌行營政訓處電影股”，在國共合作后改名為“中國電影制片廠”。

1938年1月，中國電影制片廠改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領導，政治部當時的主任是陳誠，副主任是周恩來，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主任秘書就是陽翰笙。袁牧之、陳波兒來到這里后，陽翰笙把一部《八百壯士》的電影劇本交給他們，講述的是淞滬抗戰時中國軍隊八百名愛國官兵在團長謝晉元率領下堅守四行倉庫抵抗到底的故事。

袁牧之、陳波兒當然愿意出演，很快攝制完成。8月1日，在武漢世界大戲院和上海大戲院公開放映，引起舉國反響，后來還曾被送往瑞士、巴黎、利物浦等歐洲城市放映。

4月，張國燾剛剛逃到武漢時，趙品三、徐肖冰一行也到了武漢，還是為了購買電影器材。徐肖冰也故地重游，看望了以前在政訓處電影股共事過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國共合作了，雖然徐肖冰已經加入了八路軍，和這些國民黨系統的老朋友見面，也沒有什么障礙。設備和器材在武漢沒有買到，準備托人去香港買，也沒有達成，徐肖冰一行只好回到了延安。

6月15日，趙品三、徐肖冰等人在《新中華報》上刊出一則《陜甘寧邊區抗敵電影社啟示》，敘述了他們的工作經過情況。

1938年春，袁牧之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周恩來、博古、葉劍英。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論持久戰》時，講到如何動員民眾抗日的問題時說：

“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手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任用。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與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

這個講話正當其時，推動了周恩來作出明確指示：“我們黨現在已有可能拍攝電影，中國共產黨應該有自己的電影。”

不久，陽翰笙約袁牧之見面，代表黨組織告訴他，中國共產黨要在延安成立電影機構，征求他的意見，是否愿意到延安八路軍政治部電影團擔任編導。

袁牧之與陽翰笙討論，決定以拍攝《延安與八路軍》為起點，逐漸創造條件，有步驟地發展革命根據地的電影事業。袁牧之還向陽翰笙推薦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吳印咸同赴延安。

在周恩來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去香港購買電影器材。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副主任廖承志的幫助下，購買到了一臺二手16毫米的“菲爾姆”輕便電影攝影機，幾千英尺電影膠片以及洗印藥品和應用物品等物。回到漢口后，與等待他好多天的吳印咸會合了。

2、何以到延安去？

1937年9月，吳印咸與徐肖冰分別后回到上海，拍攝了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紀錄片《中國萬歲》，卻被國民黨檢察官以“宣傳共產黨”的罪名銷毀了。痛心之余，吳印咸決定應袁牧之之邀去延安。

當時著名的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也在中國拍攝《四萬萬人民》，在臺兒莊戰役后，一心想去延安，被宋美齡打電報阻止。他在武漢與周恩來等人接觸，了解到延安缺乏電影設備器材的情況，當即表示要贈送一臺攝影機和一些膠片。為避免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攝影機和膠片的交接選擇在晚上某處露天地點秘密進行，吳印咸在黑暗中連伊文思的臉都沒有看清，拿過攝影機和兩千尺膠片就走，只能聽到伊文思先生用很不熟練的漢語說著：“延安，延安。”

1938年9月，袁牧之、吳印咸、陳波兒等人來到延安，延安電影團正式成立，正式名稱是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下轄一個攝影隊和一個放映隊。團長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李肅任政治指導員，袁牧之任藝術指導，吳印咸任技術攝影負責人，徐肖冰任攝影。另外又從抗大的學生中調來葉蒼林和魏起。1939年后，相繼調入吳本立、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

吳印咸后來回憶他初到延安時的感受：

“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云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別是這里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這是吳印咸的感受，也是攝影團所有人的感受，也幾乎是到達延安的所有愛國青年的感受。

全團只有袁牧之、吳印咸和徐肖冰是搞過電影的專業人員，主要的設備器材是“兩動三呆”，即兩臺攝影機和三臺照相機。兩臺攝影機，一臺是伊文思贈送的35毫米獨眼手提式“埃姆”，一臺是在香港購買的16毫米“菲爾姆”。另外還有一萬二千尺35毫米底片（包括伊文思贈送的)，16毫米負片、正片各兩千尺，以及一些沖洗藥水。

三臺相機，其中一臺是徐肖冰的，另外兩臺是吳印咸拿出自己的積蓄購置。電影團的辦公室、攝影棚、洗印廠和放映間，就是幾間窯洞。這些就是電影團當時的全部家底，制片用的拷貝機、洗印機等一概付之闕如。

10月1日，《延安與八路軍》在陜西黃帝陵正式開機。第一組鏡頭是黃帝陵，第二組鏡頭是另一個場面，在黃土高原崎嶇的山道上，一群群男女青年背負簡單的行囊，風塵仆仆地長途跋涉，奔向圣地延安。

11月20日，日本飛機轟炸延安。21日和12月2日，日軍飛機又轟炸延安。三次轟炸，造成了部分軍民傷亡，部分房屋被毀，延安電影團也損失不小。

第一次轟炸時，徐肖冰正與吳印咸在電影團所在的房子里檢修設備，攝影機的零件都拆了下來，正準備裝回去。突然，聽到飛機轟鳴，緊接著一顆炸彈落在附近，吳印咸一下子撲到零件上，即使犧牲生命，也要保護這些歷盡千辛萬苦搞回來的器材。炸彈爆炸了，等他們兩人醒來，房子已經被炸毀了，所幸一根炸塌下來的房梁被炕沿擋住了，沒有砸到他們身上，否則，不死也得重傷。清點零件，競然完好無損。周恩來當時在延安，聽說此事后，還趕過來探望。

1939年1月下旬，毛澤東專門請電影團的人到他的住地吃飯，就是在楊家嶺，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等人。

多年后，徐肖冰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主席對我們的工作、學習與生活各個方面都很關心，關心我們這些在大城市搞電影的人一下子到延安這個環境，是不是不習慣？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問題？特別是對我們的工作。主席說：現在看來，你們還是能夠拍一點電影的。電影是需要很大投資的，但是我們革命隊伍，我們共產黨目前經濟方面仍非常困難，而且器材的來源也很不容易，也可以說你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啊。
但是主席又講：我們一定會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我們一定會取得抗戰的勝利，而且我們還要解放全中國，成立新中國，到那個時候，你們要做的工作就會很多。我們在長征的時候連一張照片都沒有，沒有留下什么形象的東西，將來你們可以拍關于長征的電影，題材多得很，那個時候你們恐怕要拍什么都可以，條件就非常好了。
“而且他特別關心我們的政治學習。他說，你們現在參加了革命隊伍，要學習革命理論，像《資本論》幾大本你們也看不懂。主席講得很坦率。他介紹我們一定要看艾思奇那一本《大眾哲學》。”

3、艱苦的拍電影日子

1939年1月25日，延安電影團從延安出發，2月1日，從陜北佳縣渡口乘小船破冰東渡黃河，首先到達晉西北地區的晉綏抗日根據地，駐守這里的是八路軍第一二○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賀龍發現電影團僅有的騾馬用來馱器材，人員都是兩條腿從延安走來，立刻想辦法為主要人員配了馬匹，這樣行軍就方便多了，解決了電影團的大問題。

電影團拍攝了賀龍、關向應在前線視察的場面，在興縣、臨縣、嵐縣一帶拍了人民群眾支援八路軍作戰的大量資料，尤其是拍攝了晉西北地區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況，甚至拍攝了地雷和石雷的鏡頭。

一個多月后，電影團進入晉察冀邊區。當時，聶榮臻率一一五師一部依托五臺山建立了晉察冀根據地，賀龍、關向應率一二○師依托綏遠大青山建立了晉綏(晉西北)根據地，劉伯承、鄧小平率一二九師依托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羅榮桓率一一五師一部建立了山東根據地。到1939年春，八路軍在敵后發展到十五萬人。

在晉察冀，電影團曾遭到敵軍圍襲，袁牧之、李肅、徐肖冰等人幸虧得到部隊的掩護，才突圍出來。還有一次，為拍攝一場戰斗場面，需要趕二十公里路到戰場去，但只有兩個多鐘頭。吳印咸和李肅輪流把攝影機綁在背上，騎馬往戰場趕。馬跑起來顛簸得厲害，攝影機在他們背上隨之顛簸，把他們的脊背都打爛了。到了戰場，趕緊登上山頭，李肅欲觀察環境，剛一抬頭，一顆子彈把他的帽子打了個洞。

4月，電影團到達晉察冀軍區二分區，分區司令員趙爾陸接見了全體人員。6月，電影團來到滹沱河一帶的四軍分區，在熊伯濤司令員、劉道生政委的熱情協助下，不僅拍攝了部隊的活動，還拍攝了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及支軍等鏡頭。

7月，電影團來到河北阜平三軍分區轄區，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察冀分局、晉察冀邊區政府、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都在這里。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治部主任舒同會見了電影團。電影團在三軍分區司令員陳漫遠、政委王平的協助下，拍攝了敵后軍工生產，制造手榴彈、地雷的兵工廠、修械所，還有被服廠、制作軍鞋、群眾支前、民兵活動等。

1939年9月，徐肖冰被電影團派出單獨執行任務，到冀中根據地進行拍攝，他帶著一個通訊員，用馬馱著攝影器材就出發了。

冀中根據地與晉察冀根據地有很大的不同，它完全沒有山地，整個都是平原。

1938年4月，八路軍在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山地扎下根后，毛澤東又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重大決策。對這個決策大家腦子里都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他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離開了山地，用劉伯承的話說，就是“光著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面”，日軍機械化裝備在平原容易展開，我們能不能站得住，打不打得贏，心里一時都沒底。

但毛澤東很堅定，他認為八路軍不能躲在山上讓平原的老百姓任日寇蹂躪，走出山區伸向平原是得民心的，日軍在華北的總兵力雖有五十萬，但仍不夠分配，只能把守交通要道，有線無面，這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山區地形條件雖對發展游擊戰爭有利，但資源、人力畢竟有限，平原地域廣闊、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只要依靠當地民眾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發展的，這對擴大抗日力量有極大好處。

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在進入冀中平原開展游擊戰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了他的“人山”理論。他說，河北是全國人口稠密的地區，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他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

要想造這樣的“人山”，就要在人民中進行廣泛的教育說服和宣傳組織工作，讓廣大人民認識到要想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那就只有為抗日戰爭犧性一切，為民族的生存奮斗到底，沒有人民戰爭，就沒有個人的一切，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日寇燒殺搶掠奸，所到之處，一片血腥，一片荒蕪，只要我們把他們動員起來，日本鬼子就永遠無法逾越這座透明的“人山”！

徐肖冰：

“我在冀中的雄縣、獻縣、霸縣、河間等地區的游擊隊中活動了兩個月，白天睡覺，晚上行軍。那時冀中正處于幾十年不遇的洪水之中，一片汪洋，老百姓都泡在水里，但年輕人大多數都參加了八路軍，軍隊也節衣縮食支援災民。許多民兵對當地的地形很熟悉，我們就經常依靠他們的引導沿著合適的路線前進，或者把敵人引進我們的包圍圈，或者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在水里行軍，看不見路，也容易迷失方向，如果沒有老百姓的帶領，只怕是早死了一萬次。”

冀中平原沒有山脈，也沒有發明地道戰，隊伍找不到隱蔽的地方，往往只能夜間行軍。背上所有的東西，牽著馬，不敢點火，也不能發出聲音，一旦被敵人發現，就會一陣機關槍掃過來，傷亡就慘重了。這樣沒有任何溝通地機械地走，上半夜還能勉強支撐，下半夜就容易犯困。

有一次，因為隊伍中有人犯困，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經拐了彎，糊里糊涂迷失了方向，后面的人也糊里糊涂地跟著，結果進入了敵人的據點內，犧牲了好多人。后來，大家想辦法，把每個人的褲腳上綁帶解下來，接成一根長長的繩子，把每個人的胳膊都拴在一起，讓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八路帶隊，這樣就不會走錯了。水里行軍，潮濕襲人，徐肖冰生病打擺子，牙疼，發高燒，還始終背著沉重的電影器材，咬牙堅持行軍。

“這里的老百姓對八路軍真好，他們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也要保護八路軍的生命。有時有人受傷了，沒有醫療條件，只好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來照顧傷員，把家里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傷員吃。萬一敵人來掃蕩發現了‘窩藏’的八路軍，那就會有殺頭的危險，可是老百姓全然不顧，沒有一個不向著我們的。連許多來支援我們的美國飛行員，飛機墜毀后跳傘降落下來，老百姓也是舍命保護，有時為了一個飛行員的安全，好幾個老百姓都被拷打殺害，但敵人就是抓不到飛行員。”

在冀中沒呆多久，徐肖冰接到通知，讓他回晉察冀去跟總攝制組會合。正好有一個騎兵營也要去那里，徐肖冰便與他們同行。途中要經過一道敵人的封鎖線，騎兵營決定夜間上路。正在吃晚飯的時候，偵察兵來報告，說是鐵路上有一輛敵人的火車正慢慢朝這邊開來，上面拉著很多士兵，從車上跳下來，守在鐵路兩邊。看來敵人發現了騎兵營，騎兵營營長馬上下令，停止吃飯，立即出發。

徐肖冰遭遇到了自己第一次戰場經歷。他把所有的設備都背在背上，騎著馬跟隨著騎兵營的上百匹馬一起沖了出去，敵人向著他們密集掃射，他們也顧不上還擊，只是一個勁兒地往前沖，沖過封鎖線，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就安全了。

徐肖冰眼看著有的戰士中彈墜馬，有的馬受驚把人摔了下去，這種逼近死亡的感受使得人的精神高度集中，拼命抽打著自己的馬，終于沖過了封鎖線。安全了之后，才感到肩膀被攝影機磨破了，衣服和血肉粘連到了一起，過了一兩個月才長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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