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蔣介石在14日、20日、23日三次向延安發出邀請，希望能就國內各種問題和毛澤東面商。

期間，斯大林也兩次給延安發電，說：“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際國內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你到重慶去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

美國大使赫爾利也兩次來電表示，自己愿意親自到延安迎接。

在離開延安前，毛澤東對重慶之行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準備做班房……如果是軟鏡，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情……國際壓力是不利于蔣的獨裁的，所以重慶可以去，必須去……由于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毛澤東年譜》）

8月28日，毛澤東在赫爾利大使和蔣介石代表張治中陪同下抵達了重慶，開始了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

初次談判結果并不順利，當時周恩來提出了11條談判要點，贊成和平建國，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這些蔣介石自然滿意，但是其中的第9條和第10條：重選國民大會、各黨派參加政府，解放區部隊編成48個師，卻引起了蔣介石的強烈不滿。尤其是48個師的部隊編制，大大超出了蔣介石所提的12個師的目標。

周恩來一度把部隊的編制縮減到了28個師，蔣介石還不滿意，要求最多只能有20個師。此時的談判陷入了僵持階段，蔣介石干脆帶著夫人宋美齡去了西昌療養。

在前往西昌的飛機上，蔣介石讀到了一篇路透社采訪毛澤東的報道，其中毛澤東提到如今的解放區已經擁有120萬以上的部隊和220萬的民兵，分布于中國各省，意思大概是只給20個師的編制實在過于苛刻。

蔣介石看到這篇報道后，聯想起解放區的部隊如此之多，不禁怒火中燒，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看得出來，蔣介石真的生氣了，“審治”二字，更是透露出他使用“非常規辦法”解決談判問題的心思。讓蔣介石陷入猶豫的是美蘇兩國的態度。他在日記本的“注意”欄下寫道：一、赫爾利有保證毛澤東安全的函電，美國政府的態度如何，應該加以研究；二，俄國的表示如何，也應該切實研究。

時間來到10月1日，共方提交的文件中提到了毛澤東來重慶的安全問題以及赫爾利的安全保證，蔣介石看后在日記中寫道：本國商談，卻要外人保證。赫爾利“即使為其保證，亦已失效也”，“此為內政問題，無論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對內亂犯之處治”。

此時的蔣介石，甚至想到了不顧美國人的面子，強行扣押之類。因為就在這一時期，蔣介石成功地軟禁了龍云。

龍云，人稱“云南王”，長期統治云南，蔣介石在這一年一紙調令把他調到了重慶，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閑職。為了防止龍云不肯赴任，10月3日，蔣介石下令讓杜聿明的軍隊包圍了云南政府，控制了昆明，幾天之后，龍云果然乖乖到了重慶上任。

龍云事件的解決，給了蔣介石更大的信心，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時不必在意蘇俄的態度，整頓內政，鞏固統一才是第一要務。如果蘇聯以此為借口，強占我東北，擾亂我新疆，此乃其一貫政策，“不有此事（注：指強行扣押），亦必不免也。”他甚至說，最壞的結果不過是“新疆暫失，東北未復而已，而本部之內，只少可以統一矣，此乃天予之時也。”

然而，到了10月6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后悔了，他說：“對共問題，慎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紛擾……”

很顯然，蔣介石還是忌憚美蘇兩國的態度，也忌憚解放區的部隊和國統區的各黨派。態度突然180度大轉變，之前的謀劃一下子全部放棄。當天中午，蔣介石在和部下討論毛澤東離開重慶的時間問題時表示：“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慮。”

10月11日，蔣介石派陳誠到九龍坡機場為毛澤東送行。10月1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斷定其人（注：指毛澤東）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后來的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的這段話有多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