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就在中方籌備與蘇聯進行緩和關系的外交談判的同時，美國的補救措施也在同時推進。

布熱津斯基總結當時的對華政策原則：

“就是從戰略出發來對付蘇聯…美中關系正常化后種種具體的政策決定，均以此為指導思想。”

但當時的形勢并不利于達成這一目標。美國駐中國大使傳來的消息表明中國“聯美反蘇”的政策面臨著變化的可能，而美國的情報機構對中國的對蘇政策持續關注了兩個月后，仍無法預測中國對蘇政策的明確走勢。因而，美方的補救舉措顯得尤其積極。

1、蒙代爾訪華的意義

除了建議卡特采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外，布熱津斯基和奧克森伯格還“積極推動內閣成員到中國訪問，從而能把每一位重要的決策人士和政府每一個重要部門都拉進來同中國發展建設性的關系。…使發展對華關系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而且，布熱津斯基認為，讓“訪問外交”達到高潮的是蒙代爾副總統的訪華之行。6月21日，白宮發言人宣布，副總統蒙代爾將于8月份訪華。為了讓訪問取得成功，布熱津斯基與蒙代爾等人盡力給予中國各種優惠待遇。

在8月3日的總統早餐碰頭會上，美方確認了在蒙代爾訪華期間許諾給中國以最惠國待遇，宣布中國是友好國家，從而使中國“不受通常對共產主義國家實施的某些限制”，并提供特別貸款供中國發展經濟。其實，早在1979年7月21日，布熱津斯基就曾奉總統的命令，專門向多個政府部門寫去備忘錄，敦促他們在8月3日之前準備好蒙代爾訪華所需的事宜，包括中美互設領館尤其是美國駐廣州領館的談判進程、民航協議、中美水電長期合作協議草案和拓展中美文化交流的計劃。

美方的配合與補救措施的意義在于，它們不僅反映了當時美國積極的對華政策，而且讓鄧小平在對美政策上獲得了優勢和籌碼。這次機會向決策層證明中美關系的價值，以便論證中止對蘇緩和、推行“聯美反蘇”的合理性。

蒙代爾訪華的時間，與鄧小平審閱中蘇談判方案的時間巧妙地重合在一起。1979年8月25日，鄧小平審閱了外交部《關于中蘇國家關系談判方案的請示》報告并做批示：“以在政治局討論為好。”

這句簡單的批示至少傳遞出兩條信息：

一是他想在更廣的范圍和更權威的層級上重新討論該方案和對蘇政策；二是對美和對蘇政策事關重大，他需要一個政治局級別的結論或決議。顯然，這次政治局會議正是為中止對蘇緩和而設，而美方的配合讓這個機會更有利于“聯美反蘇”的格局。

就在當天，蒙代爾抵達北京，開始了對中國的訪問。在27日與鄧小平的第一次會談中，蒙代爾表示美國將中美雙邊關系和戰略關系置于最優先的地位，宣布美國國務院已經將中國列為友好國家，在對華敏感技術出口和最惠國待遇上，將區別對待中國和蘇聯，為向中國提供有償技術援助鋪平了法律基礎。

他承諾，美國將在年底前解決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并準備安排進出口銀行向中國提供價值20億美元的信貸，鼓勵美國企業界向中國投資等。鄧小平對美方的高技術轉讓承諾顯得尤其興奮，甚至在意向性會談中，就開始安排工作層面事宜了。蒙代爾表現出積極配合和慷慨的態度，讓中方將所需所急的事務開列清單，以便向卡特總統匯報。

同時，針對鄧小平對技術轉讓的不滿，他表示美國正設法讓“巴統”在技術轉讓上區別對待中國和蘇聯，向中國傾斜。

在28日的會談中，蒙代爾再次向鄧小平保證，美方將在關涉共同利益的戰略問題上保持與中國的通報、協調機制。下午，雙方簽署了中美兩國政府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執行計劃和中美兩國政府水力發電有關的水資源利用合作議定書。

美方的承諾，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兌現力度上，都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水平。從中方的受益程度來看，蒙代爾無疑給中國帶來了一個超級大禮包。雙方對中美關系的安排，在廣度上和承諾力度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這迎合了中方對中美關系的期待，由此也可以理解鄧小平在會談中的興奮態度。

8月28日晚上，在為蒙代爾舉行的告別晚宴上，鄧小平致辭說：

“蒙代爾副總統的這次訪問增強了我們這樣一個信念：只要雙方嚴格執行中美建交協議的原則，堅持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平等互利，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就會朝著兩國人民所希望的方向繼續向前發展。在此情況下，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實踐將會證明，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人民日報》高度評價蒙代爾的訪問為80年代的中美關系奠定了基礎。從效果上看，蒙代爾訪華既推動了中美關系的實質性進展，更為中美關系塑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

蒙代爾訪華讓中國獲取的收益及其對中美關系的推動效應，與當時中蘇間的緊張對峙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對蘇強硬的態度

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就在鄧小平對中美關系大加贊揚的第二天，討論中蘇關系的政治局會議開場了。

幾天來中美關系形成的良好氛圍，對會議要討論的中蘇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

8月29日下午4點，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中蘇國家談判中方代表團起草的“談判方案”。主要領導人基本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鄧小平做了主旨發言，確定了中蘇國家關系談判的總方針：

“我方在談判中必須堅持原則，即不能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同蘇聯改善關系，核心問題是要求蘇從蒙古撤軍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雙方都應承擔義務：不在對方鄰國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不利用鄰國威脅對方。”

在談判策略上，鄧小平叮囑代表團團長王幼平，不要急于求成，談不成沒有關系，馬拉松沒有壞處。重要的是堅持原則，高屋建瓴，不能示弱。…靈活性是有的，這要等談起來再看。

針對外交部以新約替代舊約的思路，鄧小平指出：

中蘇談判應抓緊那些重大原則問題，不可把重點放在制定不解決實際問題的空洞文件上…若是熱衷于討論關系準則，馬上就會被對方接過去，這樣不僅我們從蘇聯方面得不到任何實際東西，反而會對已形成的對我有利的世界格局產生破壞作用，從而輸得精光。

據馬敘生回憶，鄧小平甚至自問自答地說道，蘇聯能給我們什么？它是不會給我們東西的。

在安全方面，蘇聯在亞洲的戰略依然處于擴張態勢，柬埔寨問題看不到解決的希望，蘇聯對中國的西鄰阿富汗也虎視眈眈，來自蘇聯的威脅感不減反增。在現代化建設上，中國已經意識到蘇聯制度與科技的落后，從技術層面講，對現代化建設的意義已經不大。

單從中蘇開啟國家關系談判前的交涉就能發現，蘇聯當時并沒有改變對華政策的意愿。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改善中蘇關系，既不合理，也無可能。

從鄧小平設定的原則來看，中蘇關于國家關系的談判并非是中國對政策的核心問題，安全問題才是中國對蘇政策的決定性因素，其首要目標就是解除蘇聯造成的安全威脅。正如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重申的：“不能在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改善關系。”

從中蘇談判之前的互動，以及當時蘇聯的全球戰略來看，這正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所以鄧小平認為，蘇聯很難改變其對華政策，而是確定了“堅持原則”、“不要急于求成”的談判策略，而“談不成沒關系”的授權消除了外交談判代表的壓力。

盡管目前的檔案資料無法提供當時會議的結論或決議，但據親身經歷這次會議的外交官回憶，與外交部報批的方案相比，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不再把確定關系準則和簽訂文件放在重要位置。

“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不僅是我代表團在國家關系談判中所遵守的準繩，也是整個80年代我對蘇工作的一條基本原則。”

也就是說，這次政治局會議采納、確認了鄧小平的主張即反蘇統一戰線的政策。

1979年9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尼克松時專門談到了中國的談判立場，也可以作為這次會議決議的一項佐證。

“要消除中蘇關系的障礙，這是談判的前提。障礙是蘇聯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而不只是中蘇邊界問題。蘇聯在中蘇邊界擺了一百萬軍隊，這對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情況能夠繼續嗎？蘇聯必須減少中蘇邊境的軍隊，至少減到赫魯曉夫時代的數量。蘇聯在蒙古駐軍能夠繼續嗎？理所當然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要讓蘇聯把軍隊從蒙古撤出去。還有，中蘇雙方都不在對方的鄰國建立軍事基地。蘇聯應該放棄支持擴張和霸權主義。”

從中蘇談判的情況來看，鄧小平對蘇聯立場和政策走向的判斷是準確的。

在第一輪談判當中，中蘇雙方立場尖銳對立，直到12月3日結束，都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在談判進行的同時，阿富汗局勢已經急轉直下，蘇聯對阿富汗的介入已經越來越深，直至12月27日大規模出兵阿富汗。

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已經將阿富汗局勢視作蘇聯擴張的表現，甚至曾預言阿富汗也將遭到類似越南一樣的命運，成為蘇聯在亞洲擴張的代理人。無論蘇聯出兵阿富汗的動機何在，從全球戰略上講，蘇聯在中國西側再次戰略擴張，直接刺激了本就緊張的中蘇關系，沖擊了中國的安全神經，中國徹底失去了改善中蘇關系的理由，轉而強化反蘇政策。

1980年1月20日，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指出，“由于蘇聯入侵阿富汗，中蘇第二輪談判在當前不適宜舉行”，由此中斷了自1979年10月開始的中蘇國家關系的談判，中蘇邊界談判也隨之中止，這就徹底切斷了與蘇聯的溝通機制。

從短期來看，借助中美關系制衡蘇聯威脅的思路占據主導，對蘇緩和的議題已經關閉。

可以說，1979年8月29日政治局會議在確立中蘇國家關系談判方針的同時，也給這次對外政策討論做出了結論。中國獲得了進一步同美國靠攏的理由。中國對美政策的穩定，使中美關系的發展迎來了新的局面，中美在對越作戰中的戰略協作關系和政治默契，演變為戰略合作關系。1980年，中美防務合作剛開啟就達到了一個高潮。

3、“聯美制蘇”的深遠意義

1979年11月23日，清華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團工作會議上談到中美關系時就曾說，中國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慮。這種觀點顯然偏離了鄧小平一向強調的從戰略全局看待中美關系的主張。

1980年4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羅德里克時，專門批評了這一看法。“最近有位教授講，改善中美關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慮。這不對。我們歷來講，這是一個戰略決策。”

“美國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逐漸認識到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而且不少政治家已感到中美關系不是一個時期的、不是為了某一個時期的利益打出一張什么牌的問題，而是一個戰略決策。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比較好。中國方面，從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就下決心同美國改善關系，這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而是從戰略上考慮的。現在，我們總的對外政策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制定的。”

這次談話之后，清華大學黨委為此專門提交了報告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示道：

“對美政策一點，引起反應較大，故予以澄清。就他本人來說。只要認識到就可以了，不再進行批評。”

但鄧小平同時做出的另一批示則值得注意，“書記處同志閱。中宣部酌處。”從對報告和批示的傳達范圍看，鄧小平顯然是想在領導層內統一認識，同時也需要在輿論宣傳口徑上做出規范，試圖通過統一的口徑，在領導層、黨內，以及廣大群眾當中逐步塑造較為統一的認識。

鄧小平的對美政策基本囊括三個層次的設想：

一是出于國家現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堅持發展、優先發展中美關系；二是要把握住中美關系的基礎，就是在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中保持“聯美拒蘇”的姿態；三是保證決策層在前兩點上能達成共識，并將其推行到國家外交的執行層面。

但從中美建交后一年的情況看，他的設想仍不能在決策層、外交系統和更廣泛的人群中獲得理解和認同。

無論從宏觀的、長遠的規劃，還是到外交層次的操作，抑或是從雙邊關系的動力或基礎來看，當時的中美關系都表現出鮮明的精英政治特征。

中國方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少數決策者和對美政策第一線的外交官作為主體，一直推動著中美關系的前進。美國方面，只有布熱津斯基、布朗、蒙代爾等少數高官愿意從戰略的角度出發，推進中美關系。作為美國重要權力一極的國會，反而在更多的時候起掣肘的作用。

所以當1979年中美關系面臨矛盾和動蕩的時候，中國方面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美國行政部門，同卡特政府確立了處理臺灣問題的模式，而無法通過外交壓力讓美國自己廢除《與臺灣關系法》。面對中國對外政策討論及其后果，只有“鄧小平-柴澤民-布熱津斯基”這個少數人形成的聯絡機制和小圈子發揮關鍵作用，默契地修補、發展中美關系。

1979年的對美政策討論，奠定了中國對美政策的基本邏輯和格局但這并不意味著消除了決策層對中美關系認識上的差異，所以小心維護中美關系仍是常態。

對蘇政策仍是80年代中國在對美政策中需要小心拿捏的問題，這也是中蘇關系正常化遷延到冷戰末期的重要原因。

此外，雙方確立了依靠行政部門執法空間處理臺灣問題的模式，使得美國行政部門成為中國糾正美國對華政策倒退的最后一道閥門，這也說明為什么美國行政部門的對華政策倒退更容易引發外交糾紛。總之，中美建交的第一年經歷了快速的發展，但絕不像表面上那樣順利，中美雙方的決策精英費盡周折才達成這一目的。

這也證明，國家關系的發展并不是用“歷史必然”的邏輯就可以簡單解釋的，基礎脆弱、牽涉廣泛、格局復雜的中美關系更是如此。當然，風波終于過去，中美關系發展的第一個小高潮也隨之到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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