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羅平 王國燦

核心提示：鄉村振興背景下的片區組團發展新范式

近日，浙江省委農辦、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省農業農村廳聯合印發《關于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指導意見》，省農業農村廳公布2025年首批（山區海島縣）省級重點村名單，加快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推動新時代“千萬工程”再深化再提升。

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是指以重點村為節點，聯結周邊若干個地理區域相鄰、資源稟賦相近、產業特色相似的村，推動“重點村+周邊村”組團聯動發展，優化資源配置，強化輻射帶動，放大集聚效應，推動美麗鄉村、美麗經濟和美好生活有機融合，構建美麗成片、產業成群、服務成網的一體化發展格局，實現強村帶弱村、先富帶后富、區域共同富。

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作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實踐創新，正在浙江廣袤的農村地區展現出蓬勃生機與活力。本文基于對浙江實踐的深度調研，系統梳理了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演進歷程、理論邏輯與典型模式，提煉出浙江經驗的六大核心創新點，并針對當前面臨的挑戰提出優化路徑，最后從全國視角探討了浙江經驗的普適性價值與推廣啟示。浙江實踐表明，片區組團發展通過打破行政區劃壁壘、促進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構建鄉村發展共同體，為破解鄉村“小散弱”難題提供了可行方案，也為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開辟了新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各地積極探索符合本地實際的發展路徑，其中浙江創新推出的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模式尤為引人注目。所謂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多個地理位置相鄰、資源稟賦互補、發展條件相當的行政村打破傳統行政區劃界限，通過規劃共繪、產業共興、設施共建、服務共享、治理共抓等方式，形成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鄉村共同體。這一模式既不同于傳統的單村獨斗式發展，也區別于簡單的村莊合并，而是在保持各村自治主體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建立有效的協作機制實現區域聯動發展。

浙江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區和鄉村振興的排頭兵，自2018年起在全省范圍內系統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工作。經過六年多的實踐探索，已形成了百余個特色鮮明、成效顯著的鄉村發展組團，如安吉“美麗鄉村”示范區、淳安下姜片區、義烏李祖國際創客村片區等，這些案例不僅顯著改善了當地農村面貌，提升了農民收入水平，也為全國鄉村振興提供了寶貴經驗。據統計，浙江實施片區組團發展的區域農民收入增速平均比非組團區域高出2-3個百分點，村級集體經濟收入年均增長15%以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明顯增強。

當前，我國鄉村振興已進入全面推進的關鍵階段，但同時也面臨著村莊規模小、布局散、實力弱等普遍性難題。全國約55%的行政村常住人口不足800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村占比仍較高，公共服務供給成本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創新實踐，系統總結其經驗做法與內在規律，對于破解鄉村振興中的共性難題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采用實地調研、案例分析和比較研究等方法，力圖全面呈現浙江經驗的豐富內涵，為全國鄉村振興提供有益借鑒。

一、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演進歷程與理論邏輯

歷史演進：從自發探索到制度創新

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長期積累、漸進發展的過程，其演進軌跡與浙江農村改革發展的整體脈絡深度契合。回溯歷史，可以清晰地劃分為三個特征鮮明的階段：

第一階段（2003-2010年）是自發萌芽期，以"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為標志。在這一階段，部分地理位置相近的村莊開始嘗試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如聯合修建道路、供水系統等，但協作內容較為單一，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安吉縣在這一時期已出現村莊間自發聯合打造"美麗鄉村"品牌的雛形，為后來的片區組團發展埋下了伏筆。

第二階段（2011-2017年）是探索成型期，伴隨著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的深入推進。這一階段，在政府引導下，部分地區開始嘗試更加緊密的村莊協作，協作內容從基礎設施向產業發展、環境治理、文化傳承等領域拓展。典型的如淳安縣下姜村聯合周邊村莊共同發展鄉村旅游，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片區聯動格局。2015年，浙江省農辦印發《關于推進美麗鄉村片區化建設的指導意見》，首次在省級層面提出片區化發展理念，標志著這一模式開始進入政策視野。

第三階段（2018年至今）是全面提升期，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片區組團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浙江省委、省政府相繼出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高水平建設農業農村現代化行動計劃》《關于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將片區組團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在全省推廣。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制度創新系統化、協作機制規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截至2023年底，浙江全省已形成186個特色鮮明的鄉村發展組團，覆蓋行政村1200余個，占全省行政村總數的近30%，片區組團發展已成為浙江鄉村振興的標志性實踐。

理論邏輯：多維視角下的協同效應

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之所以能在浙江取得顯著成效，源于其背后深刻的理論邏輯，這一模式有效回應了鄉村振興中的若干關鍵性問題。從規模經濟理論看，片區組團發展通過擴大發展單元，實現了公共服務的規模效應和產業發展的集聚效應，解決了單村發展規模不經濟的問題。研究表明，片區組團發展可使基礎設施投資效率提高30%以上，公共服務供給成本降低20%左右。

從協同發展理論分析，片區組團發展創造了"1+1>2"的協同效應。不同村莊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文化特色各異，通過科學組團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短板互強。如義烏市李祖村聯合周邊9個村莊打造"國際創客村"片區，李祖提供創客平臺和商業配套，其他村分別發展特色種植、民宿餐飲、傳統工藝等，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片區年接待游客量從組團前的不足5萬人次增長到2023年的82萬人次。

從治理現代化視角看，片區組團發展創新了鄉村治理體系，通過建立聯合黨組織、片區發展理事會等協調機制，打破了"條塊分割"的行政壁壘，提升了治理效能。紹興市柯橋區漓渚鎮6個村組建片區聯合黨委后，跨村矛盾糾紛調解成功率從60%提高到95%，群眾滿意度顯著提升。

從城鄉融合維度審視，片區組團發展通過整合資源、提升能級，增強了鄉村對接城市要素的能力，促進了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城鄉雙向流動。寧波市鄞州區城郊6個村通過組團發展，吸引了23個城市資本項目入駐，帶動1200余名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就業。

浙江實踐表明，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不是簡單的村莊合并或行政調整，而是基于發展規律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造，其核心是通過機制設計激發內生動力，通過結構優化釋放發展潛能，通過制度創新突破發展瓶頸，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全新范式。

二、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主要模式

多元模式：因地制宜的路徑創新

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在實踐中形成了多樣化的實現形式，根據組團動力源、協作緊密程度和功能定位的不同，可歸納為四種主要模式。這些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常常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豐富圖景。

產業驅動型是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中最普遍的模式，占比約45%。這種模式以特色產業為紐帶，通過產業鏈上下游延伸或橫向拓展，形成產業協同發展共同體。典型案例包括諸暨市珍珠產業片區、新昌縣茶葉產業片區等。諸暨市山下湖鎮依托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產銷中心，聯合周邊7個村莊打造珍珠產業片區，形成了珍珠養殖、加工、銷售、設計、旅游全產業鏈，2023年片區珍珠產業總產值達350億元，帶動就業2.8萬人。產業驅動型組團的關鍵在于找準主導產業，構建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避免同質化競爭。

文旅融合型模式占比約30%，主要依托自然景觀、歷史文化或民俗風情等資源，通過聯合打造文旅品牌實現共同發展。代表性的有松陽縣"傳統村落"片區、天臺縣"唐詩之路"片區等。松陽縣將縣域內50個保存完好的傳統村落整體規劃、連片保護，打造"松陽傳統村落"品牌，統一營銷推廣，實現了"單個村落資源有限，整體片區魅力無限"的效果，旅游收入年均增長40%以上。文旅融合型組團的成功要素在于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和差異化定位，避免千村一面。

生態共建型模式占比約15%，主要出現在生態敏感區或重要水源地等區域，通過生態環境聯合保護與治理，實現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統一。淳安縣千島湖周邊片區是典型代表，23個沿湖村莊聯合成立環保聯盟，統一制定護水公約，發展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既保護了千島湖一湖秀水，又實現了農民增收致富。生態共建型組團的難點在于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和綠色發展能力的提升。

城鄉聯動型模式占比約10%，主要發生在城市郊區或縣域中心鎮周邊，通過與城市功能互補、要素互動實現融合發展。杭州市余杭區良渚新城周邊8個村組成的"未來鄉村"片區，通過與新城產業對接、設施聯通、服務共享，形成了"城市有鄉村更美好，鄉村有城市更興旺"的格局。城鄉聯動型組團的關鍵在于找準城鄉功能互補點，構建雙向流動的要素市場。

三、典型案例：浙江實踐的生動縮影

安吉"美麗鄉村"示范區是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標桿性案例，其發展歷程和經驗具有典型性和啟發性。安吉縣自2008年起在全國率先開展"美麗鄉村"建設，經過十余年探索，形成了"全域規劃、片區聯動"的發展模式。全縣劃分為7大示范片區，每個片區涵蓋10-15個行政村，按照"一片區一主題一特色"的思路推進整體發展。

魯家村片區是安吉"美麗鄉村"示范區的典型代表，由魯家村聯合周邊7個村莊組成，總面積達55平方公里。該片區創新實施了"三統一三分"機制：統一規劃、統一品牌、統一營銷；分村建設、分戶經營、分項核算。在產業發展上，片區整體規劃了18個家庭農場，各村根據資源稟賦分別發展特色農業、休閑旅游、研學教育等產業，通過小火車觀光線路串聯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在治理機制上，成立了片區聯合黨委和產業發展聯盟，建立了利益分配、項目協調、監督考核等系列制度。經過多年發展，魯家村片區農民人均收入從2011年的14700元增長到2023年的42700元，村級集體經濟平均收入超過300萬元，成為全國聞名的鄉村振興示范點。

魯家村片區的成功經驗可以概括為"四個一"：一個科學的規劃引領、一個強有力的協調機制、一個共享的品牌體系、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辦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片區創新設計了"保底+分紅"的利益分配模式，確保各村都能從片區發展中受益，弱小村莊也能分得一杯羹，有效解決了發展不平衡問題。

金華市義烏李祖國際創客村片區則展現了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在促進城鄉融合方面的獨特價值。該片區由李祖村聯合周邊9個村莊組成，依托毗鄰義烏城區的區位優勢和國際商貿城的市場優勢，打造了"鄉村創客"集聚區。片區發展采取了"鄉村出空間、城市出資源、政府出政策、市場出資本"的四維聯動模式，吸引了來自23個國家和地區的156名創客入駐，培育了跨境電商、文創設計、農創體驗等新興業態。

李祖片區的特色在于構建了開放包容的發展生態：一方面通過盤活閑置農房、農田，為城市創客提供低成本創業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創客服務中心、舉辦國際創客大賽等，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片區還創新了“創客+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創客負責市場開發和產品設計，農戶參與生產和加工，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2023年，李祖片區接待游客82萬人次，實現經營收入1.2億元，帶動周邊500余戶農戶增收致富。

李祖案例表明，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可以通過擴大規模、提升能級，增強對接城市高端要素的能力，為鄉村注入新理念、新模式、新業態，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這種模式對于城市周邊鄉村的振興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淳安縣大下姜片區組團發展：從貧困山村到共富樣板的蛻變

大下姜片區位于淳安縣西南部，涵蓋楓樹嶺鎮、大墅鎮的25個行政村（2025年已優化調整為22個），總面積340平方公里。該片區曾面臨"三難困境"：

基礎薄弱：2017年農民人均收入僅1.8萬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2%

資源分散：25個村平均集體經濟收入不足15萬元

生態制約：作為千島湖水源涵養地，傳統產業發展受限

通過"區域共富聯合體"創新實踐，2024年實現：

農民人均收入突破4.6萬元，年均增長17%

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達5200萬元，最強村突破300萬元

獲評"全國鄉村振興典型案例"等20余項榮譽

核心創新機制（四大突破性實踐）

"1+4"治理架構革命

聯合黨委（跨鎮域成立大下姜鄉村振興聯合黨委，縣委書記任第一書記）

四大實體平臺：

共富公司（統籌產業投資，已實施項目73個）

培訓學院（培育新型農民1.2萬人次）

文創聯盟（整合62家經營主體）

生態銀行（完成GEP交易1.8億元）

產業生態圈構建

空間布局：形成"一心三帶"（下姜核心+文創/農創/康養三大產業帶）

特色矩陣：

農品升級："大下姜"區域公用品牌覆蓋25類產品，溢價率達40%

文旅融合：打造《遇見下姜》沉浸式演藝，年接待游客超150萬人次

數字賦能：直播基地帶動農產品電商銷售占比達35%

"兩入股三收益"分配模式

資源入股：整合閑置農房136幢、林地2.3萬畝

資金入股：村民自愿籌資成立互助基金

收益渠道：保底租金+勞務工資+盈利分紅（2024年戶均增收3.6萬元）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全國首創"GEP貸"金融產品，累計授信5.2億元

建立水質-產業補償機制，每年從旅游收入提取8%反哺生態保護

碳匯交易試點已儲備林業碳匯12萬噸

文化傳承與創新

在大下姜片區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傳承與創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片區通過打造《遇見下姜》沉浸式演藝等文化項目，不僅保護了傳統文化，還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這種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展現了大下姜片區在發展過程中的獨特魅力。

科技賦能與綠色發展

大下姜片區在發展中注重科技賦能，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綠色產業的生產效率，降低了資源消耗。例如，通過建立直播基地，帶動農產品電商銷售，實現了產銷對接的高效運行。這種科技與綠色發展的結合，為大下姜片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綜上所述，大下姜片區通過生態保護與修復、綠色產業發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文化傳承與創新以及科技賦能與綠色發展等策略，成功實現了生態與經濟的共贏。這些經驗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展現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的可能性。

四、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經驗總結與創新突破

1、制度創新：構建協同發展的長效機制

浙江在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過程中，制度設計層面的創新尤為突出，構建了一套系統完備、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為片區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這些制度創新主要體現在四個關鍵方面：

規劃引領機制是片區組團發展的首要基礎。浙江摒棄了傳統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式發展思路，強調"多規合一"的整體規劃。每個片區都編制了系統的發展規劃，統籌安排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確保片區發展"一盤棋"。規劃編制過程中，特別注重村民參與和專家論證相結合，既尊重村民意愿，又保證規劃的科學性。如江山市大陳鄉片區在規劃階段就召開了30余次村民議事會，收集意見建議200多條，最終形成的規劃方案獲得了各村一致認可。這種參與式規劃機制有效解決了規劃"落地難"的問題。

組織協調機制是片區組團發展的核心保障。針對跨村協調難題，浙江探索了多種形式的聯合治理架構。常見的包括片區聯合黨委、片區發展理事會、片區協調辦公室等。這些機構一般由組團村的村干部、鄉賢代表、經營主體代表等組成，負責重大事項協調、項目推進和日常管理。紹興市上虞區嶺南鄉片區創新建立了"輪值主席"制度，由各村黨支部書記輪流擔任片區聯合黨委書記，既保證了決策的民主性，又增強了各村的責任感。據統計，浙江鄉村片區組團中建立正式協調機制的占比達92%，這些機制有效化解了跨村矛盾，提高了協作效率。

利益分配機制是片區組團發展的關鍵紐帶。浙江各地在實踐中創造了多樣化的利益共享模式，包括按資源投入比例分配、按績效貢獻分配、保底收益加分紅等。杭州市臨安區太陽鎮片區建立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模式，將各村投入的土地、資金等量化折股，按股分紅，2023年片區各村平均分紅達85萬元。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確保了發展成果公平共享，增強了組團的凝聚力和持續性。

政策保障機制為片區組團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浙江省市縣三級都出臺了支持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專項政策，包括財政獎補、用地保障、項目傾斜、人才支持等。省財政每年安排2億元專項資金，采取“以獎代補”方式支持片區發展；對片區組團項目給予用地指標傾斜，允許跨村調劑使用建設用地指標；實施"兩進兩回"行動，鼓勵科技進鄉村、資金進鄉村、青年回農村、鄉賢回農村。這些政策形成了組合拳，為片區組團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實踐創新：破解發展難題的關鍵突破

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在實踐層面實現了六大創新突破，這些突破點既是浙江經驗的核心所在，也是對其他地區最具借鑒價值的方面。

突破行政區劃壁壘，構建發展共同體。浙江的實踐表明，在不改變現有行政區劃和村民自治格局的前提下，通過創新協作機制，完全可以實現跨村聯合發展。浙江探索的"規劃一張圖、建設一盤棋、產業一條鏈、治理一張網"模式，有效破解了"行政區經濟"的束縛。臺州市黃巖區沙灘村片區將7個村的土地、山林、水域等資源整體規劃，統一開發，形成了規模效應，使原本分散弱小的資源產生了聚合增值效應，片區旅游收入三年增長了5倍。

創新要素配置方式，激活沉睡資源。片區組團發展通過擴大資源配置半徑，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一方面，通過建立片區統一的產權交易平臺，促進土地、農房等資源跨村流轉；另一方面，通過組團增強融資能力，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溫州市永嘉縣巖坦鎮片區將12個村的閑置農房打包推向市場，引進專業公司統一開發民宿群，盤活農房256間，每戶年租金收入達2萬元以上。要素配置的創新使"死資源"變成了"活資產"。

重塑鄉村產業體系，提升發展能級。片區組團發展改變了單村產業規模小、層次低、鏈條短的局面，通過產業整合升級，構建了更具競爭力的現代鄉村產業體系。主要體現在：產業鏈條延伸，從單純的生產向加工、流通、銷售、服務等環節拓展；產業形態創新，發展鄉村旅游、健康養老、文化創意等新業態；產業能級提升，引入新技術、新模式、新理念。衢州市柯城區九華鄉片區將6個村的柑橘產業整合升級，發展果汁加工、觀光采摘、電商銷售等，使柑橘畝均收益從3000元提高到12000元。

優化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城鄉均等。片區組團發展通過集中投入、共建共享，顯著提升了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常見的做法包括：建立片區聯合服務中心，集中提供醫療、養老、文體等服務；實行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員片區內統籌使用；聯合舉辦文化活動，提高活動質量和影響力。麗水市蓮都區老竹畬族鎮片區聯合建設了文體中心、養老服務中心和衛生院，服務覆蓋周邊8個村1.2萬人，服務質量接近城市水平，群眾滿意度達95%以上。

創新鄉村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片區組團發展推動了鄉村治理從"分散治理"向"協同治理"轉變。聯合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統籌片區重大事項；建立片區協商議事平臺，促進民主決策；整合網格員、調解員等力量，提高治理效率。嘉興市秀洲區新塍鎮片區建立了"片區聯合黨委—村黨組織—網格黨支部—黨員中心戶"四級組織體系，實現了治理資源整合和治理效能提升，矛盾糾紛化解率達98%，比組團前提高20個百分點。

培育鄉村人才隊伍，增強內生動力。片區組團發展通過擴大發展平臺，增強了鄉村對人才的吸引力。一方面，通過建立片區培訓中心，提升本地農民素質；另一方面，通過提供更大發展空間，吸引外來人才創業創新。金華市金東區澧浦鎮片區聯合建立了鄉村振興學院，培養新型職業農民1200余人；同時引進各類創業人才86名，創辦企業53家，帶動就業1500余人。人才隊伍的壯大為片區持續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浙江經驗表明，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不是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通過制度重構和機制創新產生的化學反應，其本質是鄉村發展范式的根本轉變，即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分散走向聯合，從同質走向互補，從低效走向高效。這種轉變釋放了鄉村發展的巨大潛能，為鄉村振興開辟了新路徑。

五、當前面臨的挑戰與優化路徑

1、現實挑戰：發展中的問題與困境

盡管浙江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深入推進過程中仍面臨著多重挑戰，這些問題既有來自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也有發展能力不足的制約，還有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考驗。系統分析這些挑戰，對于完善發展模式、推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協調成本高企是片區組團發展面臨的首要難題。由于各村發展基礎、利益訴求、工作習慣不同，在決策協調、項目推進、利益分配等環節常常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溝通協商。調研發現，一個涉及5-6個村的片區，每年用于協調的會議平均達50余次，部分村干部反映"協調工作占用了太多精力，影響了本村事務的處理"。協調成本高的原因在于缺乏權威高效的協調機構，現有聯合組織多為松散型聯盟，決策效率和執行力有限。此外，村級組織換屆帶來的工作銜接問題也增加了協調難度，新上任村干部有時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融入片區協作體系。

利益分配不均是影響片區組團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雖然各地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利益分配機制，但由于各村資源稟賦、投入力度、貢獻程度不同，利益分配很難做到完全公平合理。常見的問題包括：資源稟賦優越的村認為自己在"扶貧"弱小村莊；投入大量資源的村感覺回報不足；地理位置邊緣的村覺得受益有限。如某茶葉產業片區中，核心村因擁有茶葉交易市場獲得大部分收益，周邊生產村獲益相對較少，導致生產村積極性下降。利益分配問題若處理不當，輕則影響協作效果，重則導致組團解體。

產業同質競爭是片區組團發展中的潛在風險。部分片區在產業布局上缺乏科學規劃，各村產業定位不清晰，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如某鄉村旅游片區，7個村都發展農家樂和民宿，客源爭奪激烈，最終演變為價格戰，整體效益下滑。產業同質化的根源在于對差異化發展認識不足，片面模仿成功案例，忽視自身特色培育。此外，部分地區急于求成，引入與本地資源稟賦不符的產業，難以形成持續競爭力。

人才支撐不足制約了片區組團發展質量的提升。片區組團發展對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懂現代農業、鄉村旅游、電商物流等專業人才，也需要善于跨村協調、資源整合的管理人才。然而現實情況是：本土人才外流嚴重，留守人員年齡老化、知識結構陳舊；外來人才引進難、留住更難，特別是偏遠地區更是如此。麗水市某片區負責人坦言：“我們最缺的是有市場眼光、懂現代經營的管理人才，現在很多項目因為缺乏人才而難以推進。”人才短缺導致部分片區發展規劃落地困難，經營管理粗放，發展后勁不足。

政策銜接不暢也給片區組團發展帶來了制度性障礙。現行很多政策是按行政區劃設計的，與片區組團發展的跨區域特征不相適應。例如，財政資金使用往往要求精確到村，難以支持跨村項目；用地指標分配以行政村為單位，難以在片區范圍內統籌使用；統計考核也主要針對單個村莊，片區整體發展成效難以體現。這些政策壁壘限制了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削弱了片區組團發展的制度優勢。此外，不同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不足，也導致了項目重復建設或支持空白。

可持續性挑戰是片區組團發展面臨的長遠考驗。部分片區過度依賴政府投入和外部支持，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一些片區缺乏長期發展規劃，存在短期行為；還有的片區過度商業化，失去了鄉村特色和文化底蘊。如何實現經濟收益、生態保護、文化傳承的平衡，如何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村民參與的可持續發展機制，是片區組團發展必須回答的重大課題。

2、優化路徑：面向未來的策略選擇

針對上述挑戰，浙江各地正在積極探索創新性解決方案，這些實踐探索為完善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鑒。基于浙江實踐和鄉村振興規律，未來優化鄉村片區組團發展應從以下六個方面著力：

完善治理架構，降低協調成本。應構建更加權威高效的片區治理體系，提升決策和執行效率。具體措施包括：強化聯合黨組織建設，由鄉鎮干部擔任書記，增強協調權威；設立專職協調機構，配備專職人員，負責日常協調工作；建立數字化協同平臺，提高溝通效率；制定片區運行章程，明確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杭州市某片區創新建立了"線上議事廳"，通過數字化手段大幅提高了協調效率，值得推廣。同時，應加強對村干部的培訓，提高其跨村協作意識和能力，并將片區協作成效納入村干部考核內容，增強協作動力。

創新利益聯結，促進公平共享。應設計更加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確保各村公平受益。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資源資產臺賬，量化各村投入，作為分配依據；設立片區發展基金，提取一定比例收益用于支持弱小村莊發展；推廣“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績效獎勵”的復合分配模式；探索建立跨村補償機制，對生態保護村、糧食生產村等給予合理補償。寧波市某片區建立了“資源價值評估體系”，對各村投入的土地、生態、文化等資源進行科學評估，作為利益分配依據，有效解決了分配不公問題。此外，應增強利益分配的透明度和參與度，建立村民代表參與的分配監督機制。

強化規劃引領，推動差異發展。應加強片區發展規劃的科學性和約束力，引導差異化、特色化發展。重點包括：聘請專業團隊編制規劃，深入分析資源稟賦和市場趨勢；明確各村功能定位和產業方向，避免同質競爭；建立規劃實施評估機制，定期檢查規劃執行情況；保持規劃適度彈性，適應環境變化。溫州市某片區聘請高校團隊編制了產業發展規劃，為每個村確定了特色主導產業，形成了互補發展格局，片區總產值三年翻了一番。規劃編制應充分聽取村民意見，反映村民訴求，提高規劃的可接受性和可執行性。

加強人才培育，增強發展動能。應構建多層次人才支撐體系，破解人才瓶頸。具體策略包括：實施“本土人才”培養計劃，選拔培養一批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建立“返鄉人才”激勵機制，在用地、融資、培訓等方面給予支持；創新“外來人才”共享模式，通過柔性引進、項目合作等方式利用外部智力資源；建設片區人才服務中心，提供全方位服務。紹興市某片區聯合高校建立了鄉村振興實踐基地，每年培訓本土人才200余名，引進創業團隊20余個，為片區發展提供了堅實人才支撐。同時，應改善鄉村人居環境和發展條件，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

推動政策創新，破除制度壁壘。應加大政策創新力度，為片區組團發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主要舉措包括：設立片區組團發展專項資金，支持跨村項目建設；允許用地指標在片區內調劑使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調整統計考核辦法，增設片區發展評價指標；加強部門政策協調，形成支持合力。省級層面可考慮制定鄉村片區組團發展促進。

六、浙江推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的幾點啟示

浙江省通過創新“鄉村片區組團”模式，打破行政村界限，推動資源整合與協同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實踐參考。其核心啟示可總結為以下五點：

1.規劃引領，統籌資源優化配置

浙江以縣域或鎮域為單位編制片區發展規劃，明確功能定位與產業分工，避免同質化競爭。例如，安吉縣“大余村”片區通過統一規劃，整合6個行政村資源，打造全域旅游產業鏈。啟示：需強化頂層設計，通過跨區域規劃實現基礎設施、生態保護等資源的共建共享。

2.產業協同，培育特色集群經濟

片區組團注重差異化發展，形成“一村一品、片區聯動”的產業生態。如淳安縣下姜村聯合周邊村莊發展民宿、農業觀光等互補產業，實現產值倍增。啟示：鄉村振興需跳出單一村莊思維，通過產業鏈延伸和品牌共建提升整體競爭力。

3.黨建引領，創新治理機制

浙江推行“黨建聯建”模式，成立片區聯合黨委，統籌協調土地、資金等要素。義烏市李祖村通過片區黨委整合政策資源，帶動周邊10個村共同富裕。啟示：跨行政協同需突破制度壁壘，建立利益共享與責任共擔機制。

4.數字賦能，提升公共服務效率

依托數字化平臺推動片區治理現代化。例如，德清縣通過“數字鄉村一張圖”實現片區環境監測、物流配送等智慧化管理。啟示：技術賦能可縮小城鄉差距，但需注重普惠性，避免數字鴻溝。

5.生態共保，綠色發展可持續

浙江將生態保護作為片區組團的前提，如千島湖片區通過聯合治水、統一環保標準保護水源地。啟示：鄉村振興需堅持生態優先，通過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實現長效保護。

總而言之，浙江模式的核心在于“協同化、市場化、可持續化”，為全國提供了從“單村突圍”到“片區共贏”的轉型路徑。未來需進一步深化土地、金融等配套改革，推動城鄉融合向更高水平發展。

（作者：張羅平系清華大學副教授、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投資協會新基建投資專業委員會智庫專家；王國燦系中國法學會會員、中國縣域網高級顧問，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生態文明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