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舊中國的惡性通脹一直被定讞為政治潰敗的“并發癥”，并不被視為“獨立的”經濟事件，也便無須做“純粹的”經濟解釋，更談不上運用“西方”貨幣經濟理論闡述，故此，張嘉璈先生的作品《通脹螺旋》在國內不免鮮為人知，引用者更是鳳毛麟角。

“同一著作，兩樣光景”似乎折射出“同一歷史，兩張面孔”。然而，畢竟“……困擾并最終葬送國民政府的通貨膨脹現象背后的基本經濟狀況”，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今日來看，這本書所做的觀察、分析與總結，不僅是權威的經濟文獻，更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照亮了對整個20世紀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的理性認知。深入研讀這部著作，有助于拓寬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研究的國際視野、深度與廣度。更為重要的是，對整體把握與全面認識中國貨幣經濟的淵源助益良多，對認知當下形勢尤顯重要，不可或缺。

▌國際大視角：民國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十年

本書系統性地闡述了1939—1949年中國惡性通脹及其所導致的貨幣失敗與貨幣經濟崩潰的“基本經濟狀況”，實證地分析了政府的反通脹政策。作者坦陳：“……如果不解決第一部分羅列的那些基本問題，通貨膨脹現象就很難遏制。”

概言之，“那些基本問題”亦即“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這無異于宣稱，長達10年的政府反通脹政策，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終不能免于貨幣的失敗與貨幣經濟的崩潰……

19世紀中葉，世界發起了“貨幣大分流”：西方列強及其殖民地都先后確立了金本位制，中國卻致力于建立自身的銀本位制。這實際上是“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貨幣分流。

中國幣制改革的“銀本位”目標，即為在全球金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體制”中造就一個“浮動匯率”之“銀本位制”。銀本位制（即浮動匯率制）十分脆弱，原因在于，全球貨幣體制只能存在一個固定匯率體制，金本位的確立意味著白銀等的“去貨幣化”，淪為價格浮動的國際商品。
中國銀本位的貨幣體系因此是建立在價格浮動基礎上的，將因國際銀價的劇烈波動（特別是銀價走高）而極其脆弱：銀價高企將直接沖擊貨幣基礎，造成白銀外流，導致通貨緊縮。

無論是否建成銀本位制，白銀貨幣經濟的本質沒有變化，其浮動匯率的脆弱性也不會發生改變，政府當局又缺乏抑制白銀外流的管制措施和監管能力，中國的白銀貨幣經濟因此面臨著極為強大的國際銀價（或然性）上漲所帶來的致命“外部沖擊”，這是國際性的“貨幣梗阻”。

為了順應中外貨幣情勢，改變這種被動局面，晚清以降，中國當局皆在謀求幣制改革，并漸趨形成了“先銀本位制，再金匯兌制”的貨幣轉軌漸進主義方略。

1929—1933年的“大蕭條”是人類經濟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史無前例的全球通貨緊縮促發了“顛覆性”的全球貨幣變革，歷史性地將黃金逐出貨幣體系，瓦解了“金本位”，進入管理通貨和外匯管理時代。

作為重大社會經濟歷史事件，大蕭條在經濟上塑造了美國的國民性，而解釋大蕭條時宏觀經濟的“圣杯”，探求大蕭條的貨幣沖擊及其遺產亦應是理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出發點。

從1933年白銀危機到1948年法幣崩潰，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轉型歷時16年，是在最為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和極為惡劣的國際環境中發生、發展的。

以“大歷史”的視角來看，法幣改革及其失敗，無疑是所謂的“紙幣的回歸”。大蕭條破壞性地推高了全球銀價，動搖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基礎，截斷了中國漸進“銀本位”的幣制改革路徑，迫使政府實行激進的貨幣轉型，奉行“紙幣本位”。

本書記錄的中國惡性通脹所導致的貨幣失敗，同樣終結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國民政府贏得了抗戰勝利，輸掉了反通脹之戰，接下來，輸掉了內戰，更徹底地輸掉了貨幣。
法幣改革是一場分水嶺式的貨幣變革，將“（傳統）舊經濟”的總根子（即白銀貨幣體系）拔除了，但在播種“（現代）新經濟”的貨幣種子（即管理通貨體系）方面最終陷于失敗。這一失敗帶來了巨大而持久的社會經濟困難，使得國民經濟最終成為政府計劃和行政管理的對象，從而改變了20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與走向。

從這個角度，本書是整體性認識、理解與把握中國貨幣經濟現代轉軌所不可或缺的經濟和歷史文獻。

▌貨幣與體制：貨幣的失敗導致了政權的興替

如果說1933—1948年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貨幣，此后很快就轉到體制上來了。
20世紀上半葉，西方列強、日本、蘇聯是影響與角逐中國體系的三股外來力量：大蕭條代表著西方世界的經濟沖擊，通過美國購銀政策改變了中國貨幣經濟的歷史命運；日本的侵華戰爭惡化了美元化的中國法幣經濟；蘇聯對紅色中國之革命和建設的支持與援助促使中國計劃體制的興起。

但就根本原因而論，這本書認為，無疑是貨幣的失敗導致了政權的興替。

從貨幣經濟史的視角，考察1933—1948年中國貨幣經濟現代轉型、失敗及其遺產，不難發現，大蕭條的貨幣沖擊直接導致中國貨幣經濟的轉軌、失敗，引發了一系列現代經濟命題，如政府統制經濟、產業組織面臨全面重組、外匯本位無法恢復、國債體系瓦解等。

這最終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和方向，為政府部門全面掌控經濟資源創造了條件，為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歷史契機。
也就是說，正是貨幣經濟轉軌的大失敗，才破壞并瓦解了并不成熟、并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從而使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納入到政府部門的管理之中，并嵌入式地引入了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全面的行政性政府控制。
換言之，正是貨幣經濟轉軌的失敗，才帶來經濟體制的巨大變化。貨幣的“失敗”導致了政府的“成功”：國民政府竭盡全力想要使政府獲取對經濟的主導權甚或支配權，卻戲劇性地在新中國治下實現了。

大體上看，從1948年的貨幣崩潰到1978年的經濟改革與開放，再到1988年的“物價闖關”，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經歷了曲折動蕩的幾十年。可以說，該進程是大蕭條外部沖擊下，一個不斷適變、改革、挫折與再生的進程。

離開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貨幣經濟的被動轉軌與瓦解失敗，過往一個多世紀的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的總脈絡就失去了完整性，在諸如中美貨幣經濟關系、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政府部門的經濟職能角色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經濟議題上，錯失相當的歷史依據。
于此，重讀張嘉璈先生的這部著作，有助于我們把握前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的歷史脈動，深刻理解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命運：緣起、發展、挫折及其市場化的改革與開放。

▌歷史時間軸：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轉軌、失敗與再生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史上，“行鈔”失敗后，貨幣的功能受到極大的抑制，通貨反趨匱乏，于是，大量的實物性“代用券”開始流通起來，紙幣的別稱即為“錢引”。這些紙質的“引”或“券”大量流通起來，往往是“行鈔”失敗后的一大景觀。
1956年，中國大陸全面建立了戶籍制度，這就使得票證可以直達每個家庭乃至個人，1950年后軍政部門等所實施的計劃配給制便有條件適時地全面推廣開來，并成為 1958年新中國運動中動員與支持的體制性力量。不過，時居澳、美的張嘉璈先生已然難以親臨近觀1948年大陸貨幣經濟崩潰后的極度“衰變”與扭曲“反彈”了。

這一重大的體制差異，并沒有引起比較經濟體制學界的關注。這些因素或在事實上導致中國與蘇東間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的重大分殊：中國走漸進改革之路；而蘇東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激進策略，甚或“休克療法”。

誠如諾斯所言，我們的理想是“解釋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和表現”。將中國貨幣經濟的近現代歷史脈動在時間軸上延展開來，不難發現，中國貨幣經濟的現代轉軌、失敗與再生，是“大歷史”嬗變中的貨幣主題所在。
“歷史服務于長跑，有時服務于中跑，但很少服務于短跑。”時隔一甲子，先生手稿之中譯本得以面世 ， 實為“遺珠”重拾、熠熠重光！
值此，吾輩后學如秉巨燭，鑒往知來，幸甚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