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我國古代先秦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為其時諸子所共仰，傳說是春秋時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釋者、傳抄者的集合體)所撰寫，是道家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

《道德經》分上下兩篇，原文上篇《德經》、下篇《道經》，不分章，后改為《道經》在前，《德經》在后，并分為81章。

其書以哲學意義之“道德”為綱宗，論述修身、治國、用兵、養生之道，而多以政治為旨歸，乃所謂“內圣外王”之學，文意深奧，包涵廣博。

歷代帝王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皆御注推廣，道教內外注疏發揮者甚多。

一生嗜書如命的毛澤東，早在青少年時代對《道德經》一書和老子思想即已非常熟悉。

其后，毛澤東對《道德經》這部書深有涉獵，而且引用精當，致成名句。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其中說到要“互通情報，這對于取得共同語言是很重要的”，批評“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所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語出《道德經》第80章，體現的是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后來用來形容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訊。

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在談到面臨的困難和應對的目標時，毛澤東說：“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咱們的目標：熬頭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全國先”。就是說，咱們不打熬頭槍。”

他引用了老子“不敢為全國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棄后取，先退后進，先讓后爭，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

實踐證實，毛澤東的這一戰略計劃是富有遠見的。

1949年8月18日，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悄然離去。

毛澤東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談到：“多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么？”

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于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引語出自《道德經》第74章，原文是：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

毛澤東這里說的“民”是指有志氣、有骨氣、有能力的中國人民，面對美蔣威脅奮起抗爭。也正是這些中國人民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后，直至晚年，毛澤東依舊常讀《道德經》，在發言、談話、文章中每每引用老子名言，并十分重視對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日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談到：“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

老子在兩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并舉出了日本侵占中國最后失敗的例子。

老子這句極富哲理的語言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即有關對立統一和矛盾轉化的問題，這正是毛澤東極其看重的一點。

毛澤東對《道德經》愛不釋手，每到一處必帶《道德經》。

例如，1959年10月23日，出行前他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

在毛澤東宏偉的詩文里以及在他繁忙的日常生活、書信中，常常可以看到他靈活地運用道家語言的例子。

此外，毛澤東對《莊子·逍遺游》的鐘愛，對受道家影響很深的詩人李白、李賀的贊許等，這些都值得我們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