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經驗”不僅是西方市場經濟、法治原則在東南亞的存續，也是東方民本主義、精英主義的全新治理試驗，更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效結合的成功實踐。它不僅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靈感，同時也給區域發展帶來一些啟示

　　新加坡政府在強調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的同時，也將務實外交發揮到極致，始終從他者和全球視角審視自身的外交價值，并按照“對世界有用”的要求，充分發揮自己的地緣、語言和制度能夠聯通東西方等優勢，最大化提升自身的外交價值

　　新加坡作為東西方交匯的一個關鍵節點，可以成為既能對接東方發展需求、又能兼容國際規則體系的“制度性中間層”，從而在東西方的規則差異與大國競合中成為“轉換器”和“緩沖帶”

　　文 | 李淑飛 呂元禮

　　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曾對著地圖指出新加坡“永遠都會存在”的局限和弱點：新加坡那么小，甚至在地圖上找不到。飛機一旦起飛，就進入別國領空。乘客看窗外，會看到馬來西亞的柔佛或印度尼西亞的峇淡，但看不到新加坡。反之，鄰國印尼之大卻讓人吃驚，由東至西等于新加坡到東京的距離！吳作棟的話語意在激發新加坡人的危機感和進取心。

　　無獨有偶，印尼前總統哈比比也曾指著地圖說：印尼有2億1100萬人口，看看這地圖，綠色的地區全是印尼，當中那個“小紅點”是新加坡。哈比比后來表示，“小紅點”的寓意是地小本事大，用來激勵印尼青年向新加坡學習。

　　新加坡人欣然接受了這一稱謂，并為“小紅點”有大影響感到自豪。

游客在新加坡魚尾獅公園游覽（2025 年 3 月 14 日攝） 新華社 / 法新

　　“新加坡經驗”可以攻玉

　　“新加坡經驗”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靈感之一。1974年，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在與印度財團首腦塔塔談話時對“新加坡經驗”的核心要素進行了闡釋：第一，政治穩定，“人民必須嚴格遵守紀律”，官員“必須通過以身作則來執行紀律”；第二，官員廉潔；第三，經濟以獎勵為基礎，“必須讓創造力充實我們的國家，對真正勤奮工作、承擔巨大風險以及能出主意的人們，我們必須提供獎勵”。他說，建立起政治穩定的基礎，獲得了工作高效與廉潔的官員，就可以讓自由企業的力量發揮作用。

　　發揮自由企業的作用，必須對政府及其職能予以正確定位和規范。李光耀告訴塔塔：“我們這些主持新加坡政府的人之所以進入經濟領域，不是為了管理經濟，而是為了使經濟發揮作用。只有在私人部門拿不出預期成果（的領域），就說在建屋領域吧，我們才介入。”

　　李光耀特別重視“自由企業以社會為依歸”——“必須確保市場力量的推動力和沖勁會創造財富，然后把財富以津貼住房、津貼教育、津貼醫療等方式分配給全體窮人”。一位新加坡開國元勛將此形象地比喻為“運用資本主義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目的”。

　　“新加坡經驗”不僅是西方市場經濟、法治原則在東南亞的存續，也是東方民本主義、精英主義的全新治理試驗，某種意義上也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效結合的成功實踐。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靈感，也成為區域發展的一種啟示。鄰近的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紛紛在經濟發展和城市管理方面借鑒“新加坡經驗”，甚至印度、哈薩克斯坦及遠在非洲的盧旺達都積極學習新加坡的治理經驗，這讓它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他山之石。

　　以工業園輸出治理理念

　　新加坡在世界多國創建了合作開發的工業園區，并將其經濟與社會管理“軟件”移植過去，成功后再復制到合作國家的其他地方。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就是成功的典范。

　　園區建設剛起步時，合作雙方曾遇到看似難以彌合的分歧。來自新方的林瑞生發現，當地的親民項目落實很快，親商項目則推進很慢，投資商經營成本增加，園區的整體建設失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新雙方進行了一天一夜的討論，直到凌晨兩點仍未達成共識。中方建議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暫時休會。此后，林瑞生向蘇州方面解釋新加坡的理念，第一，經濟要有競爭力就必須親商，以提供充足資源；第二，國家要有凝聚力就必須親民，增強經濟競爭力是加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建設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必須確保發展能夠持續。

　　為此，雙方同意為蘇州工業園區設立三大發展目標：親商、親民和有步驟地可持續發展。

　　與其他國家聯合建設工業園區，是新加坡輸出治理理念的重要方式。中新蘇州工業園合作項目之后，新加坡又先后與中國在天津生態城、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廣州知識城等國家項目中開展深度合作。新加坡政府和企業也將與中國的成功合作經驗和園區發展理念引入與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等國家的園區合作項目中。通過這些合作項目，新加坡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治理理念輸出到合作項目所在國家和區域，產生了遠超“小紅點”自身實力的廣泛影響。

　　金融中心和總部基地

　　1965年剛剛獨立時，身處地緣要沖的新加坡面臨內憂外患，如何定位和發展是其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1968年，新加坡受到啟發，決定憑借自己的地緣優勢，打造政治經濟優勢，讓新加坡成為位于舊金山和蘇黎世之間的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在舊金山閉市之前接手，自己閉市時再把金融交易活動轉交蘇黎世，從而使得銀行和金融活動實現全天候不間斷地運行。

　　在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新加坡的地位已位居亞洲第一，并成為僅次于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新加坡也是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

　　運營好地緣優勢這個歷史性的啟迪，疊加了新加坡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高水平治理，如高效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法治和治安、長期穩定的政策、花園城市的環境、首屈一指的勞動力隊伍以及積極保護知識產權等，不僅令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還使它成為外國在東南亞投資的總部基地。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相關資料顯示，世界500強企業中有三分之一在新加坡設有區域總部，超過7000家跨國公司選擇在新加坡設立運營機構。例如，歐洲企業將46%的東南亞總部設在新加坡，微軟、谷歌、通用汽車、勞斯萊斯、美光等全球巨頭或半導體新興產業龍頭企業也紛紛將區域總部或數據中心、研發中心設在新加坡。中國和東南亞的龍頭企業如騰訊、字節跳動、金蝶、希音、Grab、Sea等也將其區域總部或總部設于新加坡，顯示出這個“小紅點”的強大吸引力。

　　對世界有用

　　有人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表述為“不選邊、不出頭、凡事保持中立、尋求平衡”。保持中立固然能像瑞士、瑞典等遵循中立原則的國家一樣在一定時期盡可能地保全自身，但在現實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的國際關系體系下，中立原則帶來的安全是有限度的，更難以在國際關系體系中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事實上，新加坡奉行的是原則外交和務實外交，這是新加坡作為一個東西方交匯的“小紅點”能夠發揮出外交大能量及全球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加坡現任總理黃循財說：“新加坡不選邊，選原則。”他所說的原則，首先是國家利益原則——“我們不親美，也不親中，我們親新加坡”。其次是占據價值制高點，新加坡愿意在國際舞臺上仗義執言，既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也是為了占據道德制高點。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兼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明確地說：“新加坡外交政策以原則為重，而非以尋求平衡為重。”在大國間尋求對沖和平衡，猶如懸空走鋼絲，新加坡領導人深諳其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試圖將結盟式的“朋友外交”轉向更具確定性的“原則外交”，并在堅持踐行的同時向各國清楚闡明自己的這一外交原則。

　　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嘗試通過自身的外交實踐，對全球盛行的現實主義導向下的“利益外交”原則進行修正并以此實現自身增值。新加坡政府在強調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的同時，也將務實外交發揮到極致，始終從他者和全球視角審視自身的外交價值，并按照“對世界有用”的要求，充分發揮自己的地緣、語言和制度能夠聯通東西方等優勢，最大化提升自身的外交價值。這也是新加坡能夠成為東西方經濟交流的渠道和平臺、令東西方都重視的重要原因。

　　“制度接口”的轉譯功能

　　新加坡作為東盟航運中心、產業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對于深化區域融合乃至全球合作具有獨特作用。新加坡在全球物流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航空運輸、海洋運輸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對于保障全球供應鏈的安全和效率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全球貿易和技術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新加坡的產業科技中心功能，對于構建安全、高效、可持續的全球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體系也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合作方面，新加坡作為東盟國家的金融中心，可以推動更大范圍內的金融創新、融資和投資便利化。

　　新加坡作為全球少有的同時深度融入東西方體系的國家，有如“雙面繡”一般，一面勾勒西方規則，一面織就東方智慧。新加坡作為東西方交匯的一個關鍵節點，可以成為既能對接東方發展需求、又能兼容國際規則體系的“制度性中間層”，從而在東西方的規則差異與大國競合中成為“轉換器”和“緩沖帶”。“制度性中間層”注重“制度接口”的轉譯功能，新加坡等發起《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就是發揮“制度接口”功能的具體體現。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大灣區-東盟研究中心。本文是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和廣東省決策咨詢研究基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