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四川南姜縣的山村里春寒料峭。

徐蘭芝站在自家小院門口，目光越過蜿蜒的山路，望著遠方。

她手里緊緊攥著一張皺巴巴的紙，那是兒子姜遠即將去當兵的通知書……

“娘，你真要去北京找我爹？”

姜遠從屋里走出來，臉上滿是擔憂。

十八歲的他個頭已經高出母親半頭，眉眼間隱隱有父親的影子。

徐蘭芝轉過身，伸手輕輕撫過兒子的臉頰，眼神堅定：“你馬上要去當兵了，我怎么著也得讓你爹知道這個消息。”

姜遠低下頭，嘴唇緊緊抿著：“要是他想知道，這十五年怎么會一點消息都沒有。”

徐蘭芝嘆了口氣，沒再多說只是小心翼翼地把通知書折好，塞進貼身口袋。

在她心里，這一趟說什么都得去。

院子外，隔壁張嬸挑著水路過，看到徐蘭芝的行李停下腳步：“蘭芝，你還真要去北京啊？那么遠的路，你一個人咋去？”

徐蘭芝點點頭：“火車能一直通到北京，咬咬牙也能到。”

張嬸放下水桶，在圍裙上擦了擦手：“都十五年了，那些知青回城后，有幾個還記著鄉下的事？當年村里二丫頭不就被哄騙了，人家在城里早有老婆孩子。”

徐蘭芝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堅定：“曙光不是那種人。”

張嬸見她主意已定，也不再勸，只是叮囑：“路上多留點神，把錢看好，城里人精明得很。”

晚上，母子倆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收拾行李。

徐蘭芝從箱底翻出一塊藍色的確良布料，這是十五年前姜曙光離開時留下的，她一直舍不得用。

“你說，你爹現在會變成啥樣？”她輕聲問，眼睛盯著泛黃的合影。

照片里年輕的姜曙光戴著黑框眼鏡文質彬彬，站在她和三歲的姜遠中間，笑得格外燦爛。

姜遠看著照片，一時不知道說什么。

在他的記憶里，父親只是個模糊的概念，一個總聽人提起卻從未真正見過的人。

“不管變成啥樣，總能認出來。”姜遠開口，聲音里帶著一絲苦澀。

徐蘭芝仔細疊好布料放進包袱，又數了數攢了兩個月的錢——六十七塊八毛，這是賣了家里兩只羊換來的。

不知道這趟要花多少天，但這些錢應該能撐下來。

“明早天一亮就走，趕頭班班車去縣城。家里的事你別操心，過兩天你三叔會來照應。”徐蘭芝說。

姜遠看著母親忙碌的身影，心里一陣發酸。

從小他就知道，家里所有的活計都是母親一個人扛，種地、織布、喂牲口，沒有一樣落下。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撐起這個家，為了他和那個不知去向的父親。

“娘，要不別去了吧，這些年不也這么過來了？”姜遠忍不住說。

徐蘭芝停下手里的活，目光溫柔地看著兒子。

“你小時候總問我，你爹為啥不回家。我總說他工作忙，忙完就回來。現在你要去當兵了，我怎么也得讓他知道，他兒子長大了，要去為國家出力了。”

姜遠眼眶紅了，他明白母親心里那份一直放不下的念想。

天還沒亮公雞剛打鳴，母子倆就起床了。

徐蘭芝簡單收拾了一下，背上包袱，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看這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

“走吧。”她低聲說。

姜遠背起行李，和母親一起往村口走去。

清晨的薄霧里，母子倆的身影越走越遠。

從村子到縣城，要先走十幾里山路，再坐鄉間小巴。

一路上兩人都沒怎么說話，徐蘭芝時不時停下來歇口氣，姜遠就默默接過她的行李背著。

到了縣城汽車站，徐蘭芝去買去成都的車票，姜遠在旁邊的小攤買了兩個包子。

“這兩天雨下得多，盤山路不好走，坐車的時候多留點神。”

姜遠把熱乎乎的包子遞給母親，眼神里滿是擔心。

徐蘭芝點點頭，小口咬著包子。

已經好久沒吃過縣城的包子了，肉餡的香味混著柔軟的面皮，讓她想起以前趕集的日子。

“到了成都，先找個招待所住下，問清楚路再去火車站。”姜遠一邊叮囑，一邊在口袋里摸索著什么。

“知道了，我又不是沒去過成都。”徐蘭芝嘴上這么說，心里卻暖烘烘的，兒子真的長大了，會照顧人了。

正說著廣播里通知班車要開了。徐蘭芝站起來，拍了拍衣服上的灰，提起行李。

“娘，這個你拿著。”這時姜遠把一個小布包塞進她手里。

徐蘭芝打開一看，里面是四十多塊錢，疊得整整齊齊的。

“這是你攢的錢？你不是說要買新軍裝嗎？”徐蘭芝驚訝地問。

姜遠搖搖頭：“以后再說吧。你拿著，別委屈自己。”

徐蘭芝想把錢還回去，可汽車已經按響了喇叭。

她只好收下，眼睛酸酸的，卻強忍著沒讓眼淚掉下來。

“我一定把你爹找回來。”徐蘭芝認真地說，聲音有些發顫。

汽車緩緩開動，徐蘭芝透過車窗，看著站在站臺上的兒子。

姜遠的身影在晨光里顯得格外挺拔，直到再也看不見。

這一刻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不管多難都要找到姜曙光，為了自己也為了兒子。

從四川到北京，路途遙遠。

在成都轉乘火車后，徐蘭芝在硬座上熬過了兩天兩夜，終于到了北京。

下了火車，站在北京站廣場上，徐蘭芝一下子慌了神。

眼前全是沒見過的景象：又高又大的樓房，來來往往的人群，還有不停按喇叭的汽車。

她緊緊抓著行李，生怕弄丟了什么。

口袋里裝著姜曙光十五年前留下的地址：北京機械廠。

“同志，請問北京機械廠咋走？”徐蘭芝鼓起勇氣，向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打聽。

工作人員看了看她手里歪歪扭扭寫著地址的紙條，熱心地說：“你先坐公交車到永安路，再轉16路，在機械廠那站下。”

雖然有人指路，但徐蘭芝還是走了不少冤枉路。

第一次坐公交車，她不知道該從哪邊上車也不懂怎么投幣。

好在一路上遇到不少熱心人，有人教她怎么坐車，有人幫她指路。

傍晚的時候，徐蘭芝終于到了北京機械廠門口。

廠門口站著兩個保安，看起來很威嚴，她硬著頭皮走過去。

“同志，我找姜曙光。”徐蘭芝盡量把普通話說得清楚些。

保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你有通行證嗎？”

徐蘭芝搖搖頭，從口袋里掏出地址：“我是他媳婦，從四川來找他的。”

保安皺起眉頭：“姜曙光？這名字有點耳熟。老李，廠里有叫姜曙光的人嗎？”

另一個年紀大些的保安走過來，看了看地址：“姜曙光啊，我記得這個人。不過，這地址是老廠區的，我們廠五年前就搬到這兒了。”

徐蘭芝心里一涼：“那老廠區在哪？”

老李嘆了口氣：“老廠區早拆了，現在蓋成商業大樓了。”

看著徐蘭芝失望的樣子，老李有些不忍心。

“這樣吧，你明早再來，我幫你問問人事科的老馬，他在廠里干了三十多年，老員工的情況他應該清楚。”

徐蘭芝連忙道謝，轉身離開機械廠。

這時她才發現，自己還沒地方住。

天已經黑了，她一個人站在陌生的城市街頭，心里又慌又怕，不知道該往哪去。

就在這時，一位掃地的老大娘注意到了她。

“閨女，你是外地來的吧？看你背著包袱，是不是沒地方住？”老大娘問。

徐蘭芝點點頭，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了自己的情況。

老大娘說自己是附近小旅社的清潔工：“我們那兒有便宜的床位，要不我帶你去看看？”

徐蘭芝跟著老大娘到了一家小旅社。

房間里擺著幾張上下鋪，已經住了七八個人，都是來北京辦事或打工的外地人。

床位不貴，一晚兩塊錢。

雖然屋子簡陋，但好歹有個落腳的地方。

徐蘭芝付了錢，在靠墻的下鋪安頓下來。

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徐蘭芝怎么也睡不著。

北京的夜晚比她想象中喧鬧得多，外面車聲、人聲一直沒停。

她閉上眼睛，姜曙光的樣子在腦海里越來越清晰，那個十五年前離開村子的年輕人，高高瘦瘦戴著黑框眼鏡，笑起來特別好看。

“曙光，我來找你了，你到底在哪兒呢？”徐蘭芝在心里輕聲念叨著，眼淚慢慢流了下來，打濕了枕頭。

天還沒大亮，徐蘭芝就輕手輕腳起了床。

公用洗臉盆結著薄冰，她哈著氣把毛巾在冷水里涮了涮，擦臉時忍不住打了個哆嗦。

梳頭發時特意把那根紅塑料繩換成了黑色皮筋，又從包袱最底下翻出疊得板正的藍的確良上衣——這是結婚時置的衣裳，布料已經洗得發白，領口卻還硬挺。

她對著墻上的小鏡子把衣角撫平，心里想著要是真見著曙光可不能讓他覺著自己過得邋遢。

機械廠門口，值早班的老李老遠就瞧見她，沖她招了招手：“妹子，來這么早！我跟老馬說了你的事，他在辦公樓等著呢。”

穿過堆滿零件的車間，徐蘭芝跟著老李進了間貼著“人事科”牌子的屋子。

屋里煤爐燒得正旺，嗆人的煙味混著紙張霉味，墻角摞著半人高的檔案袋。

頭發花白的老馬戴著老花鏡，正低頭翻著一本油印冊子。

“老馬，這就是昨天我說的那位。”老李指了指徐蘭芝。

老馬摘下眼鏡，上下打量她：“你和姜曙光，到底啥關系？”

“我是他媳婦，從四川南姜來的。”徐蘭芝攥著衣角，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印。

老馬的鋼筆“啪嗒”掉在桌上，他伸手扶了扶眼鏡，喉結動了動：“姜曙光啊，七四年從你們那兒上調的知青，當時在廠里搞技術革新......”

“他現在在哪兒？”徐蘭芝往前邁了半步，腳指頭在布鞋里蜷縮起來。

老馬從抽屜里抽出張泛黃的登記表，用鉛筆尖點著日期：“七六年調走的，說是調到機關單位，具體哪個部門......”

他突然合上本子，“廠里調走的人多，檔案也不全。”

徐蘭芝的心沉下去半截，又趕緊問：“那我能去市里找找嗎？”

老馬撓了撓后腦勺：“政府機關不是菜市場，沒介紹信進不去。不過我們孫副書記和市里熟，我幫你問問？”

接下來的五天，徐蘭芝像掐著點的鐘擺，每天早上七點準時出現在機械廠門口。

旅社同屋的女工看她天天往廠里跑，好奇地問：“大姐，你親戚在這兒當領導？”

“找孩子他爹。”徐蘭芝低頭補襪子，針腳歪歪扭扭，“十五年沒見了。”

女工咂著嘴：“喲，那得多大官啊？”

徐蘭芝沒接話，把兒子的通知書摸出來又疊好。

信紙邊角磨得起了毛，每道折痕都刻著這些年的盼頭。

晚上趴在床邊寫信時，她把“可能是當官”的話劃掉，改成“你爹在市里做事，一切都好”。

第六天清晨，老馬站在廠門口等她，手里捏著張皺巴巴的紙條：“打聽到了，姜曙光在市政府，具體干啥不知道。”

他把紙條塞給徐蘭芝，欲言又止，“這是接待處林秋月的電話，你......去問問吧。”

“到底咋回事？”徐蘭芝攥住紙條，指甲把紙角都揉爛了。

老馬背過身去，聲音悶悶的：“去了就知道，保重身體。”

市政府大樓的臺階比村里曬谷場還寬，徐蘭芝數到第十七級時，被兩個穿制服的警衛攔住。

她摸出紙條的手直發抖，上面“林秋月”三個字被汗浸得發皺。

“同志，我找林秋月同志。”她說話時不敢看警衛胸前的銅紐扣。

傳達室的電話響了兩聲，一位燙著卷發的中年女人快步走出來。

林秋月接過紙條，眉頭猛地皺起：“你真是姜曙光家屬？”

徐蘭芝慌忙從包袱里翻出鐵盒，里面壓著褪色的全家福和皺巴巴的信。

照片里的姜曙光穿著藍布衫，笑得露出虎牙，懷里抱著三歲的姜遠。

信紙邊角被她摩挲得發亮，末尾那句“等安定下來就接你們”，字跡已經暈染成一片灰。

林秋月盯著照片看了好一會兒，把相框邊角的折痕都摸了又摸：“你先在這等等，我得上去跟領導匯報一聲。”

她轉身時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響，徐蘭芝望著她的背影心里直撲騰。

日頭從東轉到西，徐蘭芝在傳達室的長條凳上坐得屁股發麻。

她數著墻上掛鐘的秒針，數到第三千多下時，林秋月終于回來了，臉上帶著笑可那笑沒到眼底：“跟我走吧，有人想見你。”

穿過三道走廊，推開一扇寫著“婦女聯合會”的木門。

屋里擺著兩張辦公桌，鐵皮暖壺正冒熱氣，一位戴眼鏡的女同志起身倒茶：“我是市婦聯的李梅，聽說你從四川來？”

徐蘭芝把路上準備了千百遍的話又說了一遍，末了掏出兒子的入伍通知書。

“孩子他爹還不知道，我就想著當面跟他說。”

李梅接過通知書時，手指在“姜曙光”三個字上頓了頓，隨后把紙折好放在桌上：“招待所離這不遠，先去住下，我們幫你打聽。”

“那啥時候能見著人？”徐蘭芝追問。

李梅低頭整理袖口，說：“他現在工作忙，得安排時間。”

招待所的硬板床比旅社的軟乎，搪瓷缸里泡著胖大海，床頭柜上還放著袋茯苓餅。

送飯的大姐總說“首長吩咐照顧好您”，可徐蘭芝越被照顧心里越沒底。

她掰著指頭數日子，第七天傍晚李梅終于來了，卻說：“姜同志臨時調去外地，得一陣子才能回。”

“那我先回去？”徐蘭芝攥著包袱帶問。

李梅按住她肩膀：“都等這么久了，再留幾天？說不定明天就回來了。”

當晚徐蘭芝睡不著，披著外套在院子里溜達。

掃地的張大姐看見她，用掃帚戳戳地：“妹子，在這住好些天了？”

兩人一聊徐蘭芝把來龍去脈說了，張大姐聽到“姜曙光”三個字，掃帚“當啷”掉在地上：“你說的可是......”

話沒說完李梅突然從拐角沖出來，氣喘吁吁：“有消息了！明天去鴻賓樓，他在那等你。”

鴻賓樓的紅地毯踩上去軟乎乎的，徐蘭芝跟著服務員進了包間。

她坐在八仙桌前，數著桌布上的暗紋，等得脖子都酸了。

窗外的日頭從頭頂挪到西邊，突然聽見外頭汽車喇叭響。

她貼著窗戶看，三輛軍綠色吉普停在門口，穿軍裝的人簇擁著位高個子首長往里走。

正看著，李梅慌慌張張跑進來：“對不住，他臨時有任務，來不了了。”

徐蘭芝喉嚨發緊，強撐著說：“沒事，我能等。”

李梅搓著手，提議：“要不先去逛逛天安門？等他忙完......”

跟著服務員走到飯店門口，正巧碰見那群軍官。

服務員小聲提醒：“這是軍區首長，咱們等等。”

徐蘭芝低頭盯著自己的布鞋，突然聽見“嘩啦”一聲——旁邊跑堂的端著茶盤撞在軍官身上，茶水潑了大半。

“對不住對不住！”跑堂的臉色煞白。

軍官撣了撣衣襟，余光瞥見徐蘭芝蹲在地上撿碎瓷片。

他開口聲音很沉：“同志，來北京辦事？”

徐蘭芝起身，口音帶著川味：“找我男人，他以前在機械廠，叫姜曙光。”

這話一出口，空氣像是突然凍住了。

軍官的臉“唰”地沒了血色，他盯著徐蘭芝，喉結動了好幾下，突然轉頭沖身后的人說：“你們先回。”

等其他人走遠，他從內袋掏出張燙金名片，聲音發顫：“我是軍區副司令王明，明天九點，來這找我。姜曙光的事，我一定給你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