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新聞中心合作推出的“同觀·德國”專欄的第71篇。新政府就位之際，德國是否能一改朔爾茨政府頻頻“隱身”的做派，重返歐洲舞臺，擔負起領導者的角色？

當地時間5月6日上午，德國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在聯邦議會第一輪投票中獲得310票（距離當選相差6票），未能順利當選總理。經過緊急磋商，默茨在6日下午的聯邦議會第二輪投票中獲得325票，得以當選德國新任總理。隨后，新一屆聯邦政府在聯邦議院宣誓就職。當下，德國和歐盟面臨著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特朗普2.0時期的跨大西洋外交、延宕日久的俄烏沖突以及進展緩慢的歐盟安全與防務自主，皆是擺在歐洲領導人面前的棘手難題。

德國是歐盟的核心國家之一，但此前朔爾茨政府在諸多歐盟外交安全政策問題上并未扮演領導角色，歐盟政界熱切期待新總理默茨帶領德國在歐洲舞臺發揮引領性作用，以推動歐盟更有力地應對多重危機。外界關注的問題是：默茨能否帶領德國在歐盟外交安全政策領域重新擔負起領導角色？在德國同其他歐盟大國的政策協調、歐盟內部的權力博弈以及解決德國國內的軍事、外交問題等方面，默茨又將有何作為？

默茨有心，法國和波蘭有意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俄烏沖突的責任歸咎于烏克蘭之后，默茨在2月20日黑森州達姆施塔特的集會上“唱衰”跨大西洋關系：“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的變化，舊有的確定性不復存在。”在歐美關系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新形勢下，“德國必須（在歐洲）發揮主導作用”，默茨要求“德國必須承擔起這個重大責任”，并承諾將“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維護歐盟內部團結”。

法國總統馬克龍一直熱切期盼德國新總理走馬上任，他與德國前總理朔爾茨既往的合作遠遠談不上融洽，甚至有評論認為，德法引擎已在朔爾茨任內“熄火”。德國聯邦選舉結束后的第三天，馬克龍旋即邀請默茨前往愛麗舍宮共進晚餐，兩人就重啟法德引擎并在多領域振興歐盟的問題上相談甚歡。波蘭總理圖斯克亦對德國的新總理表示歡迎，他希望同屬歐洲右翼陣營的默茨帶領德國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法波政府首腦皆深知，如果沒有德國加入歐洲的領導層，任何歐洲防務領域的安全戰略都將難以落地。

由此可見，默茨領導的德國新政府擁有領導歐洲的強烈意愿，而法國、波蘭等東西歐大國則對德國在朔爾茨時代頻頻“隱身”之后再次走向前臺表露出強烈的期待與支持。從領導意愿及領導需求的角度觀察，德國作為領導者重回歐洲舞臺的起始條件已經達成。

默茨將如何從馮德萊恩那里分權？

一方面，默茨意圖通過各類小多邊機制加強德國同歐盟內大國的政策協調與共同行動。雖然默茨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跨大西洋主義者”，但特朗普已然將默茨推向了他的歐洲盟友：西歐的法國與東歐的波蘭。默茨認為，歐洲不應依賴美國來保障其安全，有必要建立“獨立的歐洲防御能力”以取代“目前形式的北約”，而他與歐洲大國領導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可以提供強大助力。

首先，默茨急于重啟“法德軸心”，真心實意地開始積極呼應馬克龍數年以來高呼卻屢屢在德國碰壁的歐洲“戰略自主”，甚至提出德國需要與法國討論實現核共享的可能性。此外，默茨意圖再塑“魏瑪三角”，他深知波蘭對于歐洲走向“戰略自主”是不可或缺的國家，并將圖斯克視為構建歐洲安全秩序的重要盟友。

另一方面，默茨試圖帶領德國調整歐盟內部的權力分配并尋求在其中獲取更多權力資源。有著“烏爾蘇拉女王”外號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利用歐洲各大國政府留下的權力真空在歐洲政界呼風喚雨，默茨此前已經數次批評歐委會的權力過大并更傾向于通過政府間協商處理歐盟核心事務，其上臺后或將向歐委會這一超國家機構要求分權以加強德國對歐盟的領導。

默茨可能通過另一個歐盟權力機構——歐洲理事會加強德國的影響力，目前有利的形勢是默茨所屬的歐洲人民黨已經在27個歐盟成員國中的14個國家作為主要執政黨上臺執政（編注：歐洲人民黨是歐洲議會第一大黨團，包含了歐洲眾多主要中間偏右政黨，如德國基民盟/基社盟、奧地利人民黨、愛爾蘭統一黨、西班牙人民黨、波蘭公民綱領等），如此默茨更易于憑借相近的黨派背景和政策立場獲得其他歐盟國家的支持，以增加其與馮德萊恩展開對立性談判時的政治籌碼。當然，默茨并不會因為馮德萊恩出自默克爾的派系就與之展開歐盟內部權力的零和博弈，他仍將試圖達成德國與歐盟委員會之間的共識以發揮歐盟的外交影響力。

默茨需要提高硬實力并掌握“外交話筒”

德國要想在歐盟外交安全政策中爭取領導權，軍事資源無疑是決定話語權的核心因素之一。默茨意圖快速且大幅度提高財政資金供給以提升德國的軍事硬實力：他將趕在德國聯邦議會實現議席重新分配之前，促成聯盟黨、社民黨與綠黨共同通過《基本法》修正案為國防開支“松綁”，允許聯邦政府在國防領域的支出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時，通過舉債籌集資金，不計入《基本法》規定的債務限制。這招財政領域的“先手棋”為默茨今后大力斥資加強戰備以提升德國軍事硬實力掃清了德國政府長期以來面臨的資金障礙。

但必須注意的是，在短時間內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兵員、裝備（例如中程導彈武器系統）與核力量等短板和缺失難以簡單“用錢擺平”。以德國軍隊缺兵少將的問題為例，根據德國聯邦議院國防事務專員伊娃·霍格爾（Eva Hoegl）提交的《2024年度國防報告》（Wehrbericht 2024）顯示，去年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總兵力不增反降（數量下降近1000人），距離20.3萬兵員的既定目標更加遙遠。加之黑紅聯盟（聯盟黨-社民黨）政府并未在《聯合執政協議》中提出要實行義務兵制，短期內德國軍隊的缺員問題尚無希望得以解決。

此外，默茨想要帶領德國在歐盟“說了算”，還需解決德國政界對歐“用一個聲音”說話的問題。朔爾茨政府時期就有歐洲外交人士抱怨德國的外交政策既出自總理府又出自外交部，而默茨則試圖獨掌權柄，真正全面掌握德國對歐外交的決策權，避免歐洲盟友從柏林得到相互矛盾的回復。默茨在新內閣的人事安排上頗花了一番心思，近六十年來，基民盟總理的內閣中首次出現一位來自同一黨派的外交部長。相較于社民黨前總理朔爾茨同綠黨前外長貝爾伯克在德國對歐政策問題上“搶話筒”，黑紅聯盟中新任外交部長瓦德富爾作為默茨的忠實追隨者，其對總理的政策方針和外交實踐的支持應會明顯增強。

“強勢型領導者”還是“協調型領導者”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默茨會以何種行事風格帶領德國在歐盟謀求領導地位。

一般來說，默茨的個人風格比較直接，妥協色彩較弱，故而可能帶領德國以“強勢型領導者”的形象重返歐洲舞臺。但從德國的整個組閣談判進程來觀察，默茨已經向社民黨乃至綠黨做出了一些重大妥協，甚至已經有聯盟黨內部分青年黨員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由此或可推斷的是，默茨在國內外政治談判中的妥協意愿及協調技巧很可能比外界預期的要強，加之德國軍事硬實力（兵員、裝備及核力量等）的短板難以在短期內補齊，默茨可能會在歐盟外交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更傾向于和盟友達成妥協而非強勢要求盟友接受德國方案。

展望未來，默茨大概率會帶領德國重返歐盟外交安全政策的領導層，但德國或將更多地充當歐盟內部“協調型領導者”的重要角色。

（張楊，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