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阿磊，媽媽的短信你看了嗎？”許婷聲音發顫，手指緊握手機。

“看了，她說別找她和老杜。”許磊皺眉打開母親房門，只見衣柜大敞，少了一半衣物。

“你說他們會去哪？”許婷蹲在老舊出租車旁，指尖撫過車牌“京B·D3742”上的劃痕。

“不知道，但我在車里找到這個。”許磊手中捏著一張泛黃的醫院收據，患者名赫然寫著“杜小磊”。

“什么意思？我從沒見過這張收據。”許婷接過收據，上面的日期顯示1998年，那一年她才八歲。

“我也不明白，但我想我們得找到真相了。”許磊看向窗外，仿佛能看到那個背影消失在雨夜的馬路盡頭。

1

我叫許磊，今年三十五歲，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北京人。

2023年秋天的一個周三，我接到了人生中最莫名其妙的短信。

“照顧好妹妹，別找我們。”短短十個字，發信人是我母親。

我立刻回撥電話，提示音告訴我對方已關機。

妹妹許婷的電話隨即打來，聲音里帶著驚慌：“哥，媽媽和老杜都不見了！”

我驅車回到北京郊區的老房子，發現門后鉤子上掛著那輛破舊出租車的鑰匙。

鑰匙鏈上是一個褪色的向日葵，那是妹妹十五年前的手工課作品。

我和妹妹站在院子里，看著那輛停在車庫的出租車，北京初秋的風卷起幾片落葉。

“他們沒帶行李箱，衣柜里少了一半衣服。”許婷抹了把眼淚，在我面前她還是那個愛哭的小妹妹。

我拿起鑰匙，打開了這輛見證了我們成長的出租車。

車里有股淡淡的檳榔味，混合著一絲消毒水的氣息。

副駕駛手套箱敞開著，里面整齊地放著行駛證和最新的保險單。

椅背上的套子已經磨得發白，但那個向日葵的刺繡依然清晰可見。

許婷打開手套箱深處，摸出一疊發黃的紙片。

“這是什么？”她遞給我幾張九十年代的收據，還有幾張照片。

照片上是十歲左右的我，躺在醫院病床上，身邊站著一個面容憔悴的男人。

“這是北京兒童醫院的住院費收據，病人名是'杜小磊'。”我盯著那個陌生的名字，喃喃自語。

我從不知道我曾經用過繼父的姓氏。

車后座的夾縫中，我們發現了更多的紙片——醫藥費收據、化驗單、CT檢查報告。

“哥，你小時候生過大病嗎？”許婷翻看著那些醫療文件，眉頭緊鎖。

我搖搖頭，記憶里只有零星的白色病房和刺鼻的消毒水味。

許婷突然從座椅下摸出一本泛黃的病歷本，上面赫然寫著“杜志軍”三個字。

“這是老杜的？”我翻開那本病歷，時間回到了1995年。

“塵肺三期？”許婷指著診斷結果，聲音顫抖。

我們面面相覷，印象中那個沉默的男人從未提過自己生病。

2

車鑰匙底部有一個小小的抽屜，里面藏著一把公寓鑰匙。

鑰匙上貼著一個褪色的標簽：“紫竹院23號樓”。

我和許婷驅車前往那個陌生的地址，發現是一棟老舊的居民樓。

樓道里彌漫著一股潮濕的霉味，電梯故障，我們爬上六樓。

門鎖轉動，灰塵在陽光下飛舞，一間被歲月封存的小屋展現在我們面前。

墻上掛著一張1993年的全家福，那是母親和杜志軍的婚禮照片。

照片里，五歲的我站在母親身邊，臉上沒有笑容；三歲的許婷被杜志軍抱在懷里，好奇地看著鏡頭。

“這應該是他們最初的家。”許婷輕聲說，手指撫過相框上的灰塵。

書桌抽屜里放著一疊存折和房產證，最上面是一份打印的體檢報告。

“1993年，杜志軍，28歲，身體健康。”我念出報告上的字樣。

下面的抽屜鎖著，我們找了半天才在花瓶底下發現了鑰匙。

抽屜里是一本相冊，記錄著那段我們幾乎遺忘的歲月。

第一頁是杜志軍站在殯儀館門口的照片，黑白色調，眼神空洞。

照片背面用鋼筆寫著：“父親走了，28歲，獨自一人。”

下一頁是母親和杜志軍的相親照，兩人坐在茶館，中間隔著一張桌子。

“這里寫著：'許慧芳，26歲，帶兩個孩子，丈夫車禍去世兩年。'”許婷念出照片背后的文字。

相冊中間夾著一張房產證復印件，是我們現在住的那套房子。

“首付20萬，1993年的20萬啊。”我感嘆道，那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許婷翻到最后一頁，是一張1994年的春游照片。

“我不記得這一天了。”我輕聲說，那時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

許婷輕輕合上相冊，指著墻上一個褪色的獎狀：“北京市模范出租車司機，杜志軍，1997年。”

3

我們回到現在的家，那輛出租車依然靜靜地停在車庫里。

廚房冰箱上貼著母親離開前的紙條：“我欠老杜的，還清了。”

許婷打開電視，新聞正在播報一則老年人走失的消息。

“最近全國多地出現老年人集體失蹤案例，引發社會關注……”

我關掉電視，在杜志軍的臥室里繼續尋找線索。

床頭柜里放著一盒藥，標簽顯示是治療塵肺的特效藥。

藥盒旁邊是一本記賬本，記錄著三十年來每一筆收入和支出。

“1996年5月15日，跑車收入83元，給小磊買藥25元，給婷婷買鞋18元。”

“1998年9月3日，跑車收入112元，小磊住院押金800元，向老王借600元。”

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地記錄著這個家庭的點滴開銷。

我翻到1997年那一頁，找到了那張兒童醫院的收據對應的記錄。

“1997年8月12日，暴雨，小磊高燒40度，醫院掛號費5元，急診費25元，藥費108元，出租車半路拋錨，步行到醫院。”

記憶如潮水般涌來，那個雨夜，我確實記得自己被人背著奔跑在雨中。

“我一直以為那個人是媽媽。”我喃喃自語，心頭泛起一絲苦澀。

許婷拿起床頭的相框，那是我們的小學畢業照，杜志軍站在最后一排，默默注視著前排的我們。

“他從來不參加我們的家長會。”許婷說，眼圈微紅。

“不，他來了，只是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我忽然記起那個經常出現在窗外的模糊身影。

記賬本的最后一頁停在2023年9月15日，也就是他們失蹤的前一天。

“2023年9月15日，最后一天跑車，收入320元，給小磊的孩子買金鎖一個，2800元。”

我的兒子剛滿月，杜志軍送了一把金鎖給他，我還嫌他鋪張浪費。

“他那天看起來很疲憊，我還以為他只是普通的感冒。”許婷翻看著最近的病歷記錄。

我打開床底的箱子，發現一摞我從未見過的文件和一封密封的信。信封上寫著：“若我離開，請交給許磊和許婷”。

我的手在顫抖，這封信會揭露什么秘密？母親和杜志軍為何同時消失？那個“杜小磊”又是誰？所有謎團似乎都將揭曉，但我卻突然害怕面對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