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894年8月，吳石出生于福建省閩縣（1913年改為閩侯縣)螺洲鎮吳厝村（今福州倉山區螺洲鎮吳厝村）。閩侯人文薈萃，人才輩出，革命風氣濃郁。

吳石幼年就讀于新式的開智小學，少有才名。此時很多福建仁人志士追隨孫中山先生，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覺民、方聲洞等19位福建英烈。吳石幼小的心靈，由此萌發了效法先烈、投筆從戎、救民眾于水火的報國之志。

1、軍事理論家的水準

1911年，剛剛17歲的吳石，就與少年好友吳仲禧一道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投身辛亥革命，隨后進入武昌預備軍官學校學習。1915年夏，吳石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與白崇禧、張治中、何鍵、吳仲禧等為同期同學。吳石學業出類拔萃，在第三期800名畢業生中，成績名列第一，被稱為“保定軍校狀元”。

1929年，吳石以福建省軍事廳參謀處處長的身份，東渡日本留學，先后就讀于日本炮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1934年，吳石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

回國后，吳石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任職，專門負責對日研究及收集日方情報。1936年，吳石晉升為國民黨軍少將。1934年秋至1937年夏，吳石還兼任陸軍大學教官，講授戰術課程。除精深授課，他還將更多心思花費在研究學問上，潛心梳理多年來學習研究心得，撰寫了10多部軍事理論專著，這奠定了他在軍界中軍事理論專家的地位。

其中，《兵學辭典粹編》在極短時間內發行三版，被軍界視為最優良的軍學參考，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等國民黨要員紛紛為該書題詞，一時盛況空前，洛陽紙貴。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吳石的門生。

抗戰初期，蘇聯派出軍事顧問團協助中國軍隊作戰。吳石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二廳一處處長，負責對日作戰研究。蘇軍顧問對吳石料事如神的判斷能力相當欽佩，日本對蘇發動諾門坎戰役時，吳石提供的研究成果對蘇方粉碎日軍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幾乎每周都召見吳石，詳細咨詢敵情。

武漢會戰后，吳石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調任桂林行營參謀處處長。1939年底，昆侖關大戰時，吳石負責擬定對日作戰計劃。他大量收集情報，詳盡偵察，快速制定了縝密的作戰計劃。

昆侖關戰役沉重打擊了日軍王牌第五師團，喜訊傳出，舉國歡騰，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一戰成名，吳石也因之名聲大噪。然而，由于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吳石沒有什么深厚背景，加之蔣介石偏聽偏信，吳石一直未被提拔重用。

2、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經白崇禧介紹，吳石調任第四戰區參謀長，在此任上長達五年。吳石為人正直、淡泊名利，在戰爭環境下與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其得力助手。吳石的同窗好友吳仲禧正好也在第四戰區擔任軍法執行總監。此時，吳仲禧已是中共秘密黨員，他有意識地對吳石開展影響爭取工作。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吳仲禧與吳石進行了深入交流，吳石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深表同情，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深表不滿。吳石對抗戰形勢非常熟悉，深知團結抗戰非常重要，曾表示“再要反共只有亡國”。

1944年，日軍大舉進攻豫湘桂，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吳石一再電請國民黨中央調兵支援，但國民黨中央軍與粵系、桂系軍隊歷來不和，為了北扼共產黨，南滅異己，竟然不發一兵一卒，且下達的軍令還與戰區時常出現矛盾，令部隊無所適從，最終吳石所部遭到大潰敗。

桂柳戰役時，在前方辛苦籌劃的吳石對“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局面痛心疾首，而蔣介石偏重嫡系、排擠雜牌的行徑更令他深感不平。這時天氣極冷，老百姓拖兒帶女在桂黔公路上顛沛流離，上有敵機轟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難民死在逃難途中。吳石的一個兒子也在這次逃難中不幸身亡。吳石憤而辭去了第四戰區參謀長之職。

1945年春，經好友、國民黨軍政部次長林蔚推薦，吳石赴重慶出任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主任參事。雖為高級幕僚，但吳石卻是在軍政部處理一應繁雜事務，特別是日本戰敗投降后，為處理受降的紛繁復雜事務，他更是殫精竭慮、通宵達旦地工作。

1945年底，吳石在上海成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成員。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前身之一，1945年10月成立于重慶。

1946年春夏之交，吳石調任國民黨國防部史料局（1948年5月改為史政局)局長，來到了南京。

吳石調任國民黨國防部史料局局長期間，經常在南京住所收聽新華社廣播，還讓已經上大學的三兒子吳韶成幫忙記錄。吳韶成回憶說，國防部分給吳石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鳳家，但吳石對自己的“親共”行為并不刻意掩飾。

1947年初，吳石在上海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與吳石的牽線人是其摯友何遂。此時，何遂擔任國民黨立法院軍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他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但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十分特殊的關系。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何遂對國民黨完全失望，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帶來未來和希望。何遂在愛國、抗日、反蔣問題上的立場與吳石十分一致，他與吳石的交流也沒有絲毫隱瞞，因而對吳石的影響是最直接的。

何遂把吳石的政治情緒及思想動態向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統戰軍運工作的張執一作了介紹，張執一隨后向上海局主要負責人進行了匯報。中共中央上海局非常重視何遂介紹的吳石情況，通過何遂試探吳石是否愿意見面，吳石很爽快地答應了。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和張執一與引薦人何遂及何康（何遂之子，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農業部長)在后來改為上海錦江飯店的華懋公寓會見了吳石。

這一年吳石53歲，這是吳石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參加中共隱蔽戰線工作的開始。會面后，中共黨組織指示何康與吳石保持單線聯系，秘密聯絡地點為上海愚園路儉德坊2號何遂住所。

通過接觸，吳石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日益加深，主動提出向中共方面提供急需而重要的國民黨軍事情報。

此外，吳石還是中共隱蔽戰線吳克堅系統的重要情報關系。

此時，吳克堅是中共代表團（對內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負責國統區黨的地下工作，即原中共中央南方局)情報組組長。中共代表團是1946年5月從重慶隨國民政府遷到南京的，周恩來任團長（中共中央南京局書記）。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共代表團一直堅持到1947年3月，才撤離南京返回延安。吳克堅留在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情報工作，他通過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吳仲禧的介紹，已對吳石有了較多了解。吳石也很早就覺察到吳仲禧為中共方面從事秘密工作，但他從不探問，后來則主動配合，為吳仲禧提供支持和幫助。

3、淮海戰役的關鍵情報

194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指示時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吳仲禧，要他設法到國民黨國防部任職，以便更好地開展情報工作。吳仲禧找到吳石訴苦說，軍事參議院有名無實，自己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請吳石幫忙設法在國防部謀個職位。吳石雖無實權，但學生多、人脈廣，不久就幫助吳仲禧在國防部監察局謀到一個中將監察的職務。吳仲禧就任后，就有機會到各地巡視國民黨部隊，為收集情報創造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決戰的關鍵時期，吳石不經意間幫助中共地下黨組織走活了吳仲禧這枚安插在國民黨軍內部的“冷棋子”，尤其是為淮海戰役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吳石是軍事戰略專家，又身居要職，判斷情報價值駕輕就熟，獲取情報相對容易，他提供的情報價值非常高，其貢獻難以用語言和數字表達。

經吳石主動介紹，吳仲禧認識了國民黨“華中剿匪總司令部”情報科科長胡宗憲。胡宗憲是吳石的學生，對吳石很尊敬，每次從武漢到南京都來探望老師。當胡宗憲聽吳石介紹說吳仲禧是其至交，便以長輩稱呼吳仲禧。

此時，吳仲禧住在吳石家里，一次胡宗憲又來吳石家中拜訪，正好吳石外出不在家，吳仲禧就與他一起聊天。當吳仲禧問到胡宗憲時下的工作時，胡宗憲報告說每周都要整編各部隊報來的材料，制作“敵我雙方兵力位置圖”，送給“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和吳石參考，并主動表示也可送一份給吳仲禧。

吳仲禧就同他約定了聯系方法，果然每周都有“戰報”寄來，這些材料既有國民黨軍隊的部署位置，又有對人民解放軍兵力部署的判斷，情報價值極高。

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以監察工作需要為由巡視“徐州剿匪總司令部”。行前，吳仲禧在南京見到吳石，吳石寫了一封親筆信給他的學生、“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拜托李樹正對吳仲禧多加關照、給予方便。

吳仲禧到徐州后，正好“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副總司令杜聿明都到前線檢查部署于是李樹正出來接待吳仲禧。李樹正看到吳石給他的親筆信，對吳仲禧格外客氣，陪他一起到總部機要室察看作戰地圖。

吳仲禧見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詳細標明了國共雙方部隊的駐地、番號、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整條戰線的軍事部署標注得清清楚楚，便暗中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

為把情報盡快送出，巡視中途，吳仲禧托病回南京就醫。吳仲禧離開徐州后，便立即趕到上海向潘漢年匯報了他在“徐州剿總”獲得的國民黨軍事部署情況。吳仲禧后來回憶說：“這次任務的完成，如果沒有吳石的有力幫助，沒有李樹正按照吳石的囑托作了種種關照，是不可能這樣順利的。”

在解放戰爭期間，按照中共黨組織指示，吳石利用職務之便進行軍事核心機密收集與傳遞，參與掩護中共地下黨員、發展組織骨干、策反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士等大量工作。出于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期待，吳石不懼身處險境，以其獨特的身份為掩護，給人民解放軍軍事和情報部門提供了大量情報，給奄奄一息的蔣家王朝以致命一擊。

吳仲禧曾回憶說：

“對他（吳石）在解放戰爭期間通過幾條渠道為我黨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1947年至1948年間解放戰爭形勢逐步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吳石知道我正在進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動為我提供條件，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4、解放戰爭后期的巨大貢獻

1949年初開始，為傳遞情報，吳石經常坐火車往返南京與上海之間，有時親自到摯友何遂上海愚園路儉德坊住所送情報，有時將情報親手包好，寫明“何遂收”，派其副官聶曦轉送。

何康回憶說：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吳石親自到儉德坊，把一組絕密情報親手交給我，其中有一張圖比較大，是國民黨軍隊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我當時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驚的是，圖上標明的部隊番號竟細致到團。我知道這組情報的分量之重，迅速交給了張執一。關于這組情報，渡江戰役時擔任第三野戰軍參謀長的張震將軍，曾兩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軍地干部集會見面時，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黨的同志，高興地對我說：‘渡江戰役前，我們收到了上海地下黨送來的情報，了解了國民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況，這對渡江作戰很有幫助。另一次是我擔任農業部部長以后見面時，他再次講了類似的話，并提到準確的情報對確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參考作用的。”

1949年2月，吳石被委任為國民黨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在此任上，吳石配合中共福建情報組織，為福建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年春，黨的情報部門派謝筱迺找到吳仲禧，請他幫助與即將赴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的吳石建立聯系。吳仲禧便約吳石在其廣州家中徹夜暢談。

吳石到福州就任后不久，就與謝筱迺取得了聯系，提供了不少重要軍事情報，得到中共中央和第三野戰軍的高度重視。

1949年5月，吳石親自找到何遂，將包著重要情報的包裹交給了他。這組情報包括：國民黨在江南地區的兵力部署圖、國民黨在江南地區軍隊的編制、人數及裝備情況，以及國民黨總兵力統計和總后勤統計資料等，且都是鉛印的機密情報。

6月下旬，吳石又輾轉從福州經廣州轉赴香港與吳仲禧會面，此時他已獲悉自己即將到臺灣任職，要在赴臺前確定一個可信賴的與中共地下黨組織聯系的渠道。

他還帶來兩份極為重要的機密文件：一份是國民黨軍隊在川滇湘粵閩的兵力配置，一份是國民黨軍隊在西北各地的番號、駐地、兵力、裝備、部署等。吳仲禧迅速將這批情報交給了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吳仲禧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吳石)告訴我，福建‘綏靖公署’使命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要到臺灣去任職。我曾請他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并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為加強情報聯系，吳石在香港除與吳仲禧會面，還與中共中央華東局駐香港負責與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聯絡的萬景光見了面，確定了吳石赴臺后的工作任務安排。萬景光向吳石表示，臺灣是國民黨退守的最后據點，希望他為“解放戰爭的最后一仗”作出自己的貢獻。

離開祖國大陸赴臺灣前，吳石還巧妙設計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留下了一批極有價值的秘密檔案。1948年秋，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計劃將國防部史政局保存的一批軍事機要絕密檔案直接撤運臺北。

吳石想盡辦法將這批檔案留在祖國大陸，他向陳誠提出“暫移福州，進則返京（南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的建議，被陳誠采納。12月下旬，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資料由南京運往福州。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揮戈南下福建，已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電促吳石將這批檔案速運島內，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由，僅以百余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權充絕密檔案，列為第一批，派人先運往臺灣。

6月上旬，吳石密令親信副官聶曦和隨從參謀王強將余下的298箱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于福州倉前山麥園路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并向好友、民主人士、研究院院長黃覺民作了交代，要他妥為保管。8月14日，吳石接到總統府侍從室發來要其赴臺的電報。

15日上午，吳石密召隨從參謀王強到福州住所，向他作了簡要而嚴肅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飛臺北，這里的事情就交給你了，你要盡到軍人天職，人在檔案在，下一步怎么辦，想必你自己懂得，為萬無一失，可征求黃院長和劉通先生（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意見而行。”

1949年8月14日的電報，是總統府侍從室主任林蔚奉蔣介石手諭發來的，命令吳石即日攜家眷赴臺。考慮再三，為了獲得蔣介石的信任，吳石毅然決定將大兒子吳韶成和大女兒王蘭成留在祖國大陸，攜妻子王碧奎和年齡尚小的一對兒女前往臺灣。

1949年8月16日，吳石乘機離開福州飛赴臺灣。8月1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福州，王強即把這批檔案移交給第十兵團司令部。如今，廈門大學圖書館成為這批“末次資料”的最后歸宿。

1984年，這批檔案資料被專家鑒定為“孤本珍貴文獻”。

5、在臺灣最后的日子

到臺灣后，吳石以“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身份，進入國民黨軍事機構最高決策層。而此時，中共中央正在緊鑼密鼓部署解放臺灣，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軍要跨海作戰，來自臺灣的準確情報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此時的吳石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他雖然已對人民解放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到了臺灣，因海峽阻隔，他與中共黨組織的直接聯系基本上中斷了，他也可以完全切斷這種聯系。如果他選擇繼續為中國共產黨工作，就必須在組織上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那無疑要冒極大的危險。

而吳石作出了選擇：主動與中國共產黨聯系，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統一而奮斗。

在臺灣，經過吳石的精心運作，秘密情報工作進展很快，他多次派人向在香港的中共情報機構報送重要情報。但這種情報傳遞極易被察覺，隨時都有暴露的危險。

為確保吳石這條重要情報線的暢通和安全，中共中央華東局曾考慮派何康擔任交通員赴臺，但上海解放后何康身份已公開，遂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朱楓赴臺與吳石聯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楓抵達臺灣。在臺灣，吳石與朱楓多次秘密會面，有關國民黨軍事機關及部隊主官名冊、國民黨東南區域駐軍番號和人員概數，以及飛機、大炮、坦克數量等人民解放軍急需掌握的重要情況，均通過朱楓傳回祖國大陸，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蔣介石集團面對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臺灣的態勢，加強了臺灣的軍事防務，強力督導國民黨特務機構加緊對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進行滲透破壞，臺灣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1950年1月29日，國民黨特務逮捕了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盡管蔡孝乾沒有與吳石直接接觸過，特務們還是在他的記事本上發現了“吳次長”三個字。而在此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姓吳的副部長不多，身居高位的吳石一時還沒有徹底暴露。然而，朱楓還沒有離開臺灣。

萬分緊急之下，吳石安排老部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聶曦幫助朱楓搭乘國民黨軍機飛赴舟山。吳石這一舉動無疑冒著巨大風險，很可能因之而暴露，但他寄望于朱楓能順利離臺。然而不幸的是，已飛往舟山的朱楓雖然離祖國大陸咫尺之遙，仍沒能逃出國民黨特務的魔掌。

1950年3月1日晚，吳石在臺北家中被捕。國民黨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親自主審。在國民黨保密局監獄三個月10天的日子里，吳石遭受百般酷刑，導致一只眼睛失明，但始終堅貞不屈。吳石心里知道，他幾乎沒有希望走出深牢大獄，斷斷續續在一本畫冊背面寫下了遺書。

在遺書中，吳石回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回顧了自己和妻子、兒女的情感歷程。他寫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簡樸，唯一的資產就是書籍。希望諸好友能為他設立小規模圖書館，以作紀念，讓他愛書與好讀之美習傳諸后人；并反復叮嚀兒女知自立，與人為善，謹守清廉儉樸家風…

1950年6月10日，一個陰霾滿天的日子。下午四時，國民黨特別軍事法庭進行秘密審判，吳石等四名“要犯”匆匆過堂，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

吳石從容走下刑車，臨刑前留下絕筆：

“天意茫茫未可窺，遙遙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時針指向下午4時30分，國民黨憲兵隊長一聲令下，槍聲齊響，吳石在臺北馬場町英勇就義。吳石以自己對黨的赤誠之心，堅守了革命氣節。

黨和國家始終沒有忘記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吳石。吳石遇害后，雖然出于保密需要沒有公開宣傳報道，但在黨組織的關懷照顧下，吳石留在祖國大陸的子女走上了父親所向往的、所引導的光明之路。1973年11月15日，吳石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75年2月6日，吳石家屬收到了《因戰因公犧牲人員家屬紀念證》。

1994年，吳石的子女將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遺骸捧回祖國大陸，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碑文由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親自審定，吳石生前秘書鄭葆生題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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