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傍晚，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印尼政府官員和記者聚集于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機場，等待著“克什米爾公主號”降落，因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很可能就在這架飛機上。

1955年2月，印度尼西亞報紙發表了一連串消息，揭露在印尼的蔣特分子正忙于同受到美國援助的印尼武裝匪徒取得聯系，準備制造針對中國代表團的恐怖行動。得到消息后，印尼和中方都進一步采取措施，加強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總理的安全保衛工作。

就在各方全力以赴為代表團安全做著準備之時，緬甸總理吳努向周恩來總理發出臨時邀請，希望周恩來能夠在參加亞非會議之前，先到仰光開一個小規模的會議，時間定在4月14日至16日。

于是，中國代表團重新調整了安排，兵分兩路前往萬隆。

一路由周恩來、陳毅率代表團主要成員先去昆明，從昆明乘飛機前往仰光，再由仰光飛往雅加達。因為時間緊迫，代表團決定另外包租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號”客機執行這次飛行任務。另一路，代表團其他成員和記者團按照原計劃，4月11日由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為中國代表團出席這次會議做準備。

4月7日，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成員乘坐中國民航伊爾-14飛機離開北京，前往昆明。幾乎同一時間，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石志昂、外交部新聞司干部李肇基等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沈建圖、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杜宏、新華社記者兼《光明日報》記者李平、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攝影師郝鳳格，以及外國記者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工作人員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準備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會合，一同前往印度尼西亞。

就在中國代表團成員到達香港的當天晚上，中國外交部辦公廳獲悉，國民黨特務有可能破壞中國代表團乘坐的飛機，并備有定時炸彈。

收到消息，身處昆明的周恩來總理緊急指示，把情報火速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中國代表團，要求他們立即向港英當局提出交涉，并請港英當局務必保證我有關人員的安全。

4月11日凌晨和上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兩次約見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分公司經理，向他通報情況。經理表示，他一定會采取安全措施，不讓任何外人接近飛機，就連從香港供應食品、加油以及押運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負責。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如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機場工作人員按照作業流程有條不紊地工作著，沒有發生任何異常。“克什米爾公主號”按照預定時間，12時15分從香港機場起飛。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

4月11日晚，外交部報告周恩來總理，據外電報道，在南中國海上空曾有大的爆炸，不知道是不是與“克什米爾公主號”有關。不久，外交部再次打來電話報告，“克什米爾公主號”突然失去聯系，情況不明。當晚，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得到了確切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在起飛6個多小時后爆炸墜毀。

黃華

時任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

在昆明聽到我們同志遇難的消息，大家非常震驚，非常憤怒！周總理在沉痛悼念這些同志之后，給代表團同志講話說，外交斗爭像武裝斗爭一樣，也是有危險的，也會有犧牲的。

突如其來的災難，給還未召開的萬隆會議蒙上了一層陰影。

為了保證周恩來總理和代表團人員安全，黨中央提高了安全保衛等級。可即使如此，還是有同志建議，是不是可以換其他領導參會？

代表團成員和云南的領導同志都勸周恩來總理不要去萬隆，而周總理說道：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強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么了不起。

4月10日，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就曾寫信給周總理，叮囑他要加倍小心謹慎。

4月12日凌晨，又工作了一夜的周恩來總理想起妻子的掛念，拿起筆給鄧穎超回了一封家書。

超：你的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見。

周恩來總理深知此次會議的重要。就在各方猜測中國代表團還會不會出現在萬隆之時，中國政府向亞非會議秘書處表示：中國代表團一定會按時出席會議，而代表團的規格不變，團長依舊是周恩來總理。

1955年4月16日凌晨，北京時間2時40分，周恩來總理率領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號”。

來源：CCTV國家記憶微信公眾號

編輯：孫哲